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吴蕴初（1891—1953），原名葆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化学工业实业家。
13岁入塾读书，15岁进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后入上海兵工学堂学习化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13年任汉阳钢铁厂化验师及制砖厂厂长。1916年去汉口，先后任汉阳兵工厂理化、制药（炸药）课课长。1921年与宋伟臣合作在汉口开设炽昌硝碱公司，生产火柴原料；与施耕伊在上海合办炽昌新牛皮胶厂，生产制造火柴用牛皮胶。其时，日本调味粉“味之素”行销中国，获利颇丰。吴乃潜心研究分析，并获得廉价成批生产调味粉的方法。1923年张逸云投资5万元，在上海开办天厨味精厂，吴任厂长兼经理，生产的佛手牌味精畅销国内以及东南亚，并远销美国。吴重视化学工业的科学研究，1928年创办中华化学研究所，任董事长，后被举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1932年天厨厂增资改组，吴取得对该厂的控制权，又用天厨厂的盈利，先后开办天原电化厂、天厨第二和第三分厂、天盛陶器厂、天利氮气厂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将上海天厨、天原两厂迁渝，复工后因资金不足，由金城、中央、农民等银行投资并派人管理。他在沦陷区的企业多被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吴收回原有企业，经修复后于1947年开工，因美货倾销、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企业处境困难。吴在民国时期，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资源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及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0月15日病逝于上海。
传奇
1923年，吴蕴初手握制作调味粉的技术专利，明察暗访，欲挑选既识货又热衷于实业救国的人来合伙。
茶坊酒肆鱼龙混杂，也自是藏龙卧虎及各种消息汇集与迅速传递之所，于是，从不轻易涉足的吴蕴初也踱入了其间。冷静地用他那独特的眼光观察着，搜寻着，……
终于，他发现了一个人，此人三十上下，做商人打扮，操宁波口音，精明灵活，宁波如同绍兴出师爷一般地“盛产”精明的商人。这是个理想的对象。经有意地不露声色的探询，得知此人姓王名东园，系张崇新酱园的推销员。张崇新酱园的老板张逸云拥有十几个酱园，资金可谓雄厚，他本人又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中过举，头脑灵活，声誉甚佳，为人宽厚热忱，正派有识，实是吴蕴初欲寻的理想合伙人。他不急于去面见这位老板，而是要通过那位精明热情的善贾的宁波王东园来做中介。于是，他有意地跟着王东园进了“聚丰园”。
吴蕴初选了个距王东园不远的桌子坐定后，丢出两角银币，要了两菜一汤一碗饭，“食公之意，不在吃”，他有意地端起汤来喝了一口，在嘴中夸大地品了品，再有意加大动作地摇摇头，微皱一皱眉，便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瓶，招摇地高高举起，缓缓地抖了两抖，几点不易为人察觉的粉末落入汤中。以眼角余光他瞥见自己的这些举动已引起几个人的好奇，这才不慌不忙地端起汤碗浅尝了一口后，便大口地喝了起来，喝了两口后，又啜嘴咋舌，表情陶醉。
同桌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实在忍不住好奇，便开口问道：“喂，侬在汤里做了啥法，好香啊？”
吴蕴初笑而不答，将那个小瓶对准那年轻人的汤碗抖了抖，而后说：“侬阿品品看！”
年轻人却起了疑心，怕这位表相斯文的人乘机给他下上什么毒药，拒不肯尝。
这一切自然落入了精明的王东园眼中，他深信这位斯文的先生不会害人，也深知在这大庭广众中也没人敢无端害人，便凑上去要尝一尝。待喝了一口吴蕴初的汤后，品了品滋味，不禁脱口叫道：“好！好！好味道——你再买一碗吧，阿拉付钱，这碗就归阿拉吧！”
吴蕴初说：“先生何必客气，再来一碗归你，我给你放点儿这东西就是。”
王东园移桌相就，喝着吴蕴初给他兑好的汤，赞不绝口，当得知这位先生就是吴蕴初后，恍然地叫道：“怪不得，怪不得！先生就是炽昌的吴厂长，有名的化学家，久闻，久仰！是阿拉有眼不识泰山，先生见谅，先生见谅！”
一番逊让后，王东园又报上姓名，说：“是先生研究得与‘味之素’一样的东西吧？何不办一个工厂？”
吴蕴初点头说：“你很识货！这正是我研究的足可与‘味之素’抗衡的东西，我也正是想用这东西将日本的‘味之素’挤出去，将他们赚去咱们的白花花的银子夺回来！”
王东园听了连声叫好，在得知吴蕴初尚缺乏资金后，主动提出介绍他的老板张逸云与吴蕴初合作。
王东园是位办事功效很高的人，张逸云也非常爽快，第二天便约了吴蕴初仍在聚丰园中相见。宾主相见，略事寒暄，两个饱学的读书人便一见如故了。张逸云起身拦住欲叫菜的吴蕴初说：“今天咱俩谁也别请谁，合伙做东：我出饭菜，你出调料，公平合作如何？”
吴蕴初开怀大笑。
尝过经吴蕴初加料的汤后，张逸云喜形于色，连赞此品绝不逊于“味之素”，吴蕴初更是兴奋异常，说：“您使我相信，我的实验目的是达到了，至于更大的目的，就需要先生您支持了！”
