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底，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政治空气有了松动。李正宇被调到大队医疗站去当赤脚医生。这是他用黑色的汗水换来的。在打麦场上，他一次可以扛两麻袋玉米。拉满载重物的架子车，他可以顶得了一头牛。出色的劳动表现感动了淳朴的农村干部，他们也不管他的头上是否还戴着“帽子”，就让他去当医生了。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李正宇有文化，不等于他就会看病。然而憨厚的农民不管这些，他们觉得一个堂堂的大学毕业生，应该会看病。李正宇也就不好辜负乡亲们的一片心意，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为了掌握针灸的要领，他将自己身上的所有穴位都扎遍了。慢慢地李正宇居然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郎中。人才难得。1974年，李正宇这个“人才”又被公社相中。公社直属的小学要办中学班（即所谓戴帽子中学），到处物色人才，几经筛选，李正宇被破格任用为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不过身份还是农民，只是每月给10元钱的补贴。后来，一个难得的机会从天而降：县上要招考一批民办老师，考取后每月有40元的上资。李正宇便急急地报了名。正好他的儿子李树辉高中毕业后在家劳动（当时七大学的都是丁农兵学员，压根没有他的份沁也一并报了名。考试那天，父子同堂坐在县一中的教室里答卷。其时李正宇已经四十七八，是快要知天命的人了。50年代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我国著名编辑家何启治、王朝垠的同班同学，如今却为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和18岁的儿子在一起考试！
父子二人同登榜首。李正宇被调到县一中去教书，每月40元的工资，身份依然是农民。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很满意。因为这所学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图书馆，更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做学问的条件好多了。于是他便继续敦煌学的研究。当然，和在生产队的时候一样，这些研究依然是随心所欲，零零星星的。然而正是这许多零星的涉猎，为他后来系统的敦煌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发现，在敦煌遗书里有着许多宝贵的教育史料。关于古代学校的类别、件质、培养目标以及教材等，都有极其生动的资料。一位唐代学童在书本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谁人读咱书，奉上百疋罗；来人读不得，回头便唱歌。
另一位顽皮的儿章在别的学生的本子上写到：
今曰书他纸，他来定是嗔；我今归舍去，将作是何人。
天真活泼之态，跃然纸上。
而那时的老师又是如何鼓励和表扬学生的呢？请看唐代的一则写在作业本上的教师评语：“渐有少悟，亦合甄赏。”这是距今12年前的批语，分寸感极强，非常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比我们现代有些教师对学生的捧杀或者棒杀要强多了。
他还发现，早在晚唐时期，我国就有了最初的剧本。而在此之前，一般都以为剧本是从元杂剧开始的。敦煌遗书中有一篇被李正宇定名为《释迦因缘剧本》的作品，就是以戏剧的形式，表现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降生、结婚、出家以及成道的过程，连说带唱带跳，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歌舞剧。这个剧本的发现，把我闰剧本创作的历史大大地提前了。而诸宫调的艺术形式，根据历史记载是北宋末期的开封艺人孔三传创立的。可是在敦煌遗书中，却发现了唐朝天宝年间的诸宫调——连说带表演的说唱艺术。比历史记载提前了三个半世纪。
1979年，在“四人帮”被粉碎一：年之后，李正宇才被落实了政策，他从此成了国家的正式职工。新疆大学要调他，米泉县不放。县领导说：你们早干什么去了？960万平方公里没有他立足之地的时候，是我们米泉收留了他；“阶级斗争”喊得震天响的时候，是我们硬着头皮让他当了中学教师。李正宇是米泉人！米泉的中学生考大学，还要靠他培养哩。而李正宇的心却不在米泉。他的心早巳飞到了敦煌——因为他的事业在那里。1981年《光明日报》刊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招聘研究人员的启事。李正宇立即写信应征，并寄去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敦煌文物研究所很快发出了商调函。但米泉县把商调函压了。李正宇去找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李老师！您让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每年的高考上不去，我如何向群众交代？我过去曾是您的学生，您就帮学生一把吧！等把高考促上去了，您到哪儿去都行，全县人民欢送您。”李正宇说：“我已经是50岁的人了，再也耽误不起了。再说，米泉县的高考也不能靠我一人呀！”县委书记说：“您打我骂我都行，就是放您不行。”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拿着当时教育部长蒋南翔的批示来到米泉县，李正宇的调动问题才箅解决了。
