师徒相聚，头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个洞窟参拜，以便对研究所的家底心中有数。他们首先参观了第254号洞窟。臣大的北魏早期壁画《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赫然出现在艺术家们的面前。这是《大藏经》中的一个故事：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大车国。国王有三个太子，大的叫摩诃波罗，二的叫摩诃提婆，最小的叫摩诃萨垂。有一天，三位王子外出游玩，来到一座陡峭的高山上。这时，山谷中有7只出生不久的小虎，围着一只饿得奄奄一息的母虎，嗷嗷待哺。8条生命即将在世上消失，使萨垂那太子极为伤感。“我应该救活它们，它们应该享受生命的快乐。”他在心里默念着，“我要像一条大船那样，从大海中把落水者救起来，使他们渡向安全的彼岸。”于是下定决心舍身饲虎。他支走了两个哥哥，默默地祈祷上天让母虎延续生命，然后刺破血管，从崖顶纵身跳到虎旁。顿时，大地为之震动，太阳为之无光。狂风怒吼，海浪翻滚，一个鲜血染红的悲壮场面出现在天地之间……
粗野狂放的画风，深刻含蓄的寓意，使常书鸿和他的弟子们久久不能自已。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常书鸿凝视着1500年前的画面，若有所思地说，“于院长一再叮嘱：到了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这幅壁画。现在看来，于院长这话是用心良苦，别有深意的。是啊，对于研究所的每位同仁来说，只有抱定舍身饲虎的决心，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弟子们动容地点了点头。
在参观中，艺术家们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原以为全是佛教艺术的敦煌壁画，竟然夹杂着大量的社会生活画面。数百个洞窟将古代中华民族的各种生活情景都形象地纪录下来了。特别像行船、走马、耕种、收割、狩猎、百戏等劳动人民的生活，表现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请看这些纤夫广常书鸿指着第323窟的《鹿王本生故事》说，“弯腰驼背，肩负重荷，用力拉纤的形象是多么生动！通过这幅作品，唐代劳动人民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情景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所谓大唐盛世，底层小民的日子并不轻松啊。”
“还有这幅挤奶的作品，”潘絜兹接上说，“何其生动乃尔！大家看，一个被牵着的赭色小牛，百般挣扎着向母牛冲去，冲力之大，几乎使牧童牵制不住。而被挤奶的母牛则半张开了嘴，向小牛发出无可奈何的呼叫。特别是远处奔驰的那只野牛，形象之生动，笔力之磅礴，完全具有顾恺之‘大势奔腾’的气魄。”
“再看这幅《旅途休息》。”陈芝秀也兴奋地插了进来，“两条西部汉子在马背上度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在戈壁滩上打尖小息。两匹卸去了缰鞍的马儿在地上轻松地打滚，扬起缕缕尘埃，而疲倦的旅人则靠着随身携带的行李，在沙地上和衣而卧。从这幅传神写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1300多年前西北乡民的生活。”
常书鸿感叹道：“来敦煌这些日子，我老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外的某些敦煌学家一直认为敦煌艺术不是正统的中国民族传统，而是外来艺术。然而通过我们对400多个洞窟的实地观察，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个融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于一体的稀世遗存，正是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一脉相承的民族艺术传统的杰作。它系统而完整地填补了晋魏以后、明代以前这一段时期散失了的历史名画真迹，堪称我闰中世纪的美术珍宝馆。由于它的存在，我们可以上接汉代出土墓室的壁画，下连永乐宫、法海寺等地的明清绘画，一直和近代衔接起来。这样，通过敦煌这串灿烂的艺术明珠，就连成了一部完整的以绘画为主的中国美术史。”
“先生说得极是。”董希文的眼里闪着熠熠的亮光，接过常书鸿的话头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台山图》。这幅超大型的壁画，画的完全是中原的生活。气魄超群的无名阃师，将五台山一带500里内的山川、城池、桥梁、道路、寺庙融于一图。那些割草的、赶车的、磨面的、开店的，全都是栩栩如生的中原百姓。如果不是中国的画家，能创作出如此完美的中华艺术吗？”
“莫不是洋人有特异功能，从大西洋边吹一口臊气，就吹成了敦煌壁画？”不知是淮说了一句调皮话，惹得大家都笑了。
这时千佛洞下已是桃红柳绿，春光盎然。一群群商贩，一队队香客，以及牛羊骡马大小车辆，络绎而来——盛大的四月八庙会开始了。按照往年的习惯，香客们将牲口拴在白杨树上，羊群赶进青草园里，自己则找个好点的洞子住下。常书鸿不让他们住，他们就问常书鸿：“我们的庙，我们为啥住不得？”研究所长正告说：“莫高窟已经收归国有了，你们知道吗？”“那我们就开店钱。这总行了吧？”香客们说着就去掏口袋。常书鸿哭笑不得。于是下决心修筑一堵长达两公里的髙大围墙，将千佛洞彻底保护起来。否则，一场庙会下来，树皮被牲口哨光了，洞子被人们熏黑了，无异于遭受一场劫难。
他把这个计划向敦煌县长说了，希望得到县政府的支持。不料这位“父母”官尚未听完就笑出了眼泪。
