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两句话是否打动了皇太后，但肯定给宰相韩琦以极大启发。在太后向执政抱怨皇帝时，韩琦说：“臣等只在外面见得官家（宋人对皇帝的称呼），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曹太后听后大惊失色，说：“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那好！韩琦说：“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韩琦的这段话史称“危言”，当时在场者都被吓得大气不敢出。其实，他表达的就是司马光奏疏的意思：“皇太后非皇帝无以安天下”。
两宫矛盾被暂时“压制”，但没有缓和。英宗开始临朝，但登极五个多月了，竟没说一句话，如泥塑一般。他不接见来给宋仁宗吊丧的西夏使节，不出席给仁宗招魂的重大典礼——“虞祭”。就是将神主（“虞”，死者的木头雕像）从陵寝迎回太庙，共须进行九次典礼（九“虞”），其中路途五次，抵京后四次。英宗的失礼行为气得太后无可奈何，问宰相韩琦：效昌邑王事如何？昌邑王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汉昭帝的侄子，因昭帝无子，驾崩后被皇太后和宰相霍光拥立为帝。但他荒淫无道，仅在位二十七天即被废，是谓“汉废帝”。显然，曹太后是要韩琦将英宗废了。她还送给韩琦一封信，里面装着英宗在宫中所写的歌词及其种种不是的记录。在见到韩琦等执政大臣时，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英宗，最后说：“老身殆无所容！”（已经没法再容忍了）“请为孀妇做主。”而英宗也有一肚子气，对韩琦等人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不是霍光，宋代不是汉代，要行废立，既无此胆也无此力，所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调和两宫矛盾。但因涉及个人命运，敢于出来调停的人寥寥无几，而司马光是最先站出来且坚持不懈的调停者。
在英宗拒绝参加“虞祭”时，司马光先后上了《言谴奠劄子》《论虞祭劄子》等，指出“虞者孝子之事”，不可让人代替，否则就有亏于孝道。仁宗神主入太庙的最后一次“虞祭”，英宗参加了，但没有哭，美其名曰“卒哭”。“卒哭”就是哭之终止，过去无此一说，算是祭礼上的“新发明”。这让太后怒形于色，几乎当场发作。司马光马上分别呈《上皇太后疏》[7]和《上皇帝疏》[8]，在这两份奏章中讲了同一个故事：“昔（东）汉明德马皇后无子，明帝使养贾贵人之子（刘）炟以为太子，且谓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皇）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为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母子慈爱，终始无纤介之间，前史载之，以为美谈。”他用这个故事劝太后不可“效常人之家，争语言细故，故有丝毫之隙，以为宗庙社稷之忧”。他希望英宗像汉章帝那样，像孝顺亲生父母一样孝顺太后，亲自到太后处“克己自责，以谢前失，温恭朝夕，侍养左右，先意承志，动无违礼”。在司马光和韩琦、欧阳修的调停下，太后与英宗的关系有所改善。
此后，司马光又给英宗连上四疏专谈对太后的奉养[9]，指出太后对陛下有三德：“先帝立陛下为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驾之夜，皇太后决定大策，迎立圣明，二也；陛下践 数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众心，惶惑失措，皇太后为陛下摄理万几，镇安中外，以俟痊复，三也。”希望英宗能“以大德灭小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以大局为重，奉养太后如亲生父母。
司马光为调停两宫关系所上的奏疏有十数道，对于他所作的贡献，副相欧阳修的评价是“于国有功，为不浅矣”。
治平元年（1064）五月，宰相韩琦拿十余件事向英宗取旨，英宗的答复都很妥当。韩琦再向太后汇报，太后连连称善。韩琦于是向太后提出辞职，太后说，相公不可去，倒是我应该居于深宫了。说着便站了起来，韩琦于是大声喊：“撤帘！”帘子撤下了，还能看见太后的背影……
驱除弄权宦官
太后被迫撤帘了，但与英宗的矛盾并没有随撤帘而去。他们的矛盾难以弥合，一个原因是有宦官从中挑拨，为首者乃权宦任守忠。
司马光称宦官为“近习之臣”，对宦官害政高度警惕。从皇祐二年（1050）上《论麦允言给卤簿状》（见第八章）开始，论宦官的奏状就一直没有停。先后被他弹劾的有炙手可热的权宦苏安静和张茂则等，最著名的奏疏有要求取消寄资的《论御药寄资劄子》（寄资即高职低配）和《论臣僚上殿屏人劄子》。后一劄子要求按祖宗规矩，皇上与臣僚谈话时，宦官应退到板障以外，如果发现偷听，应论罪量刑。好了，只说他现在要弹劾的任守忠官居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治所在今四川梓潼县境）留后。对他的职位，有必要解释一下。宋代宦官分两省，内侍省（简称前省，宫外当差）、入内侍省（后省，宫内当差）。不用说，最有权力的是入内侍省。任守忠所领入内都知是该省的最高职务，就是大内总管；宣政使是宦官的最高品级，正六品；留后全称为节度观察留后，正三品。宣政使已经是宦官最高品级，为什么还给他一个留后呢？这就是所谓的“寄资”，是皇帝对宦官的额外开恩。奴才在身边服侍久了，便有了感情，宦官职位到顶了，便给他挂一个武职继续往上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皇帝身居宫内，孤家寡人，再英明的主子也免不了靠宦官来刺探外情，监督臣下，特别是掌握军队的武臣，于是乎，诸如钤辖、监军以至刺史、观察使等高级武职便落到宦官头上。至于让宦官童贯当枢密使，那是后来宋徽宗干的事，此前尚无。
