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到滑州（武成军）上任时，已是庆历五年（1045）春天，新政已废，一切照旧。范仲淹和支持新政的人都被贬出朝廷，按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话说：“吾一举网尽矣。”尽管朝廷中波谲云诡，但滑州却风平浪静。滑州是个小州，又非要地，新政的风还没有吹来就止息了。对新政敏感的是权贵，而对一般官员来说，新政旧政无所谓。滑州本来就公务不多，作为幕职官的司马光就更清闲了。一天早晨，他来到州城外的黄河边散步，不由哼出一首《河边晓望》[1]来：
高浪崩奔卷白沙，悠悠极望入天涯。
谁能脱落尘中意，乘兴东游坐石槎[2]。
与其说他是想超脱凡尘，东流到海当神仙了，还不如说当时滑州官员的日子过得像神仙。先后知滑州的是翰林侍读学士张锡与郭劝，都是文学儒雅之士，处理完不多的公务后，便与属官寓情山水。滑州的名胜古迹都游了个遍，甚至一场瑞雪，一弯冷月，一枝腊梅，都是聚会的由头。这些书生官员在一起饮酒作乐，诗词唱和，物我两忘。一个冬日，他们到白马津览胜。站在河亭之上，远眺太行白雪，近看黄河冰凌，然后豪饮狂啸，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直至日落西山仍不肯罢休。司马光后来追忆此事，写诗曰：
畴昔追清景，狂吟忘苦寒。河冰塞津口，山雪照林端。健笔千篇富，醇醪一醉欢。困犹挥落尘，瞑不顾归鞍。
（《传家集·卷九》）
也许是太清闲了，有个同僚泡上了营妓。一次在寺庙僧舍幽会，被司马光撞上，营妓慌不择路，逾墙而逃。同僚见秘密暴露，对司马光实话实说，请他保密。司马光应允，但赠其打油诗一首，用游戏笔墨予善意告诫：
年来年去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一》）
滑州的官员只有一件事是硬指标，那就是黄河防汛。庆历五年（1045）春，滑州遭遇凌汛，河水漫堤，司马光上堤督役抢险，吃住都在堤上。僚友出远差，他也无暇下堤相送。“索居如几日，河草已芳菲”。“遂令枯槁余，稍复苏阳春”。这是他当官以来第一次做实际工作，看来是基本称职的。
“鄙哉陶彭泽”
同年夏，司马光代理韦城县（今滑县东南）县令。恰逢大旱，禾苗枯槁，而县里粮仓空虚。那年头，皇帝和各级官员常用的办法就是敬龙王求雨。司马光上任后，即带领县里的官员、士绅和百姓，抬着牺牲祭品，来到豢龙庙求雨。面对神祇，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自己精心写作的《祈雨文》[3]：
民实神主，神实民休。百姓不粒，谁供神役。邑长有罪，神当罚之。百姓无辜，神当爱之。天有甘泽，龙实司之。以时宣施，神寔使之。槁者以荣，死者以生，旱气消除，化为丰登。然后自迩及远，粢盛牲酒，以承事神。永永无 ，伏惟尚飨！
这篇《祈雨文》充满了爱民之心，是“越级”献给管龙王的神的，颇似一篇利益交换的文书：神啊！百姓富足了您才能富足，您富足了百姓才能休养生息。现在百姓因干旱没有收成，谁能拿出东西来祭祀您呢？官员有罪，您尽管惩罚，百姓无辜，您应该爱护。龙王管降雨的事，而龙王归您管，您就命令龙王赶紧下雨吧！让枯槁的禾苗返青生长，让死去的庄稼起死回生，旱象解除，五谷丰登。果能如此，自今往后，我们将给您更加丰盛的祭品，并且世世代代，永无悔意。神啊！祭品就摆在这里，您快来享用吧！
这次求雨“灵验”了。二十五年后，司马光路过韦城，回忆此事，赋诗一首：
二十五年南北走，遗爱寂然民记否？昔日婴儿今壮夫，昔日壮夫今老叟。
（《传家集·卷三》）
难怪他对这件事念念不忘，他当代理县令才两个来月，主要就做了这件事，没等到秋收就被调走了。但他是很看重这个职务和这段经历的，写诗曰：
百里有民社，古为子男国。苟有爱物心，稚老皆蒙德。为身不为人，鄙哉陶彭泽……
（《传家集·卷五·和聂之美鸡泽官舍》）
东晋的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只当了五十八天的彭泽县令，便自摘乌纱，归去来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追寻他心中的“桃花源”。其道德文章，历来为人景仰。司马光却批评他“为身不为人”，因而要“鄙哉陶彭泽”。东晋不是北宋，士大夫地位低下，一个县令五斗米，不贪污就维持不了一家人生存。宋人不知晋人苦，朝阳不解夕阳愁。二十七岁的宋人司马光虽已朦胧地看到了官场的黑暗，但仍然踌躇满志，充满理想。
