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刚当知制诰，就把执政大臣和仁宗皇帝给得罪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举动，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
友情依旧，识见各异
嘉祐六年（1061）六月，仁宗下了一道诏书：“令今后舍人院不得请除改文字。”
修起居注、知制诰都属舍人院，是皇帝的近臣。知制诰为朝廷起草诏令（外制），有“封还辞头”或曰“封驳”之权。就是认为朝廷的指示不正确，可以打回去，或建议修改。仁宗的这条诏令剥夺了知制诰的“封驳”之权，王安石于是率领同僚上章“抗议”，矛头直指执政大臣。奏章说，近年来，陛下将天下大事都交给执政大臣，而执政大臣中的“弱者”“专为持禄保位之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却“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旷日持久而无乱者乎？”如果陛下认为我们说得对，那就先废了这道诏令；否则，“当明加贬斥，以惩妄言之罪”，另择高人来代替我们。[1]
司马光赞成王安石的上述观点，不过，他明显地感到，王安石疏中所说的执政指的就是宰相韩琦，他这位朋友又与韩琦较劲了。
韩琦与王安石“议论素不合”。关于他们的关系，司马光在笔记[2]中写道：
韩魏公（琦）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签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安石）不在此，此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
其实，两人在扬州一开始就产生了误解。王安石看书常常通宵达旦，天快亮时打打瞌睡，早晨来不及梳洗就慌慌张张地赶去上班。韩琦以为他是纵情夜饮，好心规劝说：你年轻，不要废书，别自己耽误自己。王安石也不解释，私下说，“韩公非知我者”[3]。
本来就不对劲，现在王安石的这道奏疏更让韩琦十分恼火，两人从此成了死对头，暂且不说。只说仁宗看后也相当不悦，因疏中有段话戳到了他的痛处：
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但无至诚恻怛求治之心，择厉害不审，辨是非不早，以小失为无伤而不改，以小善为无补而不为，以阿谀顺己为悦而其说用，以直谅逆己为讳而其言废，积事之不当而失人心者众矣，乃所以为乱也。
这段话非常深刻，远超出了舍人院不得除改文字一事。宋代无暴君而不乏庸君、昏君，虽没有大的恶行，但内忧外患，日积月累，国力日戚，国威日降。王安石说“自古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对苟且偷安、以太平盛世而自居的仁宗不啻一声断喝。
仁宗并非听不得刺耳之言的人，他对王安石没有好感，还缘于其直观印象。那是在皇城的赏花钓鱼宴上。钓鱼宴是有很多讲究的，皇帝不开竿，臣下钓到了鱼也不可先起竿。皇帝钓到后，起鱼用红抄子，其他人用黑抄子，不可逾矩，否则就是不敬。当时，太监用金盘子给每人端来一盘鱼饵，王安石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把鱼饵当点心来吃，最后吃得一颗不剩。当时仁宗没说什么，但次日对执政大臣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4]这句话等于给王安石定了性，注定了他在仁宗朝不可能得志。
虽然宰相和仁宗都不喜欢王安石，但司马光与他友情依旧。他们都看到了朝廷的弊端，还有共同语言，但在治国思路上，两个人实际上已经是两股道了。
一个病症，两个“处方”
嘉祐六年（1061），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八日，半年多时间，司马光上了至少三十二道奏章（据年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达近五千字的《进五规状》[5]。哪“五规”？“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他纵论东周至宋仁宗嘉祐年间历代的兴衰史，指出：“由是观之，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国家（宋朝）自平河东（北汉）以来，八十余年内外无事，然则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而越是在太平盛世，越要防止“泰极则否”。
与此同时，王安石也给仁宗一道《上时政疏》[6]，同样论历史经验，但没有像司马光那样纵论一千七百年，只说了三个皇帝：“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灾祸而悔无所及。”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265—290），大封同姓诸侯王，偷合苟容，他一死就发生“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502—549），笃信佛教，把政务交给士族，结果被叛臣侯景攻破都城，饥病而死。唐明皇李隆基，在位四十五年（712—756），晚年荒淫无度，苟且偷安，结果爆发安史之乱，亡命四川。到嘉祐六年（1061）时，宋仁宗登基已三十八年，王安石讲上述三帝，特别指出，“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侥幸一时，而不可旷日持久”，显然比司马光的泛泛而谈针对性更强。
司马光所论“五规”，头四“规”都讲得比较抽象，第五“规”——“务实”——讲得最尖锐最生动。首先指出：“为国家者，先实而后文也。夫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谋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危，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斗，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这里的“文”非文化之文，而是文过饰非之文，粉饰也。这段话目标直指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宋仁宗，接着一口气指出了十个方面文而不实的问题：
臣窃见方今远方穷黎转死沟壑，而屡赦有罪，循门散钱，其于仁也，不亦远乎？本根不固，有识寒心，而道宫、佛庙，修广御容，其于孝也，不亦远乎？统纪不明，祭器紊乱，而雕缋文物，修饰容貌，其于礼也，不亦远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断竹数黍，敲叩古器，其于乐也，不亦远乎？是非错谬，贤不肖混淆，而钩校簿书，访寻比例，其于政也，不亦远乎？奸暴不诛，冤结不理，而拘泥微文，纠摘细过，其于刑也，不亦远乎？行能之士，沉沦草野，而考校文辞，指抉声病，其于求贤，不亦远乎？材任相违，职业废弛，而拣勘出身，比类资序，其于审官，不亦远乎？久大之谋，弃而不省，浅近之言，应时施行，其于纳谏，不亦远乎？将帅不良，士卒不精，而广聚虚数，徒取外观，其于治兵，不亦远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实亡，本失而末在。譬犹胶板为舟，抟土为楫，败布为帆，朽索为维，画以丹青，衣以文绣，使偶人驾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陆，则焕然信可观矣，若以涉江河，犯风涛，岂不危哉！
他把仁宗时期的大宋王朝喻为一艘文而不实的船。这艘船的船体是用胶粘的（胶舟沉楚王之典故），桨是用泥巴做的，帆用的是败布，纤绳用的是朽索，上面画着美丽的图画，蒙着锦缎，由木偶驾驶。坐这艘船，如果是在陆地上，还真是美轮美奂，而一旦入江河，遇风浪，难道不危险吗？
大宋王朝病了，病因在哪？司马光诊断为“文具而实亡，本失而末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形式主义，绣花枕头；而王安石的诊断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显然，司马光是对照儒家仁、孝、礼、乐的理论来找差距，有点停留于表象，而王安石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