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是非常重视学德的，他说：“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这样的骗局绝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为鉴戒……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又说：“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谦虚，做学问更是如此。如果一个学者，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老年的，觉得自己的学问已经够大的，没有必要再进行学习了，他就不会再有进步。事实上，不管你搞哪一门学问，绝不会有搞得完全彻底一点问题也不留的。人即使能活上一千年，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在做学问上谦虚，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如何正确对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关系一个学者学风学德的问题，季老很坦诚地说：“我对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最初也不够冷静。仔细检查自己内心的活动，不冷静的原因绝不是什么面子问题，而是觉得别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心里十分别扭，简直是堵得难受，所以才不冷静。最近若干年来，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进步。首先，我认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至于有人无理攻击，也用不着真正的生气。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最后，我还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如何做学问，当然也关系到学风问题，季老主张“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他说：“我个人认为，居今之世而言治学问，绝不能坐井观天……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国学在内，对外国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绝不能视若无睹。那样不利于我们自己学问的进步，也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学者，不管你是哪一门，哪一科，尽快掌握外语。只有这样，中国的声音才能传向全球。”
季老不服老，古稀之年成了他学术成就最辉煌的时段，让人们懂得什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那拼命硬干、锲而不舍、严谨大胆、求真求新、高瞻远瞩、虚怀若谷、舍身求法的治学精神和学风学德，一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敬重，真不愧为当代世界东方学的泰斗、一代宗师！
二、季老是现代中国东方学的缔造者、引路人
在季老之前或与季老同辈的中国学者中，已有不少东方学家，只是中国早时候没有“东方学家”这样的称谓。古代的东方学家，如唐代僧人玄奘（602~664），他赴印度取经，历尽艰险，往返17年，是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法相宗创始人，译出大小乘经论共75部，著有《大唐西域记》一书。当代的东方学家，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梵澄（1909~2000），曾在印度待了33年，有“当代玄奘”之称。据报载：徐通晓国学，精通梵文、拉丁文、古希腊文等9种语言，在中西哲学、宗教、文艺和诗歌的每一领域都做过了深入研究，是位集中、印、西学于一身的哲人、学术大师、翻译家，有《徐梵澄文集》16卷传世。
玄奘献身佛学，翻译大量佛经，有弟子数千。徐梵澄献身文化学术研究与翻译，不收弟子门徒，孤独一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做学问。季老和玄奘、徐梵澄有共同之处，都是学梵文，研究佛教，与印度文化结缘的。季老还在求学时就很崇敬玄奘，深受其拼命硬干、锲而不舍、不畏艰险、舍身求法精神的影响，因而有一种“玄奘情结”，曾以“齐奘”的笔名写文章，后来在做学术研究遇到什么大困难或挫折时，常以玄奘的“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大无畏精神激励自己。季老也西行取“经”，不过不是去印度，而是去德国，在几位热爱印度文化的德国教授——东方学家的严格训练和悉心传授下，十年取得了“东方学”真经。季老又与玄奘、徐梵澄两位不同，他没有局限于自己专攻的“术业”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的研究，而是扩而大之，以传承、弘扬和复兴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为己任，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爱国、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
季老深知，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独木不成林，必须在自己的祖国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造就一支宏大的中国东方学研究队伍。办法有两条：一条是以自己的东方学研究实践和成绩，率先垂范。关于这一条后面还将说到。另一条是通过办教育，从零开始，从打基础开始，着手培养东方学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才是长久之计。所以季老留德归来，北京大学要聘他任教，正合心意，欣然应聘，于1946年在北大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希望利用北大这片园地培育中国东方学家的幼苗，为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准备学术力量。
