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提一下香港著名实业家邵逸夫先生。在每年参观敦煌石窟的数十万中外游客里，有不少香港同胞。他们怀着敬仰的心情观看了壁画和彩塑之后，深为洞子没有什么保护措施而感到惋惜。那样多的人参观时用手抚摸壁画，很容易将颜色抹掉。而简易的木制窟门显然无法有效地防止歹徒的盗窃。他们回到香港后把这事跟邵逸夫先生说了，希望他能想点办法。邵逸夫先生虽然没有到过敦煌，却对祖国的这颗艺术明珠心仪已久。听了情况以后很动感情。由于他不清楚敦煌的具体地址，便给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寄去了1000万港币，请钱昌照先生转给敦煌研究院。此时正值两会在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段文杰参加会议。钱昌照便将段文杰叫去，告诉了这件事情。段文杰回到敦煌研究院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保护方案，请钱昌照转呈邵逸夫先生过目。邵逸夫看后表示满意，同时又追加了一笔噌款。敦煌研究院就用这笔钱在所有洞口安装了高质量的铝合金安全门，并在全部壁画前装上了有机玻璃屏风。
那么是谁盗窃了465窟的壁阃呢？盗窃犯又是如何钻进铝合金安全门的呢？敦煌壁画失窃案惊动了敦煌县、酒泉地区和甘肃省的公安部门，也惊动了国家公安部，被列为大案要案，限期破案。酒泉公安局、张掖公安局、玉门公安局的数百名干警紧急出动，守候在敦煌通往张掖，通往酒泉，通往兰州，通往新疆的路口、要隘，检査一切可疑的车辆和行人。同时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敦煌研究院，加紧进行内査外调。其实此时，案犯早已脱离了公安干警的视线，在家里安然无恙地睡大觉哩。和原先分析的是一伙老奸巨猾的大盗甚至跨国文物盗窃集团作案的情况恰恰相反，盗窃465号洞窟壁画的只不过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蟊贼。而且作案手段也拙劣得令人发噱。主犯是一个曾经在敦煌研究院干过6年的临吋工，两年前不辞而别，回了玉门老家。此人对莫高窟的地形非常熟悉。他知道南区洞窟日夜守卫，并备有声控报警器，不好下手。而北区则远离警戒视线一这里主要是一片过去画工栖身的小洞，多半已经坍塌了。令案犯心动神驰的是，著名的465号石窟恰恰就在这一片废洞旁边。一到夜间，这里就成了无人区。
主犯约了一个18岁的待业青年做他的帮手，乘长途班车来到敦煌县城，住在一家私人旅馆里。他们上午先到莫高窟，随着游客参观洞窟，仔细察看了地形和守卫的情况。下午回到县城睡了半天，夜里便急不可耐地出动了。临走时剪了客房里的半条棉毯，以作包裹壁画之用。出城时又偷了两辆自行车，一人骑着一辆，风驰电掣地向着莫高窟奔去。他们先蹿到石窟下面的商业区，撬开一家小卖部，偷了许多工艺品和食物。然后躲进一个闲置的水泵房，在里面喝饮料，嗑瓜子。到了凌晨两点，整个窟区万籁无声。外面正下着大雪，警卫人员都躲进了屋里。真是天赐良机！主犯一阵狂喜，领着帮手大摇大摆地走近465窟。结实的安全门无法撬开，他们就用偷来的工具从旁边凿了一个小洞，侧身钻了进去。他们没有华尔纳的化学胶水，也不懂科学的剥离方法，就用铲子连泥带皮地铲下两块，包进棉毯里，出了洞子，骑上车，嘴里轻轻地吹着口哨，从容不迫地回到县城。临走时还在洞子前面撒了一泡尿，以作留念。后来，案犯扔掉自行车，搭了一辆去玉门的便车，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待我们的公安人员大张旗鼓地出动破案时，他们已经在家里养了半个月的膘了。而这半个月里，髙明的侦察员们殚精竭虑，制定了各种侦破方案，在兰州、西安、广州一带明察暗访，日夜辛劳。两个家伙却在玉门的街头上逛逛荡荡，摆来摆去，跟没事人似的。直到有一天，他们兜里的钱花光了，拿了从莫卨窟小卖部里偷来的工艺品上街去卖，被联防队员抓获，这个案子才算破了。许多证据联在了一起：小卖部失窃的工艺品，夜间雪地上的足迹，465号石窟门前的尿化验了尿样，确系主犯的小便，私人旅店被剪走的棉毯，水泵房里的瓜子皮……没有费多少唇舌，案犯就一五一十地交待了。预审中间，预审人员的尿憋了，扔下案犯上厕所去小便。主犯就趁机离开了预审室，戴着手铐穿过院子，出公安局的大门口扬长而去。于是全市干警又紧急动员，四处追捕，并且印了一大摞子通缉令，发往全国各地。一个礼拜后，几个顽皮的儿童到局子附近的下水道去玩，发现里面躲着一个形迹可疑的青年，便告诉了家长。家长报告了公安局，案犯才又被抓获。
于是也就有了那座傲视窟群的“皇军炮楼”。但不知怎的，那座灰色建筑尚未竣工就停工了，也一直未曾用过。至今仍然刺目地耸立在那里。
