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颗璀璨的文化巨星。儒学如孔、孟，楚辞如屈、宋，唐诗如李、杜，宋词如苏、辛……星列河汉，看得见，数不清。他们的巨星地位由自己的杰出贡献而奠定，此固然也，但给其作传，为其扬名者，史家也。史笔恰似运载火箭，把卫星发射升空。没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我们将永远无法读懂《离骚》；没有《三国志》，我们就只知道戏台上的曹操……
史学家在为他人定位时，也把自己安放在历史的经纬度内。史学界历来有“两司马”之说，即《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他们是中国史海之旗舰，史林之巨擘。司马迁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成正史编撰之圭臬，其后之《二十四史》无不遵之；司马光登编年体史书之顶峰（发端于《左传》），引发了编年体的写作热，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惜只有望尘之憾。对“两司马”，许多人即使没有读过《史记》，至少也知道司马迁；而对后者，大多数人只知道“司马光砸缸”，至于他的《资治通鉴》，大抵没有走出学者的书斋，一些大官大款的书架上也摆着，附庸风雅而已。司马光先生，对不住了！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快餐文化时代，没时间读您的大书了。况且，您的书能帮我赚钱吗？听到这些，老先生一定会一脸茫然。你对他有多么茫然，他对你就有多么茫然。
不错。司马光时代已远去九个多世纪，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了。要认识他，需要有人介绍。写作本书，就是想为介绍司马光尽绵薄之力。在本书动笔前，我曾到山西夏县司马光墓园凭吊。与一些热门旅游景点人头攒动、嘈杂喧嚣的情形不同，这里安静得让人仿佛一下变成了聋子。园外的停车场上，只有送我来的一辆车，园中的访客只有我和陪同我的一个人。我问工作人员，一直这样吗？答曰：放长假时人不少。国家投资重修了司马光墓园，意在传承历史文化，发展人文旅游，却门前冷落车马稀，咋啦？转念一想，倘使一个人连司马光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到此一游”吗？他也许宁愿去寻访所谓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幽会处，津津有味地听导游带咸味的瞎掰，兴奋地发出哧哧的傻笑，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我顿时感到，介绍司马光的责任好沉好沉……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进入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殿堂的入场券。这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著，自北宋元丰七年（1084）修成，至今已印行七十余版，且形成了专门的通鉴学。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读之入迷，一生通读达十七遍之多，乃至书页残破，且在书中留下不少批语。他曾多次向干部推荐这部书，对书中的史实更是能随手拈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1]
《资治通鉴》的主题思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可毛泽东却说它写得好，理由是“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一语中的，内行。我们知道，纪传体史书的优长在于写人，但要弄清某一事件的本末，须将多人的纪、传以及表、志反复对照，且因纪、传中往往时间概念模糊，屡有相互矛盾之处，要捋清一件事谈何容易，此其所短。而纪传体之短正是编年体史书之长，它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但其短处是人物不如纪传体完整。从三家分晋至北宋开国前（前403—959）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纪传体的正史约有三千余万字，而《资治通鉴》用三百余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如此精炼，故事完整曲折，人物栩栩如生，难怪毛泽东要赞扬了。浓缩不易，在浓缩中增加信息量更是难能可贵。在《资治通鉴》中，南北朝部分新资料占十分之一，唐以后新资料占到一半，因此它绝非正史的改写版，而是再创作。据通鉴学者统计，除正史以外，司马光所参阅的野史、碑帖、家谱之类超过三百种以上，达三千余万字。而被他引用的书籍，今天大多已亡失。如此旁绍远求，细大不遗，却考证精当，前所未有。司马光是孔子的忠实信徒，而在修史上背弃了孔子“为尊者隐”的《春秋》笔法，对暴君、昏君秉笔直书，对明君如唐太宗的批评也直言不讳。总而言之，《资治通鉴》是一部文字最精炼、史料最丰富、考证最准确、叙事最生动的编年体通史。虽然以帝王为读者对象，但普通人也值得一读。为啥？它能让我们从历史经验中领悟上自国家兴替，下至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大智慧是管小智慧的，没有大智慧的人终难摆脱浮躁与浅薄。