“我的所长先生！”县太爷擤着鼻涕，头摇得拨浪鼓儿似的，“你的洋墨水喝得太多了。这里不是你们浙江，也不是我们湖北。这里是中国有名的鸣沙山，这里全是沙、沙、沙！你要筑墙，有土吗？没有土，别说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来了，也无计可施呀！”“再见！”常书鸿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明白，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情，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大大小小的官僚身上，那就意味着离傻瓜不远了。还是那句话：自己救自己。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如醍醐灌顶似的恍然大悟。那天，他带着芝秀和沙娜在热闹的庙会上闲逛，无意间看见两家饭馆用沙土筑起了一堵小小的围墙。他连忙去向饭馆老扳请教。老板笑笑说：“倒也没有什么诀窍。还不就是当地的沙子。”
“噢？”常书鸿一愣。因为他已经和所里的同人尝试着打过一次围墙了，结果根本凝固不住。上午筑的墙，中午就倒了。
“关键是要加点水。”老板说，“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和沙土搅和在一起，夯实了，完全可以作墙。”
“嘘——”常书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老板见画家高兴得眉飞色舞的样子，补充说：“这是逼出来的。每年四月八来千佛洞开饭馆，总得打个灶呀，围个墙呀什么的，慢慢地也就摸索出来了。”
常书鸿当场为老板画了一幅肖像，恭恭敬敬地送给他：“好兄弟，你可是帮了研究所的大忙啊！”
老板喜滋滋地接过画像，胸脯拍得梆梆响：“所长先生，打围墙时有什么困难，给兄弟吭一声！”
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筑围墙，憨厚的山民们背着炒面，扛着铁锨，从四乡八岔跑来帮忙。山民们热热乎乎地说：“这下，看他洋鬼子还怎么进洞偷佛爷？”全所同仁和山民们起早贪黑，挖沙浇水，光着脊梁干了50多天，筑起一道髙2米、长2000米的结实坚固的围墙，将被向达誉为“弟视云岗，儿蓄龙门”的492个石窟连同上寺、中寺、下寺三座庙观严严实实地保护了起来。正是这座黄沙修筑的“长城”，堵住了流沙的侵袭，堵住了羊群的践踏，也堵住了外国的、中国的、明的、暗的、大的、小的各式强盗！60多年了，常书鸿和他的许多弟子已经离开人世，这座饱经沧桑的围墙却依然挺立在莫高窟的身旁！
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大家就开始着手业务活动了。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从兰州带来的那点纸很快就用完了，而由于交通闭塞，在敦煌很难买到临摹效果比较理想的四川夹江纸。艺术家们只好就地取材，收集了许多教煊莫离窟之九层楼，质地较好的窗户纸，自己来裱褙。颜料需要量很大，靠兰州带来的那点，简直是杯水车薪。于是他们想起了古代艺人用的颜料，就自己动手试验。艺术家们找来许多红泥，用水漂净，再加胶汁，就成了红色颜料。依此类推，黄泥巴做成广黄颜料，黑泥巴做成了黑颜料。经常是这样：当艺术家们在洞子里临摹了一天，回到住处吃过晚饭以后，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每人手里端个大泥碗，拿根小棍儿一边天南海北地侃着，一边搅动小棍儿。上下五千年侃完了，那碗里的颜料也就碾成了。
最头痛的是临蓽一些巨型壁画，特别是髙达五六米的洞顶画面，简直无从着手。因为洞子幽暗、深邃，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炼狱。天阴的时候，连自己伸出的手掌都看不清楚，何谈原原本本、一笔不错地临躲？聪明的艺术家们发明了一种“蜈蚣梯”一在一根两丈多长的圆木上，钻上距离相等的岡孔，插人一根根木桩，便成了一条百脚蜈蚣。临摹时，常书鸿喊着号子，董希文一帮年轻人一齐用力，将蜈蚣梯竖起来。李浴、乌密风、潘絜兹便上到梯子的顶端，将画板、画架、颜色箱、水瓶、水罐，一一用绳子吊上去，然后手里掌一支蜡烛，摩顶放踵，俯仰伸屈，一站便是半天。满身的汗水和沙子粘到一起，发出臭烘烘的味儿。
至于到悬崖绝壁去考察栈道塌毁的洞窟，那就更加困难了。有一次，常书鸿和董希文、潘絜兹架起蜈蚣梯，手脚并用，攀登到大佛殿9层楼南侧的196号石窟。此窟孤悬在离地40多米的岩壁上，十分危险。考察结束后，发现梯子不知什么时候倒下去了。师徒三人被困在绝壁危岩上。随行的工人窦占彪看了看周围的地形，沉稳地说：“大家都别慌。如今只有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险是险些，好在路不长。我先爬给你们看。”说着便弯腰弓身，像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了上去。常书鸿自恃胆大，试着往前跨了几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一蹬便会踩出一个窝窝，作为支点，下一步再跨出去。谁知那是砾石，十分坚硬光滑，一脚下去，就像踩在大理石上一样，“哧溜——”一声。常书鸿急忙扒住陆坡，才未滑下崖壁。而手中的调査纪录则已飘飘荡荡地落到崖底。大家吓出了一身冷汗。
窦占彪见这些念起洋文来就像竹筒倒豆子的博士先生们并非爬山高手，便喝了一声：“站住！都给我站住！”说着一溜烟跑了。
好大工夫，他气喘吁吁地拿来一捆绳子，站在山顶上，将三位后来给中国画坛增添了无限风光的才子吊上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