打不走的敦煌人
我开始写这一章时，感到笔端异常沉重。在那块与世隔绝的、完全可以称作中国20世纪修道院的地方，在那样一个只有儿十名研究人员的小小单位，竟然有那么多专家学者被历次运动的铁拳打得伤痕累累、满身血迹。每次采访，面对着这些被无情的岁月过早地夺去了健康夺去了青春华颜的学者、艺术家时，便会涌上一种揪心的难受。然而令我感动也使我汗颜的是，无论是被发配到四川的崇山峻岭，或是遗送回陕北的黄土髙坡，甚至在戒备森严的高墙电网之中，无论天之涯，海之角，敦煌圣洁的艺术之光始终在他们的心底燃烧。他们至死忘不了敦煌，梦魂之中呼喊的依然是敦煌，敦煌！他们打不走，压不垮，赶不散。在共和同的天空重又变得湛蓝之后，他们悄悄地擦去身上的污秽，抚平心灵的创伤，又一往情深地投入到敦煌艺术的海洋之中。他们生为敦煌人，死为敦煌鬼！在神圣敦煌的旗帜上，髙扬着他们的血和泪。敦煌之所以伟大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千古不灭的光辉之外，还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堪称民族脊梁、民族之魂的艺术精英……
九死一生终不悔
这是一对情深意笃的艺术家夫妇。男的叫孙儒涧，女的叫李其琼，都是国家一级研究员。1947年，21岁的孙儒涧在参观了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览之后，告别了青山绿水的成都平原，只身来到风沙漫天的戈壁孤舟。那一年，他刚从四川艺专建筑系毕业。常书鸿分配他收集敦煌壁画中的古建筑资料。从那时起，他为敦煌石窟的加固和修复付出广毕生的心血。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生活虽然异常艰苦，他的心情却是愉快的。他的年龄最小，个子最小，但性格柔顺而又幽默，大家都很欢他。吴作人、关山月、叶浅予、吴冠中、黎雄才这些了不起的画家到敦煌来临寧，都愿意和天真活泼的孙儒涧住在一个马棚里。早晨起来，被子上结了霜，毛巾冻成了冰，大画家们的眉头还没有来得及皱起，就被孙儒涧的儿句调皮话逗笑了。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他领着窦占彪和另外两三名工人，清除了大量的积沙，修建了长长的防沙墙，挖掘了长长的防沙沟，修筑了十儿条走廊和几百个台阶，使千百年来为黄沙困扰的崩塌残缺的石窟群面目一新。
李其琼比孙儒涧晚来了5年。他俩原本是四川艺专建筑系的同学，因为李其琼不喜欢建筑，又到重庆西南美专去学油画，这样就分手了。四川解放后，李其琼参了军，在贺龙部队的战斗剧社里搞美工。她的体质比较弱，适应不了部队的紧张生活，加上和孙儒涧的特殊关系，便孤身一人背着背包踏上了西行之路。从重庆到敦煌，整整走了三个多月。每到一个站口，老掉了牙的汽车都要停下来过夜。李其琼住不起旅馆，甚至住不起乡村的鸡毛小店。她总是等司机和乘客们走了之后，独自打开行李，往阴冷的地面上一铺，就钻进被窝。五更时分，汽车的发动机响了，她连忙从梦中爬起，胡乱地捆起行李，又匆匆上路了。一个娇弱的年轻女子，就这样连滚带爬地来到了敦煌。常书鸿让她搞临摹。洞子里是十分黑的，刚开始连油灯都没有。一张凳子，一个画夹，一个画板，硬是用眼睛巴着看。她是学油画的，临寧出来的东西是大写意。常书鸿一看，头摇得货郎鼓儿似的：“不行不行，这不行。每一根线条都要画出来。记住，每一根线条！”
她又重新开始。渐渐地习惯了，墙上的画面显得清晰一些了。临出的东西受到了常书鸿的赞赏。但那都是一些大幅的菩萨，好搞。后来临摹经变画，一大堆人物，不知道在干啥，颜料也变了色，看不清楚。搞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但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性格倔强。这种性格虽然使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吃尽了苦头，却也成就了她在事业上的辉煌。坚持不懈地搞下去，临出了100多平方米的作品。蜚声画坛的《吐蕃赞普礼佛图》、《各族王子》、《唐代帝王图》、《洞顶说法图》等杰出的敦煌摹品，就是出自这位天府女杰之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吐蕃赞普礼佛图》解放前曾被一位大画家临摹过，由于观察不细，将男性的赞普（国王）画成了女性，题名《东方女王出行图》献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李其琼经过长期的揣摩观察，发现模糊不清的赞普面部有稀疏的胡须。再去查阅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果真是一位屮年男子！一件被世界级大师搞错的历史公案，被年轻的女艺术家纠正了。