在滑州的这一年多时间，也许是司马光最感惬意的一段人生，他过的是一种典型的北宋士大夫的生活。宋朝分别给辽、夏增加了“岁币”，花钱买到了暂时的平安，另外，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1045），辽夏战争爆发，两国都无暇顾及宋朝。仗不用打了，“庆历新政”不搞了，官员们例行完不多的公事之后，干什么呢？聚会饮酒，赋诗唱和。只要是个官，都会哼几句。业余时间太多了，司马光一头扎进历史的海洋，博览群书，辨别扬弃，写了不少史论。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荀子认为“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而管仲为政“未及修礼也”，意即他虽能使齐国强天下，但不能使齐国王天下。司马光赞成荀子的评论，在《管仲论》中，提出治国“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纪文章粲然，有万世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4]意思是管仲只不过有一时功名，未能使齐国有万世之安，是因为未以礼乐正天下。这一观点与他守丧期间所写的《贾生论》一样，都是坚持一个信念：以礼治国，天下无敌。
廉颇、蔺相如一将一相，是战国时期赵国的栋梁之臣。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脍炙人口，万口流传，许多人读后往往发扬蔺抑廉之论。不然！司马光在《廉颇论》中说：“世称蔺优于廉，非通论也。”认为，时强秦不敢侮赵，若无廉颇所率之大军，凭蔺相如的口舌岂能建功？对完璧归赵，他认为和氏璧不过一玩物而已，得之不足为重，失之不足为轻。蔺相如不惜以颈血溅秦王前，是一种可能给赵王带来危险的举动，有失人臣爱君之体。至于逼秦王为赵王击缶，更不值得称道。作为宰相，他应辅佐赵王示弱以使秦骄，忍耻以使赵怒，崇政修德，等待时机，不是没有可能消灭秦国。蔺相如唯一可称道的是胸怀较大，在廉颇与之争高下时主动避让，让廉颇感动而负荆请罪。
管仲、蔺相如都是先秦的名相，用礼治的标准，司马光给他们打的分都不高。他心目中的理想宰相，不是管仲、蔺相如，更不是商鞅，而是制定周礼的周公。周公辅成王，把成王的两个叔叔管、蔡杀了，那不是戮亲吗？司马光在《机权论》中说：“戮亲之嫌小，而倾覆周室之害大，故弃彼而取此也。”根据何在？“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乃所谓权也。然则机者仁之端也，权者义之平也。”二十七岁的他显然已有宰相当如周公的理念，为他后来进行“元祐更化”准备了思想武器。
司马光在滑州的重要篇章还有《邴吉论》《才德论》《史评十八首》等。其中的《才德论》主张，如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此论后来经他修改，放在《资治通鉴》卷一周烈王二十三年赵襄子灭智伯之后：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才德论》是司马光的干部选拔标准，与唯才是举的人才观水火不容，与唐太宗“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观点也有很大区别，显然有偏颇之处，且实际操作不好掌握，后来他当宰相时也一度错把蔡京当君子。暂且不说，只说他在滑州的读书写作，为日后编史、从政准备了思想武器。《才德论》中“正直中和谓之德”的定义，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中和论之滥觞。在他启程入京前，滑州同僚设宴送别，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司马光有诗为证：
空府同来贤大夫，短亭门外即长涂。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
（《传家集·卷九·留别东郡诸僚友》）
虽有离别的惆怅，有宦海险恶之类的告诫，但司马光充满了驾长风破万里浪的豪情：
际日浮空涨海流，虫沙龙蜃各优游。津涯浩荡虽难测，不见惊澜曾覆舟。
（《传家集·卷九·留别东郡诸僚友》）
[1]《传家集·卷七》。
[2]槎即船、筏。
[3]《传家集·卷八》。
[4]《资治通鉴·卷四·周赧王三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