李正宇到了敦煌，犹如唐玄奘到了印度。从此他便一头扎进敦煌遗书的海洋中，奋臂遨游，挥洒自如，独出心裁，花样翻新，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一匹黑马。过去我们总认为标点符号是从欧洲传来的。李正宇经过研究，发现我国早在5世纪的敦煌写本中就已经出现了多种标点符号。而丙方标点符号的产生，则最早不超过11世纪。也就是说，标点符号这种无声的语言，中国比欧洲要早出现6个世纪。他将从西凉到北宋的写本中出现的标点符号，概括为17种类型：句号，顿号，重文号，逬略号，倒乙号，废读号，敬空号，篇名号，章节号，层次号，标题号，界隔号，绝止号，勘验号，勾销号，图解号。每一种标点符号都有详细的分析说明和大逮具体的实例，令人诚服，为我闰语言学的研究注人了新的血液。
还有一个很小的例子：过去我们都知道横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钱玄同提倡实行的，它的历史不过七八十年。李正宇在唐代的卷子中发现了大量横写的佛经，这就把汉字横写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他的视角是那样独特，观点又是那样新颖仅从我们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里，就给中国文化史提供了许多大家不知道的新东西。
刚到敦煌不久，李正宇去长沙参加学术会议。主持会议的湖卤省文化厅长易允武，正是李正宇在武汉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会议结束后，易允武请他到家里吃饭，并谈起了自己正在筹划的一件事情：准备办一所文化艺术大学，地址就在风景秀丽的湘江岸边，届时请老同学前来任教并主持文学系的工作。说完笑吟吟地望着李正宇：“怎么样，老同学？在西北吃了那么多年苦，该落叶归根，回到南方了。”
李正宇笑道：“西北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风沙，干燥，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易允武望着苍老黑瘦的李正宇，不由叹了一口气。1986年后，李正宇先生进行了一项特别有意义的研究。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为了这项研究，50多岁的人顶着371的烈日，冒着八九级的大风，徒步在沙漠中行走勘察了好几个月，终于得出了一个令所有的历史学家耳目一新的结论。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我国古代的长城，许多地方是将诸侯国以及各郡州所筑的长城连缀起来，而形成绵延万里的宏伟工程。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春秋诸侯国以及后来北方和西部的一些州郡果真修筑过长城吗？李正宇想通过实地考察，解开这个千古之谜。这个想法是从敦煌遗书中的一则文献引起的。南北朝时的高僧兼旅行家法显在《佛国记》中曾有一段关于敦煌古塞城的记载：
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
以往的注释家对法显所记的敦煌塞，多理解为敦煌北部横亘东西的长城——边塞。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对的。法显所说的“塞”，是具有东、西、南、北四面墙垣的大城。既有四面墙垣，就不是向东两延伸的长城了。经过实地勘察考证，以及对于敦煌史料的深人研究。李正宇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古代，敦煌有两座塞城——小塞城和大塞城。小塞城是包围敦煌城区绿洲的郡城，范围比现今的敦煌县城略大。而大塞城则要雄阔得多。它包围了敦煌郡境几个主要的绿洲，其中包括汉代的敦煌、效谷二县以及魏晋时又分设出的鸣沙、平康和东乡三县。这样大的一个寒城，实际上就是古代西凉国的边城了。西凉王李嵩曾下令重修过这座塞城，《晋书·凉武昭王传》载：玄盛（李晃字）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敦煌郡境以北、以西以及西南，为北胡、南羌和西戎的势力。为了防止外族的侵扰，对塞城大垣进行重修和加固，使之成为可靠的屏障和坚固的防线，就是敦煌的统治者必须考虑的大事了。