办教育这条路是一条漫长之路，建系初期，连他这位系主任在内才四名教师，四种语言，学生更少，全系师生总共“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解放初，因国家急需大量东方语人才，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迅速发展壮大，至1952年已设有蒙古语、朝鲜语、日本语、印尼语、越南语、缅甸语、泰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9个专业，不久又增设了乌尔都语和波斯语两个专业。教师100多人，学生500多人，成为北大最大的系，也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东方语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季老喜出望外，但系务工作顿时繁忙起来，“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尽管到改革开放前，东语系的培养目标一直局限于培养东方语翻译人才，而不是直接培养东方学研究人才，但是季老始终满怀信心，筚路蓝缕，辛勤耕耘东方语文系这一亩三分地。因为他深信，只要每年有一批毕业生分配到全国高校、机关团体和科研机构工作，这就好比把一批东方学种子撒向全国，不久这些种子就可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十年二十年后长成了千万棵挺拔的大树，形成一大片郁郁葱葱的东方学之林。学生毕业时虽然只掌握一种东方语，知识面也不宽，研究能力差，但是他们年轻，又有大学的文化基础和训练，一旦投入所在部门的工作，日积月累，就会逐渐扩大知识面，逐渐提高研究能力，最终成为这个部门，或者说东方学某一领域的业务骨干、专家。有的人再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还可能成为东方学多个领域的专家。果不其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季老的弟子，弟子的弟子，已是桃李满天下，东方学之树蔚然成林。用季老的话说：“我们初建系时，在全国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今天则是南北许多大学都有了东方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等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我们的同行遍天下了。顺便说一句，这些机构以及外文出版社、中央广播电台、中国画报社等等地方，主管东方语言的大多数也是我们系的毕业生。”的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教育系统、传媒出版系统、对外经贸系统、外交系统、军事与情报系统、党团与群众团体系统和社科研究系统，凡是需要东语人才的单位，其头几批创业人，几乎都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这些早期的毕业生，许多人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或外交家、军事家、大记者，或部长、局长、院长、所长，组成了现代中国东方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和带头人。
季老当了38年系主任，为了创建现代中国东方学，呕心沥血，到1983年他卸任系主任时，现代中国东方学实际上已然建成。系新领导班子的成员都是季老的弟子。在季老的亲切关怀、直接指导和全力支持下，沿着他开辟的东方学航道，扬帆破浪，勇往直前。根据形势的新发展和新要求，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开展了一系列东方学建设工作：
（一）把系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东语翻译人才改为培养东方语言文化人才，换言之，就是培养东方学人才。为此，把语言各专业改为语言文化专业，制订新的教学大纲，开设一批新课，以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学习要求。而要实现新的培养目标，关键是要有东方学的教师，因此，把现有的东语教学队伍改造成东方学教学与研究队伍，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将一个从事东语教学的系改造成东方学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系。在这转型的关键时刻，又是季老亲自来和大家座谈如何开展东方学各领域的学术研究，引导和鼓励大家在新形势下要勇于迈开新的步伐，攀登新的学科高峰。于是全系出现一股科研热潮，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提高教学，学术气氛日浓。许多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更是积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科研方向，扩大研究领域。结果，学术视野大大开阔了，学术路子大大拓宽了，学术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了，学术成果开始增多了。如印尼语教授梁立基，其科研由语言扩展到文学和文化，其学术成果有：主编《印尼语汉语辞典》《汉语印尼语辞典》，《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东南亚文学》、《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东方文学史》（副主编），翻译《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专著《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和《光辉的历史篇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其所编著的辞典、文学史和翻译的诗词在印尼受到广泛好评。他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参加学术会议，作的有关中国与这些国家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的学术报告，引起轰动，名震马来群岛。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亲自为他颁发“马来西亚中国友好人物奖”，以表彰他在语言、文学和文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又如乌尔都语教授唐孟生，其科研由语言扩展到文学、文化、宗教，他的新作《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在巴基斯坦受到很高评价，穆沙拉夫总统亲自为他颁发国家最高学术奖“贡献奖”。再如波斯语教授张鸿年，其科研由语言扩展到文学、文化和翻译，专著《波斯文学史》，译作有《列王纪全集》《萨迪果园》《萨迪蔷薇园》《鲁拜集》《蕾莉与马杰农》《勇士鲁斯塔姆》《四类英才》《波斯哲理诗》《波斯文学故事集》《波斯古代诗选》（主编）、《波汉辞典》（合作），汉译波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荣获德黑兰大学波斯语言文学中心的“文学奖”、德黑兰大学建校70周年颁发的“杰出学者终身奖”、伊朗总统颁发的“杰出学者奖”、伊朗指导部颁发的“伊朗文化名人奖”、伊朗阿夫沙尔基金会第六届“文史奖”（此奖为伊朗最高学术奖，每届只奖一人）。
总之，我们系已由东语教学系成功地转为东方学教学与研究并重的系。
（三）成立东方文学研究室，目的是把全系各专业的搞文学的教师组织起来，交流教学与研究经验，开展共同科研项目，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文研室组织学习文学理论，由季老指导，记得学习内容还包括《文心雕龙》。组织撰写由季老任主编的《东方文学简史》和《东方文学史》，主办高校东方文学教师培训班，筹办多次全国性的东方文学研讨会。文研室实际上成了中国东方文学的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