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头连尾，司马光知永兴军才五个月时间（真正主持工作三个月，另两个月等待发落）。他是自动请辞的，因为这个官实在没法再当下去了。他公开抵制司农寺关于所欠青苗钱不准重复暂缓的指示，判司农寺曾布迅速做出反应，下文给陕西常平使司，称已奉圣旨，督促各州、军一律按原规定执行。行文没有点司马光的名，但意思非常明显，他说的不算。推行青苗法的常平使司是直接受司农寺领导的独立系统，换句话说，知府、知州无权指挥常平使司。司马光行文拒不执行司农寺的指示，尽管有他的理由，但不仅抗上了，而且越权了。他的行文墨迹未干，立马就被司农寺奉圣旨否定，他这个官今后说话还有人听吗？且脸面安在？他于是写了辞呈。
远程轰击王安石
司马光的辞职报告是这样写的：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谓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见第二十一章）。今观安石引援亲党，盘踞津要，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义，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此二句不符合事实，“嘉祐四友”满朝皆知），徒以屡尝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预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知制诰、翰林学士），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苏）轼与（孔）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范）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
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其不然，是谓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挑拨离间的阴谋）。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辛酉》）
这是一份辞职报告吗？不像。疏中充满了对王安石的仇恨和顾影自怜，确切地说，这是一份誓死与王安石斗争到底的决心书。仔细阅读，其实他没有明确请求辞职，而是把“球”踢给了神宗，你要觉得我的罪和范镇一样，那就让我退休；要认为我的罪超过范镇，那就流放或杀头。
只说神宗看了司马光的奏章，一下就明白了。既然司马光在永兴军干不下去了，那就给他换个地方，改知许州（今许昌）。在发出任职命令时，神宗要求他赴任途中来开封入见。有人提醒神宗说，言不见用，他肯定不来。司马光果然拒绝了知许州的敕告，坚请西京御史台。如此相持七十余天，神宗彻底失望了，对辅臣说：“司马光只是待做严子陵（东汉著名隐士），他哪里肯做事。”（《师友杂志》）四月十八日，准其判西京御史台。
接到告敕后，司马光发誓“绝口不复论新法”。告别长安时，他写下了《到任明年旨罢官有作》[1]：
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可惜终南色，临行子细看。
吕诲的临终嘱托
洛阳，是司马光儿时生活和启蒙读书的地方，砸缸救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自少年时随父离开后，中间只有康定元年（1040）从华州调任苏州时路过一次，吟出了“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不春风”的诗句。眨眼三十一年过去了，他从二十二岁变成了五十三岁，当年他春风得意，如雏凤展翅，现在是心灰意冷，如倦鸟归林。
当时，宋、辽、西夏三国，除首都外，均设陪都。北宋的陪都开始有两个，一是洛阳，是太祖赵匡胤的出生地，在东京之西，故名西京；一是商丘，是太祖的“龙兴之地”（曾任宋州节度使），在开封之南，故名南京。仁宗时为了对辽虚张声势，又设大名为北京。三个陪都，西京最重要。洛阳形胜，是十三朝故都，“河洛为王里，崤函为帝宅”。赵匡胤在临死前一年回洛阳故地重游，有意迁都于此，但被赵光义一句“在德不在险”所动摇，回开封一年就在“烛影斧声”中死去了。赵匡胤视洛阳为最后的根据地，故设有留守司。从国初始，一直以被贬的重臣（如宰相赵普）为留守，以老成持重者为通判（如司马光之父司马池），还设有御史台（留台）。不过，留司虽地位显赫，但平时就是聋子的耳朵。洛阳的行政由河南府处理，留司不得干涉。
司马光所要去的地方，赫然挂着留司御史台的牌子，其实只有十几间陈旧的房子，更没有属官和衙役，一直是被贬大官的临时住所。现在司马光要来，河南府按三品官的待遇，派厢军来打扫房子，搬运行李，一阵忙乱之后，基本安顿下来。当晚，河南府设宴为之洗尘，例行公事，煞是无趣。为啥？知河南府李中师是王安石的“拥趸”，为推行免役法，对前宰相富弼的庄田也照收免役钱。因无话可谈，宴会草草结束。
因旅途劳顿，这一夜，司马光和夫人张氏都睡得很沉，次日天已大亮，方才起床。司马光用过早餐，散步遛弯，见房子周围插了一圈竹篱，有三四尺高，门口还有两个站岗的厢军士兵。宋代的厢军是地方军，像点样的兵都被挑到禁军中去了，剩下的多为老弱，几乎不训练，专门担任公差勤务，包括服侍官员。朝廷对京官占役厢军有明文规定，宰相三十名，副相二十名，以下递减。到司马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这一级，应该是十名左右。司马光问，平时这里有哨兵吗？答曰，有官则有，无官则无。又问，周围插竹篱干啥？答曰，防盗。司马光不禁笑了，我一个受贬之人，有甚可盗？
转了一圈回来，想到自己就要过隐士生活了，写出了《初到洛中书怀》[2]：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
他似乎真的要“绝口不复论新法”了，可一遇到具体事他就来了气。当时，朝廷派枢密使蔡挺之子蔡天申为西京察访，他虽然官阶很低，只是个大理寺丞，但狗仗人势，派头十足，颐指气使，河南知府李中师，转运使李南公，都低三下四地围着他转。这天，朝谒应天院神御殿，所有在洛阳的官员全部参加。宋朝规定，凡朝谒等重大活动均有专门负责排位的官员，严格按官阶等级排位，并由御史台监督。蔡天申仗着自己是钦差，竟然违规站到了最前面。司马光一看火了，大声喊道：“排位官，引蔡寺丞入位！”蔡天申于是被领到河南府监竹木税官富赞善之下。就在此次朝谒之后，蔡天申再不敢飞扬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