到了唐代，国力空前强盛，版图越过葱岭，敦煌已由军事前沿变为腹地，塞城设防完全没有必要了。当年巍然挺立于戈壁大漠之中的古塞城，也就日渐废弃，成为荒草凄凄的土堆了。李正宇和他的助手们跋山涉水，找到了这座周长数十公里的古塞城的残垣断壁。接着又考察了酒泉古塞城、张掖古塞城的遗址，终于恍然大悟：绵延于丝绸古道的长城，原是将诸多古塞城的北部墙垣连接相缀而成的。于是举一反三，推测出我国历史上的诸侯小国并未修筑过长城，他们的所谓“长城”只不过是边塞城垣。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巧妙利用了这些塞城而已。这个论断得到了许多历史和地理学家的赞同。
李正宇的勤奋在敦煌是出了名的。多少年来，他孤灯只影，孜孜矻乾，犹如一位修禅的高僧，经常写作到凌晨4点。有时为了赶一篇稿子，他可以连着两天两夜不睡觉，在椅子上连坐48个小时。他对笔者说，是数卜年严酷的生活炼就了他的钢筋铁骨。这些年来，他出版和发表了《论敦煌曲子》、《敦煌史地新论》、《中国硬笔书法史》、《论掸师卫士相逢因缘》、《论敦煌古塞城》、《敦煌硬笔书法》、《曹氏归义军创始问题》、《敦煌文学》、《敦煌历史地理导论》、《敦煌学辞典》等在国际敦煌学界引起热烈反响的一系列论著。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证书，并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虽然巳经年过花甲，却依然生气勃勃地向着敦煌学的珠穆朗玛峰挺进。在他的书案上，放着好几个十分难啃的“硬骨头”。1994年夏天，我去敦煌采访时，恰好和李先生住在同一间公寓里。每天晚饭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和我天卤海北地乱侃。侃历史，侃敦煌，侃自己，侃家人，一直侃到12点，一盒烟抽完了，我也犯困了，倒头便睡。中间数次起夜，每次都见他趴在书桌上，奋笔疾书。远处传来了髙亢的鸡鸣，昏黄的灯光下依然蜷曲着一个瘦削的背影。朦胧的灯影下，我似乎看到了支撑着那肩背的铮铮铁骨。
“皇军炮楼”和当代窃贼的下场
就在敦煌学家们宵衣旰食，含辛茹苦，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日益苗壮的敦煌学之葩，为弘扬民族文化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撼天震地的旋律时，斯坦因和华尔纳的徒子徒孙们并未睡觉。敦煌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宝使他们垂涎三尺。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登场的角儿不是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而是国人中被发财梦弄昏了头的败类。
在俯视窟群的莫髙山顶，耸立着一座高高的灰色岗楼。它显得是那样的突兀、孤单、不伦不类，和整个典雅幽静的石窟区极不协调。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不无风趣地给这座建筑送了一个雅号：皇军炮楼。然而它的出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震惊全国的壁画盗窃案催生出了这座成为敦煌人笑料的“皇军炮楼”。
盗窃案发生在1991年冬天。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上，讲解员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北区，打开被当地老乡称为“黄洞子”的465窟的安全门。进去一看，讲解员的眼睛和嘴巴同时张大了：举世罕见的欢喜佛壁画被人揭去了两块。敦煌研究院将敦煌莫髙窟的492个洞子分为三种类型：特窟、重要洞窟、一般洞窟。465号石窟则是特中之特。它是唯一的一个元代石窟。在它的四面墙壁上，彩绘着9幅18尊欢喜金刚和胜利金刚。每幅画面上，男女金刚都赤身裸体地紧紧缠绕在一起，进行交媾修炼。据说，这是密宗萨迦派的一种修炼方式。通过这样的修炼，可以达到无我无佛无经的极乐境界。另外还有几幅女护法神的彩绘。勇武的女护法神们脖子上挂着由无数男人的头颅串成的项链、坐骑上垫着人皮，手执利剑，目光闪闪，坚定地护卫着正在神圣地进行修炼的欢喜佛们。
在洞窟的中央，有一座高大的戒坛。那是髙僧修炼的地方。届时，高僧和女尼双双裸体坐在戒坛上，长时间无声地进行修炼。而在洞窟的门口，则挂一幅巨大的帐幔，将这神圣的场面遮严。此时弟子们跪在帐幔外面，默默祈祷修炼的成功。仪式结束后，高僧将修炼时的精血沾一点在指头上，弹进徒弟的嘴巴，算是灌了顶。
在莫高窟的所有洞子里，只有这一窟的壁阃是表现欢喜佛行法的，因而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由于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几百年来一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圣地。每年四月初八庙会，敦煌的善男信女们纷纷架起云梯，攀上这个没有路径的悬在石壁上的“黄洞”，求子嗣，求配偶，香火不断。敦煌研究院成立后，465号石窟被列为特级洞窟，平常不对外开放。国外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进洞参观，每张门票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