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把“天人合一”新解为“人与自然合一”。
季老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对于哲学，其中也包括中国哲学，我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站在哲学门外向里面望了几眼的好奇者。……什么叫‘天人合一’呢？‘人’，容易解释，就是我们这一些芸芸众生。‘天’，却有点困难，因为‘天’字本身含义就有点模糊。在中国古哲学家笔下，天有时候似乎指的是一个有意志的上帝。这一点非常稀见。有时候似乎指的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时候似乎指的是有智力有意识的自然。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我把‘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我相信这八九不离十，离真理不会有十万八千里……谈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来源，大多数学者一般的解释都是说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这是很有见地的话，这是比较广义的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先补充上一句：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季老又说：“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下略）’印度哲学中的‘梵我一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所以季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是有别于西方分析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也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因此，“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季老在这里连用三个“非常”，可见他是如何极力地强调这一思想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的。然而，他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又给我们着重介绍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季老说，宾四先生过去对“天人合一”思想没有任何评价，大概是还没有感到这个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之处。直到他在自己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写于1990年5月，载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1年8月第4期）中，对“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却有了全新的认识。季老在这里把钱穆全文抄录供大家参考。钱在文中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唯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类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以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既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含义广大……”季老远在钱老先生文章写成以前，已开始考虑“天人合一”思想，现在只是发现钱文中有些观点与他“不谋而合”。钱先生在彻悟后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认识和新评价，确实有力地支持了季老对“天人合一”的新解，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解”及分析、研究其深远含义。
季老把“天人合一”新解为“人与自然合一”。他说：“天，我认为指的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否则人类前途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存在不下去。”季老进而从文化层面考察东西方文化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他说：“在人类社会方面，西方人经常是‘兄弟阋于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例子。杀人成山，血流成河，自己还一个劲儿捉对儿厮杀。如果他们的文化真正是尽善尽美的话，这种兄弟间惨绝人寰的悲剧又怎样来解释呢？西方有识之士，尽管对自己的文化所产生的根本弊端认识是肤浅的，但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文化是有问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施本格勒的《欧洲的沦亡》一书，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又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次大战时间更长，死人更多，破坏更大，影响更坏。西方的有识之士再一次猛省。他们苦思苦虑，想寻求一条出路。然而出路在哪里呢？西方不亮东方亮。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向东方寻求智慧。”他又说：“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强满足了他们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了。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述……”他指出：“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后果严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季老明确地指出：“（办法）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绝不能抹杀。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季老认为，他上面说的千言万语，核心就是这么一句话，“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为此，季老语重心长地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他说：“‘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绝不应妄自尊大。但是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不应当囿于积习，鼠目寸光，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这我期期以为不可……总之，我认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有不少好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发扬光大。‘天人合一’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对‘天人合一’这个重要的命题的新解，就是如此。”
季老于1992年对“天人合一”思想作了新解，赋予它时代精神，指出这个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非常值得研究的、非常值得发扬光大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精华。既可以造福中国人和东方人，也可以送给西方，以济西方文化之穷，克制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严重灾害的种种弊端，造福全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季老的新解，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正在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最近，我们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和谐社会的诸要素中，就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这正好也与季老的“天人合一”思想新解“不谋而合”。
报上曾有人议论，季老是不是国学大师。其实，季老研究的东方学就包括中国文化，他对国学的许多领域有精深的研究和卓著的成就，是一位了不起的东方学大师，一位对中国文化，对东方文化，对人类文化有创造性的杰出贡献的文化学术大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