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他爱生养他的母亲，培育他的叔叔，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同学和朋友：臧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贵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感情所感动。他的文章有的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同样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文章后，特地给季羡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忘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一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l987年读过季羡林的《重返哥廷根》一文。文中季羡林描述自己在养老院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季羡林说：“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季羡林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季羡林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害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季羡林的回信：
郑曼
克家：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谢谢！
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个道理，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解的。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奈何也。……
季羡林待人的至真至诚，至爱至亲之心，可见一斑。
至于说到“忍”字，也就是宽容之心，例子就更多了。就他个人来说，从没有过私敌。他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和事。“文革”中，他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打翻在地，批斗，抄家，住“牛棚”，吃尽了一切苦头。“文革”后，他否极泰来，“官”运亨通，做了北大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各种头衔50多个，而与他共事的人，有不少都是当年整过他的人。如果他要报复的话，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行报复，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他在《牛棚杂忆·自序》中是这样说的：“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10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这样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非大智大勇者，莫能为也。
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对个人来讲，是一个品德问题，也是一个生存之道的问题；对社会来讲，就是一个能否和谐的问题了。季羡林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两字箴言：“真”和“忍”，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待人以诚”和“与人为善”的道德观。这种儒家倡导的“诚信”和“恕道”，早已形成了我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而且，正由于这种处世哲学在民间的根深蒂固，才维系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历数千年而不衰。这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社会，背离这种传统美德越来越远，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试看今日之社会，物欲横流，虚假成风，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为一己之私利，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卖官鬻爵，欺上瞒下，罔顾民生，假药、假烟、假酒、假奶粉、假光盘、假文凭、假证件、假论文等等，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何以言“真”；为一己之私利，置他人生死于不顾，为非作歹，恃强凌弱，仗势欺人，为所欲为。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互不相让，大打出手，甚至致人死命的事，屡见于报端，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又何以言“忍”？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季羡林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真”、“忍”这二字箴言，难道不值得每一个盼望社会和谐的人深思并且身体力行吗？
个人心中要保持和谐的心态
最后，再来谈一谈季羡林为人处世的第三个原则：“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这个原则看似个人心态问题，与和谐社会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社会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社会焉能不和谐。实际上，个人内心的和谐，较之强制性的法律条文和空泛的口号，对构建和谐社会更为重要。
从表面上看，季羡林永远安详、恬静、和蔼可亲，像一潭平静的池水，似乎他内心从没有过什么痛苦和矛盾。其实不然。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点也不比别人少，甚至比常人要多得多。l999年，他在一篇《世态炎凉》的短文中写道：
我已到望九之年，在8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这就是他在遭到那么多大劫难后，仍然能保持心态平衡的“秘诀”。这“秘诀”其实非“秘诀”，不正是孔子当年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恕道”的永恒意义。孔子这句话，是世人皆知的，不是什么“秘诀”。但是，世人皆知，并不等于世人皆能做到。能做到的人，从来就是很少的，季羡林是其中之一，所以他虽尽经劫难，仍然能保持和谐的心态。
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听起来有点难听，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类的本性之一——自私。这是事实。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趋吉避凶的，都是自私自利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人是万物之灵，是高等动物，当然有别于一般动物。诚如孟子所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极少之谓也。那么，这极少一点与一般动物不同之处是什么呢？那就是，人可以通过伦理道德的教化，形成一种道德观念来抑制约束自己自私的本能。古今中外许多仁人志士，他们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捐躯，见义勇为，甚至为救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等等，就是这种“几希”的表现。这些人是人类的楷模，社会的“脊梁”，世人的榜样，正因为有这样一批人类的精英和他们的“浩然之气”，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发展，日益文明，繁荣昌盛。这是一般动物不可能做到的。
在季羡林看来，一个人要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键，就要看抑制自私本性的程度如何。他在《论人生》一文中写道：
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反之，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坏。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普天之下倒是不老少的。说这话有点泄气。无奈这是事实，我有什么办法？
季羡林这段话，可谓把一个人道德优劣高下的根源，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甚至加以量化了，实在是明白之极，深刻之极，透彻之极。要想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就要遇事多为他人着想，不要只替自己打算。要先人后己，不要先己后人；要宽怀大度，不要斤斤计较。总而言之，不要忘记了孔夫子那句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季羡林的人生和谐之道，简而言之，就是“三和”：与天和谐，与人和谐，与己和谐。一个人能做到了“三和”，则个人生活愉快，社会安定和谐。
最后，有一个问题，有些想不通。过去读古书，圣贤们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时以为是至理名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是现在却开始怀疑了。今天，我们的“仓廪”比过去“实”多了，可是，为什么还不如过去“知礼节”？今天，我们的“衣食”比过去“足”多了，为什么还不如过去“知荣辱”？
仔细想来，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因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两个有联系而又不同性质的事物。物质文明只是精神文明提高的基础和前提，但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提升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提高还要有自己独自的发展道路，还要下大力气去抓。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精神文明建设不但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甚至连“精神文明”这个词都渐渐被遗忘了。
今日的中国，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与滞后的精神文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已经严重阻碍了物质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努力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当此之时，季羡林提出的“和谐观”，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自己对“和谐”的看法，给人以启迪，值得一切关注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志士仁人深思。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