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我怀着对靑年学者的深深祝福，悄然离开敦煌。
1994年夏天，我在敦煌研究院住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访问老一代的敦煌学家之外，我还结识了许多年轻的朋友。我得承认，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我的某些观念和他们有着明显的“代沟”。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却更乐于接受他们，更愿意和他们交流。他们的感情更真实，思想更外露。他们敢说敢言，敢怒敢骂，敢爱敢恨。采访结束将近一年后的今天，当我回首三危山下的敦煌人时，首先涌人眼帘的，是那群来自全国各地，有着博十、硕士头衔的青年学者。他们有太多的浪漫，太多的梦幻，也有太多的牢騷，太多的困惑。和他们交谈时，他们更多的不是展示自己的成绩，而是暴露自己的思想，发泄自己的情绪。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和老一代敦人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10年前，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王惠民看到《光明日报》介绍敦煌研究院施萍婷的文章，感到很新奇。因为施萍婷就是浙江人，和王惠民是老乡，于是便给这位老敦煌写了一封信，探询敦煌的情况。当时他已经内定分配到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但他觉得西子湖畔的天地太窄了，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想到天宽地阔的大西北去搞一番事业。
施萍婷很快来了回信，将敦煌的情况描绘得让人心动。王惠民原是个热血男儿，看信后不假思索就跑到敦煌来了。但他没有想到敦煌会是这样的静寂，如果不是每天刮风那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没有文化娱乐，没有社交活动，没有节日气氛，甚至没有可以谈恋爱的对象。夏天太热时，大家骑着车子到36里外的水池去游泳，姑娘们穿着裙子下到池子里泡泡，就箅是最大的乐事了。这样的环境虽然对做学问有益，可是无边的寂寞也会导致人性的变异。
“我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兴趣，”他说，“不看电视，也不会跳舞。”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学术研究上。10年来，他在佛教图像学、佛教文化以及敦煌文献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台湾、北京、兰州等地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章，并承担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书的撰写和修订工作。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却一塌糊涂。他至今未婚，别人给他介绍对象，“谈判”时他的先决条件是不要孩子。对方问他为什么，他摆出两条理由：第一，工资太低了，养不活孩子；第二，这里没有学校，将来孩子肯定考不上大学，对不起孩子。女方被他吓退了。后来一位女讲解员主动和他交朋友，关系熟了，说了一句知心话：“你们搞研究有什么意思？看你们所长，搞了一辈子研究，每个月就拿那么一点钱，烟也不抽，酒也不喝，日子过得穷兮兮的，有啥意思！”王惠民听完掉头就走，从此不再和这位女士说话，永远拜拜了。
“这个环境使我变得孤僻起来。10年里只回过三次家，连父母都不想了。”王惠民凝视着窗外连绵起伏的沙丘，神情冷漠地说，“平常也没有人关心过问我们的生活。我不坐班，是个自由人。我死了一个礼拜，也不会有人知道。”
这位青年学者很看不起那些打着敦煌的招牌发家致富的人。在敦爐，一些导游、讲解员和搞美术的人珠联璧合，搞美术的制作飞天，导游、讲解员便向外国人兜售。出手后对半分成。一些美术工作者的心思已经不用在临蓽壁画和美术研究上，主要精力都用在画画卖画上。而另一些业务人员，则在窟区和大门口让家厲开工艺商店，开照相馆，开小卖部，开酒家，开饭馆，名义七是家厲搞的，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在经营。援建陈列馆的日本人讽刺说：你们不叫敦煌研究院，你们叫敦煌商业院！行政上的不正之风，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研究院学术空气大大下降。王惠民愤愤地说：“他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们呢！他们认为我精神不正常，我认为他们才不正常呢！”
牢骚归牢騷，但青年学者们的敬业精神依然使我感动。就拿王惠民来说，表面上显得有点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样子，实际上他对学术研究却抓得相当紧。
半夜里两点，我看见王惠民的窗灯亮着，就顺步走了进去，见他趴在桌子上，孤灯只影，全神贯注，正在赶写一部即将出版的敦煌艺术论集。我问他：“怎么还不休息？”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么热，能睡得着吗？”“经常这样熬夜吗？”
“才不呢！我没有那样傻。实话告诉你：我们这一代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比你们活得轻松！”也许吧。
如果说，王惠民的不满更多来自生存环境的话，那么新一代著名的敦煌学家杨富学的苦恼就主要来自微妙的人际关系了。
这位毕业于印度新德里大学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的硕士研究生，是年轻一代敦煌学者中的佼佼者。通晓英语、德语、突厥语、回鹘语和梵语，几年来在英国、意大利、印度、台湾和国内的许多学术刊物上用多种文字发表了100多万字的敦煌学论文，引起国际敦煌学界的广泛注意。把回鹘的语言文字和历史结合起来，用于研究敦煌两域民族史的，全阗就他一个。而将回鹘文献、梵文文献和汉文文献结合在一起进行多种学科的研究，更是国内第一人。特别是对于古梵文的研究，杨富学的贡献更为突出。古梵文经卷在印度已经几乎绝迹了——他们原是写在菩提树叶上的，叶子朽了，佛经也就没有了。而在我国的敦煌西域一带却发现了一万多卷八世纪以前的梵文佛经。印度目前懂梵语的人不多，印度国内几乎没有人研究梵文经卷。杨富学独树一帜，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研究古梵文经卷，并通过对这些经卷的钻研，进而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世界佛教史。为了学术事业，他们夫妻俩的工资，以及他每年近万元的稿费，除了吃饭以外，全部买了书籍。