张逸云正色道：“吴先生，我辈读书人岂不知民族兴亡的道理？您有话只管直说吧，可是要阿拉合作？”
待吴蕴初点头后，又道：“阿拉出钱，你出技术经营就是，你开口吧，先要好多？”
吴蕴初说：“就请先出五千银洋吧！”
于是，两下里相见恨晚，一拍即合，决定共办一个生产如同“味之素”一样的调味品的工厂。
苦学
吴蕴初的祖上几代，均以教书为业，吴蕴初的父亲吴箫舫就一直从私塾教到公学，后来才做了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教师。一家十口就全靠吴箫舫的洋“束脩”度日，其清贫可想而知。
吴蕴初小时，祖父已赋闲在家，又甚喜欢这个长孙，故自吴蕴初牙牙学语起，便将其所学所悟或直接或间接地一点儿一点儿地灌输给他。待他稍大之后，读书之外，祖父又总是要其伴在身边，教其做些“细务”：洒扫清理，捧烟打水，传拿递取。他也做得十分麻利与愉快。吴家历来“往来无白丁”，到吴家与吴老爷子攀谈的多是读书人，话题无非是诗书、先贤与时事。由于吴蕴初常伴于旁，“细务”又做得快，多半时间端正了身子，仰起脸儿来望着、听着，先贤名人的许多勤奋向学、英勇报国，正直做人、刻意为民的动人感人的故事，激励着吴蕴初；时事的“国耻民难”也对吴蕴初产生着重大影响。
不去考秀才、举人，学点本事，找个出路，至少可以赚两个钱添补添补家用，出于这种心理，吴蕴初在14岁时（1905年）进了广方言馆。由于光绪已于前几年接受了张百熙、张之洞等大员的奏请，厘定了公学各级学校章程与学制，基本上以张之洞提倡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兴办了不少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便是这一时期与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广方言馆几乎相当于现今的外语学校。进这所学校，祖父是反对的，老人家出于爱国心理一向不喜欢外国的东西，并且觉得国家太弱，即使外语学得再好，也难得与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这个他最喜爱也最寄厚望的长孙说：
“读洋书，学洋文，到头来国人不喜，外人不用，还不得给洋人去倒夜壶？”
可吴蕴初以为，学，他就要也必然学好，学好了，也就学懂了洋人的东西，“我学好了，有了作为，说不定还叫洋人给我倒夜壶呢！”可是，他在广方言馆刚学了一年，父亲的那点洋“束脩”已填不饱渐已长大的五个弟、妹的肚子了，于是只好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洋书本，回到了嘉定县西门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学做起了英语教师，收入虽说不多，可也能填补一点家用。
科举一废止，上海兵工学堂便传出了招生的消息，吴蕴初听了跃跃欲试，便向其父提出了报考的要求。父亲虽深觉家用开支愈来愈大，自己已独力难撑，可仍为儿子的前途着想，略一沉吟，便应允了。可是有两个条件。今年考不取以后就不要考了；考上了，家里是无力负担的，须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争取自立。吴蕴初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说：“父亲大人放心，孩儿不但在经济上会自立，还要多赚点钱来贴补家用！”
吴箫舫听了深觉对不住这么小的儿子，至于“贴补家用”，他相信儿子并不是随口说说，肯定会当回事去做，可他才十四五岁呀，内疚与欣慰之下，他唯有苦笑。
吴蕴初凭借智慧、信心和努力，实现了他“一年考取”的誓言，也凭借吃苦、耐劳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另一个诺言：自立并贴补一些家用。他入学伊始，就挤出尽量多的时间去打工赚钱，而且很快就获得了奖学金。虽是几块钱，可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特别是他这个无家人负担却要负担家人的穷学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校长看他学习勤恳，成绩突出，便体恤、同情他，安排他到兵工学堂的附属小学兼教算术学，每月给他六两白银的报酬。这对于他来说又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可他仍不满足，仍挤出时间去打工做苦力，以赚取可以补贴家用的小钱！并在外白渡桥边找到了这种出大力挣小钱的“基地”。外白渡桥位于交通要津，是运输生活物资进入上海的要道，又距兵工学堂不远。吴蕴初发现由于桥高，人力车辆，甚至驴马车通过时都要加大力度，他就一得闲便等待于桥下，发现上桥吃力的车辆就奔上去帮人推、拉，然后得几文“回谢”。
贡献
吴蕴初1911年从上海兵工学堂毕业，到上海制造局实习一年后，回学堂当助教，同时在杜博所办上海化验室做一些化验工作。1913年经杜博举荐到汉阳钢铁厂任化验师。在该厂试制矽砖和锰砖获成功，被升任砖厂厂长。不久，汉阳兵工厂聘他担任理化课和制药（炸药）课课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工原料短缺，燮昌火柴厂在汉口筹办氯酸钾公司，聘吴蕴初为工程师兼厂长，利用兵工厂的废料以电解法生产氯酸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