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Lüders。季先生自己称他为“太老师”，从学术的继承性讲，季先生师从Waldschmidt，也等于师从Lüders。在20世纪前期欧洲的东方学和印度学界，Lüders的地位和成就众所公认。Lüders是柏林大学的教授，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他以研究印度的语言、古碑铭、宗教，后来又包括在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佛教文献而著称于世。季先生讲：“他的书，只要我能得到，就一定仔细阅读。”季先生最称赞Lüders的著作Philologica Indica（《印度语文学论集》）。季先生说：“这是一部很大的书，我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过一遍，有的文章阅读过多遍。像这样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文学、碑铭等的对一般人来说都是极为枯燥、深奥的文章，应该说是最乏味的东西。喜欢这样文章的人恐怕极少极少，然而我却情有独钟；我最爱读中外两位大学者的文章，中国是陈寅恪先生，西方就是Lüders先生。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穷水尽疑无路’，转眼间‘柳暗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人们一般读文学作品能得到美感享受，身轻神怡。然而我读这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季先生真是神往于此了。
Lüders其他的著作还有许多。其中最著名的，可以举出如：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Bruchstück der Kalpan？manditik？des Kum？ral？ta，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Urkanons，Mathur？Inions，Bhārhut Inions。遗憾的是，在中国，即便是在所谓的印度学界，今天知道和了解Lüders以及他的著作的人还是很有限。
再就是Waldschmidt。他是季先生的授业老师。Waldschmidt一生的成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写本，即德国人称作的Turfanfunden或Turfan-Sammlung；二是研究印度艺术以及印度艺术在中亚和南亚其他地区的传播。在这两方面，Waldschmidt发表过许多论文，出版过多种著作。他从20世纪的60年代起，主持了由德国学术研究会（DFG）资助的大型的研究项目，叫做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吐鲁番出土梵文写本》），全面地整理和出版20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所掘获的古代写本中梵文文献。同时作为哥廷根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计划，还编辑出版一套词典，叫做Sanskrit-W？觟b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吐鲁番出土佛教文献梵文词典》）。这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1967年，为了纪念Waldschmidt七十岁的生日，在哥廷根出版过他的一部论文集，题目叫Von Ceylon bis Turfan（《从锡兰到吐鲁番》）。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Waldschmidt的研究特点。Waldschmidt在退休以前，一直是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中间还担任过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的馆长。Waldschmidt去世于1985年。1980年，季先生重访哥廷根，最后一次见到了他的这位恩师，当时Waldschmidt已经把他与他夫人私人的住宅和藏书全部捐献给了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与佛教学研究所，夫妇二人一起住进了养老院。三年以后，他的夫人，也是季先生的师母Rose-Leonore Waldschmidt也去世了。这位师母，季先生在文章里不时表示出深情的怀念，也是一位研究印度艺术的专家。
陈寅恪先生是季先生在清华时的老师。有关陈寅恪，近年来国内不少人在讨论或谈论，因此这里不再多谈。
如果我们真正是读过季先生的所有学术论文，就可以看到，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程度继承了他的这几位老师的特点。
从完成博士论文，到战争结束，最后回国，季先生还在德国停留了几年，这几年里，季先生写成了四篇论文。这四篇论文分别是：
一、Parllelversionen zur tocharischen Rezension des Puyavanta－J·taka（《吐火罗文本〈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
二、Die Umvandlung der Endung －a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变为和的现象》）
三、P·li Asīyati
四、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
这几篇论文，与季先生的博士论文一样，是季先生在德国学习和研究的成果，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惜同样的研究工作在季先生回国后，几乎就没有条件再进行下去。不过，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季先生发表的几篇在国内学术界极有影响的文章，实际上与季先生在德国得到的学术训练密不可分。至于季先生在50年代及60年代、70年代翻译出的大量的梵文文学作品，包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更是以季先生在德国学成的梵文为根本的条件。“文化大革命”以后，季先生有机会得到一批新疆新出土的吐火罗语的残本，他重操旧业，在吐火罗语研究方面取得了崭新的成果，这就是他与一位德国学者、一位法国学者合作，1998年在德国出版的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China（《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书。
季先生在德国完成的这四篇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德国Zeitschrift der Deutschland Morgenl？覿ndischen Gesellschaft（《德国东方学会学报》），另外两篇发表在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in G？觟ttingen，Phil.-Hist.Klasse（《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前者是欧洲最著名的东方学刊物之一。后者作为科学院的院刊，熟悉德国学术界情况的人都知道，科学院院刊都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刊物。几十年来，季先生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实际上最早和最主要就来自他的这数量不多的几篇学术文章。这一点，知道的人似乎不多。季先生自己讲：“可惜因为原文是德文，在国内，甚至我的学生和同行，读过那几篇论文的，为数甚少。介绍我的所谓‘学术成就’的人，也大多不谈。说句老实话，我真感到多少有点遗憾，有点寂寞。”季先生为此感叹不已。近年来，不少人在介绍和讨论季先生的学术和学术思想，写出了不少文章，出版的书也不止一种，不过这样的情形却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最后，作一个总结，是本文开头讲的话，如果从季先生的留学经历来思考他的学术成就，只就学术而言，我以为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一、学习与外国研究相关的学科，不可不出国留学。我们可以设想，季先生如果不到德国，就不会有后来学术上的成就。季先生自己也是这样讲的。
二、出国一定要找到高明的师傅。季先生在德国师从的，都是当时相关学术领域中世界顶尖级的学者，“师法乎上”，才能学到顶尖的学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也是一个通例。我们看过去一个世纪，在国外留学，学有所成，回国后又真正有建树的中国留学生，几乎无一不是如此。
三、在学有所成后，要在国际学术界，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展现自己。就像季先生的最早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当时欧洲最有影响、最有地位的学术刊物上，所以能为国际上的学术同行所了解，获得高度的评价。季先生几十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不是凭空得来的。
明白这些，我们就多少可以知道，季先生是怎样走上研究东方学的道路，以及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学习季先生治学的门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