1993年他从印度留学归来时，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280公斤佛教经典。在我所结识的30岁以下的知识分子里，像他那样购置儿万元的书籍，居室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书架的，还是仅有的一位。由于他的杰出才华，兰州大学聘请他为兼职研究员，给研究生们讲课。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也按副教授的规格，请他参加科研攻关项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青年学者，在笔者1994年7月采访时，还是一个初级职称的实习研究员，申请中级职称的助理研究员却屡屡受挫。每申报一次职称，都给他带来无限的迷惘、羞辱和失落。他首先过不了“群众打分”这一关。大家伙儿在一起打分，实际上是谁的群众关系好谁的分多。而杨富学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几乎不闻人间烟火。急急地走路，见了人也不招呼，他的心里还想着下一篇文章哩。源源不断的稿费，权威学术刊物上的文章，都招来了暗中的嫉恨，以致得分总是最低。
机会终于来了，院里又报了12名中级职称，但他的名字被排在最后。而列在他们前面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些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亦无什么学术成就的“困难户”。
“这样一个环境，能留得住人才吗？”杨富学感慨万千地说。
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赵声良插了一句：“我要是找到单位，早就走了。”
这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九零届毕业生张元林补充说：“赵声良说的是气话。实际上你真让他走，他也不会走。为了扎根敦煌，他找了一位敦煌姑娘当媳妇，两个人感情好得很，他会离开敦煌吗？但是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也确实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我们这些人当初都是自愿来到敦煌的。我来敦煌时我父亲就非常反对，他说我供你上了十几年学，怎么最后跑到沙漠里挖死人去了？我和我爱人谈恋爱时，人们都劝她不要跟我。但她还是跟我跑到敦煌了。可是这些年的生活现实，却将我们当年的那点热情消磨得差不多了。每次到大城市出差，我都感到很痛苦，心里很矛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们的价值观都变了，大家崇尚的不再是学问和事业，而是金钱和享受。想想敦煌，这种苦行僧式的修道院的生活何时能到头？本来，像我们这些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般都会一两国语言，在随便哪个合资公司找份工作都很容易。不是说大话，我今天离开敦煌，明天就可以在兰州上班。然而怪就怪在这里：如果有人说敦煌的坏话，说敦爐不好，我们马上就会反驳，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就像我们的母亲，尽管她土，她老，却不愿意让人说她不好。几年来，我们动摇过，徘徊过，但最后还是没有走，绝大部分留下来了。敦煌太伟大了，我们舍不得离开它。”
听到这里，杨富学笑笑说：“这倒是真的。我每年都要到全国的几所重点大学去讲课，每次人家都留我，至少给我一个副教授的职称。但是我还是回来了。不但我没有走，我的爱人大学毕业后也到敦煌来了。她是上海人，又是独生女，英语相当好，完全可以在上海工作。但为了支持我的研究事业，毅然离开大城市，跑到沙漠里来了。”
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朱悦梅说：“这就看你要干啥。如果想搞一番事业，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当然还是敦煌好。它可以给我们提供用武之地，就像战场之于勇士。如果要享受，那当然还是城市好。就看你要干啥。”
这话极为精当。对于一个有志于进取的人来说，总是有所失有所得。只有做出牺牲，才能有所收获。而且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也正在切实的改进之中。
比起以上这些男士并不平淡的经历来，北京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赵清兰在敦煌的作为，似乎更具个性色彩，也更含着和传统观念抗争的意味。她以自己大胆新潮的生活方式，在这荒漠孤岛的沉寂水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激溅起层层浪花。她本来是在兰州工作的。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甘肃省博物馆。对丁一位女士来说，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但她却不安于在那个舒适的环境里混日子。她要求到敦煌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著书立说的抱负。经过多次努力，申请被批准了，她孤身一人来到了莫高窟。然而这是新一代女性，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要追求个人的幸福。她直言不讳地对笔者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对我来说，事业固然非常重要，但生活仍然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爱情，没有了幸福的家庭，纯粹为了事业，为事业牺牲一切，那就太悲惨了。我要搞好事业，但我也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我是人，而且是90年代的人。老一代的敦煌人为了事业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有些人一辈子实际上没有爱情生活。他们克制得太厉害了，太律己了，太压抑了。对于他们，我是既崇敬，又同情，觉得他们太可怜了。而我们这一代人，起码是我吧，对于自己所爱的事物，所爱的人，敢于爱也敢于追求，不管别人说什么。爱穿漂亮的衣服，爱吃好吃的东西，敢于追求心中的白马王子。真的，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就是要活得高高兴兴、实实在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名都是过眼烟云，我不羡慕。而那些弯着腰向外国游客卖画、低眉顺眼巴结老外讨小费的人，尽管赚了不少钱，但是让我那样去挣钱，我的心灵上就会很痛苦。我追求的是内心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