正当这一对意气风发的伉俪在敦煌艺术的海洋里奋臂遨游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折断了他们的翅膀。1957年夏季，他俩正在远离敦煌的安两榆林窟工作，李其琼临華壁画，孙儒涧修复洞窟。忽然有一天，所里派了一辆汽车将他们接回莫髙窟。一下车，就被请到了会议室里。那里已经摆好了阵势：几个人严阵以待地拿着蘸满了墨水的钢笔，等着记录他们两口子的“鸣放”言论。他们蒙住了：这是干什么？我们有这样重要吗？我们的话值得如此重视吗？善良而乂天真的青年艺术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专门为他俩放的“套”。性格耿直、心直口快的李其琼看不惯其中一位的所作所为，曾经用尖锐的言辞批评过此人——她自恃曾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而自己的哥哥又惨死在中美合作所里，所以敢给领导提意见。而孙儒涧也曾不经意地用幽默的话语调侃过另一位。他们自己早已把这些事情忘记了，而对方却牢牢地记在心里。现在，天赐的良机终于到来了！
然而他俩却死不发言。他们没有闲情逸致“鸣放”。榆林窟的修复工作刚刚开始，工程量还大得很哩！而临摹工作也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两个人的心都挂在180公里之外的山沟里。这就急坏了会议的主持者。启发，启发，再启发。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你们还信不过吗？唉唉，没办法，说吧，说吧，说了好回去工作。榆林窟堆积如山的事儿还等着他们呢。
好，终于捞着了！你们还想回去？做梦吧！无情的决定下来了：李其琼、孙儒涧同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监督劳动，以观后效。可怜李其琼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从此便和茅坑、粪便、铁镐为伍了。莫高窟所有的厕所都要她打扫。寒冬腊月，旱厕里的粪便结成了冰，像一座厚厚的冰山。李其琼拿起铁镐吃力地创，一刨一个冰窝窝。泪水顺着脸颊汩汩地流下来。看见有人过来了，忙忙地擦去眼泪，又扬起铁镐使劲地刨。她太好强了，一直刨得手上起了水泡，毛衣毛裤湿透了，散发着臊臭气的“冰山”也从人们的眼前消失了。白天监督劳动，晚上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虽然被划成了“阶级敌人”，心爱的专业却不能丢！每到晚上，天黑透以后，她便拿起画夹，悄悄地钻进洞子里，又驰骋在佛国艺术的世界里一她的眼睛里又射出了明亮的光芒。那时的莫高窟还很荒凉，洞子大多数没有门。临摹到半夜，二二两两的野狼从洞子前面经过，李其琼的心嗵嗵地跳，不敢回家。于是就继续临摹。一直到天色大亮，这才匆匆地收起画夹，回到家里，草草地擦一把脸，梳梳头，扛起沉重的铁镐，去接受“劳动改造”了。她的许多优秀作品，却都是在那一个时期临摹的。特别是465窟元代《欢喜金刚》中的《洞顶说法图》这幅难度极大、价值极髙的摹品，就是在她戴着政治镣铐，心灵万分痛苦的情况下完成的。那是一个很大的石窟，洞顶极高。每次临摹，她都像耍杂技一样，战战兢棘地站在髙高的架子上，一只手里拿着几支画笔，一只手里端着几个颜料碟子，瞪大了眼睛看上半天，看准了赶紧画上几笔。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画面，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都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而作品完成后，等着这个单薄的女人的却是批判会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怵目惊心的大幅标语！
而这一段时期，孙儒涧则奔忙在火热的修复工地上，夜以继日地用汗水洗刷着肖己的“罪责”。他从头到尾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实施的莫高窟加固工程。他实际担任了水泥石料崖面加固的设计工作，干着工程师的活，但不能出头。许多关于工程方面的会议，他都不能参加。一次次表扬，一回回嘉奖，都没有他的份。当那些给他作下手的工人戴着大红花喜气洋洋地领奖时，他却蜷伏在煤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