回到任守忠身上，司马光在调解两宫矛盾时，就已经不点名地指出：“宫省之内，必有谗邪之人，造饰语言，互相间构”[10]，不点任守忠的名是不想激化矛盾。曹太后撤帘后，他觉得应该打开窗子说亮话了。从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二日，司马光三上奏章，弹劾任守忠。
任守忠是“俳优”（演员）出身，因善于讨主子欢心，混到了勾当御药院这个要害职务，但他与教坊使田敏勾结犯罪，被真宗刘太后判杖二十，发配岳州（今岳阳）。经其父任文庆找关系说情，杖刑后免于发配，留在开封做生意。他用金钱买通御药宦官江德明，重入宫中，在仁宗朝一步步当上宦官押班。嘉祐年间，司马光力谏仁宗立宗室子为嗣，仁宗倾向于宗实，任守忠竭力阻扰；仁宗决定立宗实后令其宣召，他躲避而不肯行。仁宗逝世，皇太后垂帘听政，任守忠在太后面前诋毁英宗，使两宫关系愈来愈僵。在讨论太后的出入礼仪时，任守忠竭力主张沿用乾兴之例，即仁宗即位初期刘太后听政所享受的与皇帝一样的礼仪。这不仅是拍太后的马屁，而且包藏着另立新主的祸心。好在曹太后还算清醒，没有完全听他的，出入不鸣鞭，仪卫减半。太后撤帘还政，任守忠看大局已定，便转而巴结英宗高皇后，私拿内藏库价值数万的珠宝以献，自己也从中大捞了一把。在他掌管的内省，宦官只惧任守忠而不知惧皇帝。
七月十八日，司马光上《言任守忠劄子》[11]，历数其上述罪行，请求皇上将其“明正典刑，以示天下”。然而，任守忠是太后的腹心，又拍上了皇后，岂是你司马光一道奏章就能扳倒的？此疏上去，如泥牛入海。司马光接着又上《言任守忠第二劄子》[12]，指出，任守忠久任宫禁，一手遮天，如不早除，必有后患。可惜，此疏又打了水漂。是自己没有讲清他的罪行，还是皇上没有认识到他的危害？不搬掉这个皇宫内的奸宦，司马光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于八月二十二日又上《言任守忠第三劄子》[13]，列举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按时间顺序，重点揭露了他阻止立英宗为嗣，以及危害英宗执政的问题，最后说：“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亲见，众人所共知……诚国之大贼，人之巨蠹。伏望陛下尽发守忠之罪，明示四方，斩于都市，以惩奸慝。”这一次，英宗终于下决心，批给中书处理。
宰相韩琦坐在政事堂，拿来一张空白敕书，先让副相欧阳修签字，再让副相赵槩签字。赵槩感到为难，欧阳修说，你尽管签，韩公自有处分。赵槩签字后，韩琦把任守忠叫来，厉声说，你犯的罪当死，特贬你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节度副使，不可擅离安置地。宋代的节度使是最高武职，但节度副使啥也不是，无任何职权，也不给工资，是安置贬官的空头职务。韩琦当着任守忠的面签发了敕书，令人立即将他押解上路。如此处理有悖常规，而之所以如此，实出无奈，如按常规办理，宫中很可能传出新的旨意，那就流放不成了。
此前，谁也不敢得罪任守忠，司马光因扳倒了任守忠而名声大震。
任守忠既逐，英宗当朝宣布：“内臣差遣并一切委之于都知司。”司马光当即出班奏道：“此令不妥。”
怎么回事呢？都知司是宦官管理衙门，都知是其首长。如果大小宦官的任职都由都知说了算，这会形成以都知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如果这一制度不变，扳倒了一个任守忠，还会出现新的任守忠。次日，司马光又上《言内侍上殿差遣劄子》[14]，建议皇帝将高级宦官（都知，副都知，押班，东头、西头供奉官，均为六品）和重要部门（如勾当御药院，供奉龙图阁、天章阁）宦官任免权收回，亲自任命，而都知司只管一般宦官的任命。司马光一片拳拳之心，可惜于事无补，只要封建皇帝存在，就离不开宦官，无论宦官由谁来任命，都摆脱不了宦官干政，只有轻重不同而已。
从立英宗为嗣到驱逐任守忠，司马光与宰相韩琦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韩琦对司马光欣赏有加，司马光也对韩琦敬佩不已。然而，司马光很快发现，作为谏官，自己不过是执政大臣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韩琦也发现，司马光并非自己的驯服工具。
[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六》。
[2]《传家集·卷二十三》。
[3]同上。
[4]《长编·卷一百九十八·仁宗嘉祐八年四月甲申》。
[5]《长编·卷一百九十八·仁宗嘉祐八年四月戊戌》。
[6]《长编·卷一百九十八·仁宗嘉祐八年六月癸巳》。
[7]《传家集·卷二十九》。
[8]同上。
[9]见《传家集·卷三十》中《言奉养上殿劄子》至《言奉养上殿第四劄子》。
[10]《传家集·卷三十一·上皇太后疏》。
[11]《传家集·卷三十二》。
[12]同上。
[13]《传家集·卷三十二》。
[14]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