写司马光，自然要写他编撰《资治通鉴》的故事，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如果不了解政治家、思想家司马光，就读不懂史学家司马光，甚至读不懂他的《资治通鉴》，特别是其中的史论——“臣光曰”。史书固然是写历史，但即使最严谨、最客观的史书，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治史者所处时代的或隐或显的印记。《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撰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变法与反变法生死较量的时期，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变法派和保守派这两个对立营垒的旗手。他俩从能在一起洗澡、能互相调侃的老朋友变成了无事不对立的老冤家，分别主导了王安石变法和清算变法的元祐更化这两大历史事件。司马光的后半生就是与王安石斗争的后半生，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主要活动就是与王安石做斗争。他俩死斗到死，斗到死后，功过是非，争论至今。
他俩都是北宋知识分子的精英。司马光考进士列甲科第六名，王安石礼部试第一（准状元），只因宋仁宗反感其试卷中有“孺子其朋”四字，降到第四名。他们都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少年得志，名声显赫，而生活简朴，私德高尚得近乎圣洁。仅举一例，他们的夫人都曾给他们买过妾，但都被果断拒绝，这在大官妻妾成群的宋代，恐怕神仙也难以做到。他们的性格一样的倔强，一个人称“司马牛”，一个被指“拗相公”。
按现在的说法，他们都是干部子弟，司马光是“官三代”，因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天章阁待制），可以靠“拼爹”恩荫当官，但恩荫的官因无功名（进士），被人鄙视，所以司马光与许多有志气的干部子弟一样，在恩荫得官后又参加了科举考试。王安石是“官二代”，父亲王益官衔只是从六品（都官员外郎），不够五品以上恩荫子弟的杠，他没法“拼爹”，要当官只能靠科举。在宋代，官员五品和六品虽只差一品，但六品是低级官员，着绿袍，五品是中级官员，着绯袍。这是关键的一级，升为五品标志着进入了特权阶层的行列。因此，司马光和王安石入仕前的生活环境包括家庭的社交圈是大不一样的。入仕后，他们的基层任职履历也差别较大。司马光只代理了几天县令，追随庞籍做过州通判，而王安石当知县政绩突出，不仅做过州通判，而且做过提点刑狱，对下情的了解更多。
司马光是北方人，任职基本在北方；王安石是南方人，入朝前任职一直在南方。宋朝士大夫中的南北矛盾由来已久。因赵氏皇帝起家于北方，加上有视中原政权为正统、而视南方割据政权为僭伪的传统观念，所以北宋官僚集团中北方人占优势，而且在南方人面前有一种征服者的优越感。科举考试中，南北方的录取标准区别很大。太宗时，开始是认分不认人，但中第者大多为南方人。北方河北、河东等五路（太宗时全国分十八路）几乎推了光头，举子因而敲登闻鼓请愿。太宗于是以北方拙于词令为由，令北五路单独再考，后来虽不另设考场，但把录取指标划拨到北五路。如此优待的结果是北五路的录取标准越来越低。熙宁三年（1070），也就是司马光的养子司马康以明经科登第的那年，神宗在殿试中看到第四甲党镈的卷子文句不通，不禁大笑说，这样的人是怎么通过的？考官答曰：五路人按分数取末名通过。五路有专用指标，管你合格不合格，录够指标为止。神宗也不便取消指标，只好将其降到第五甲。这个对北方的优惠政策一直实行到北宋灭亡。南北方的赋税标准也不一样，宋初为稳固窃取来的政权，大幅度减免后周规定的赋税，三亩按一亩征收，而新征服的南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按原割据政权的标准收税，实际上是南北两制，南方推后甚至没有享受到减赋的恩惠。故北方的大地主多，南方的中小地主多。这些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观点不可能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