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
我于1900年10月生于福建闽候的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中落的旧官僚家庭。我的祖父，曾考得进士，供职翰林院。散馆之后回了家，就聘于福州鳌峰书院任山长之职终其身。在这个封建式的家庭中，他是一个严厉的统治者。
我在家里是长孙，父祖辈都以“克绍家风”为期待。清末“废科举，立学校”断绝了“正途出身”的道路。但我的幼少年教育仍然沿续着传统的模式，从六岁至十五岁都在私塾读线装书。什么经、史、诗、文都以不同的份量，不求甚解的要求，填进了脑子里。
在私塾的最后四年我经历了一个胡乱偷看书的阶段。老师管束很宽，而我对于塾里的“正经书”的学习感到乏味。恰在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装满书箱的藏书阁楼。从此，我就在应付“正经书”学习要求之余，钻进这个阁楼选择一些似乎可以看懂的书，什么历史传记、笔记、小说、诗歌、词曲等等，乱七八糟地无所不看。因为是偷看，所以总是躲躲闪闪，匆匆忙忙地看了一本又一本。这样的乱看当然没有什么益处，但却也增加了一些生活的知识。
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发生于1911年，在此前好几年清皇朝早已颁布了“废科举，立学校”的命令，外边的世道变了。我的祖父于1912年冬去世了。但当我祖父在世的时候，外界的新风吹不进我的封建家庭，孩子们的教育还是一仍旧贯。“洋学堂”式的各级学校已相当普遍，私塾已到了末日，我们成为末代私塾的末代学生。祖父去世后，我们的父辈不能不认真考虑下一代的学习问题。1913年，读书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我十三岁的那一年，我除了还在私塾读书外，又请附近小学一位老师教英文、算学。经过两年这样补习，我终于在1915年秋季考入附近颇为有名的鹤龄英华中学的三年级。当时中学实行的是六年一贯制，所以中学三年级也就是初中三年级。
我于1915年秋人中学时已十五岁，自己觉得耽误太久了，年纪爽大了；按步就班地再念四年中学才毕业，太晚了。恰好这个中学当时为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老”学生开了一个方便之门。鹤龄中学是一个教会办的学校，每一年级的课程都分为两部一一中文部和外文部。中文部教的是国文、经书、中国史地等；外文部则包括英文、外国史地、数、理、化、生各科。各班有的上午上中文课，下午上外文课；有的上午上外文课，下午上中文课。对每年级的正规生，要求两部课程都要学习，但中文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可以在入学考试时，申请参加中文特别考试，报名入“专读班”。申请参加特别考试的学生，除和应考正规学生一样要参加规定的各门入学考试外，还要参加三场中文考试，写三篇文章——经义、史论和时事对策。考试及格被录取后，“专读生”可以免修各年级的全部中文部课程，专读外文部课程。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上学的年取。
唯一作难的是，如果这三场中文考试不及格，即使其他规定的各门考试都及格了，“考生不但不能录取为“专读生”，也不能退一步请求人正规班。我和一些自认为年龄太大的学生一样，只好背城借一硬着头皮去应这特别考试。幸而录取了。在这个中学，我以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最后四年的外文部课程，于1918年年初毕业。年限是缩短了，但这样连蹦带跳的学习却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对其它课程，问题不算太大，但数学却遭了殃；例如代数和几何同时念已经够麻烦的了，上半部代数和下半部代数，上半部几何和下半部几何同时念更是搞得糊里糊涂。虽然不知道当时如何也都混得及格，但基础打得不扎实，从此对于数学产生了畏怯的心理，也就断绝了后来曾一度有意学习理工科的道路。
1918年中学毕业后，在家准备了几个月，夏初到上海应清华学堂的插班考试，获取入高等科的三年级。清华当时的学制是八年，分中等、高等两科，每科四年。高等科的一二年约等于高中的二三年，而高等科的三四年则等于大学的一二年级。
清华在上海的考场设在四川路的青年会附中内。为了便于应考，我住在当时所谓英法租界交界马路的三洋泾桥段一个小客店内。客店东边不远就是黄浦滩。紧张的三四天考试过去后，一天下午我去黄浦滩走走。沿江是一片片绿化带，细草如茵，间以疏落有致的树木。我正待步人公园时，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块白地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几个大字。对于这横逆和凌辱，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关于这类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斗然地止步了，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在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过气来，我不知道。最后，我掉头走回客店，嗒然若丧，第二天趁船回家。我们民族遭到这样凌辱创伤，对一个青年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我们后来经常批判那个年代出现的所谓各种“救国论”，但是只有身历了这样心灵上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救国论”有其产生的背景。
在清华两年、只是应付功课，但也忙得可以。鹤龄中学毕业和清华高等科三年级相衔接的差距不大。但清华高等科三年级学生，经过了六年来年年的淘汰，和插班生的不断的遴选补充，都有一定的水平。由于眼光都看着将来选送出洋学习的机会，学习都十分努力，竞争是剧烈的。
在清华第一学年的结束前，赶上了“五四”运动。当然。游行、请愿、宣传等活动都参加了，但也只有摇旗呐喊的份儿，我当时总觉得我们似乎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想起了古书中所说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积贫积弱显然是导致横逆的原因，那么富强似乎是当务之急。这也许是一种糊涂的…经济救国论”的意识罢。但当时却没有赋以什么“论”的外衣。
1920年夏我从清华毕业了，经过甄别，获得了公费留学美国的机会；秋天，远渡太平洋到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新州立大学，插入三年级；真的以经济学为专业了。
在威斯康新州立大学平平稳稳地读了两年，得了学位，然后，几乎完全为了慕名而申请入了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一一哈佛大学一一当研究生。在哈佛大学读了四学年。
哈佛大学四年是我学习最紧张的年头。美国大学本科的功课一般并不繁重，所以，在威斯康新州立大学时，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便可应付裕如。星期、假日经常和同学们到附近参观、旅行，籍悉异国的习俗、风尚。两年下来，成绩虽不算翘楚，但亦不弱于侪辈。因此，对于学习不免产生了掉以轻心的情绪。
但到了哈佛研究生院后不及一两个月，骄矜之气被彻底打垮了，从此开始了一段发愤读书的生活。
哈佛经济系这一学年新人学的研究生大约有二十几人，其中又约有一半是在大学毕业参加一段教书研究工作之后才来再求深造的。他们的底子较厚，思想较成熟。其他从本科毕业直接升学的人也十有八九是各大学毕业班中的尖子。
在同班中，不少人后来证明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例如，后来鼓吹“垄断竞争”学说，当上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的张伯伦；回到瑞典斯托霍姆大学任教，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奥林，在当时都已露了头角。经济系研究生有一个自修室，自修室旁边有一个“西敏纳尔”（讨论班）小教室。我们这第一年的研究生，除了上课外，大部分人每天都来自修室，经常相互问难。当分歧激化，为了避免干扰别人，执辞不一的人就退人讨论班小课室，然后大声争辩。这种场合我也有时参加，但不久就有点内怯，感觉到自己的学识大不如人。四年发愤苦读的生涯就是在这压力下迫出来的。在这四年中，没有星期休日；除了有两个夏天离校参加中国留美学生夏令会的二十天外，寒暑假也基本上取消了。
在研究院两年后，我获得了一个更好的读书条件。由于导师教授的推荐，我被批准在图书总馆书库里使用一个摆有一小书桌的研究小隔间的权利。这样，我不但可随时凭证入库，而且可以整天待在里面读书。隔间的旁边就是书库的一排一排书架；我再一次感到典籍的浩翰而自己是如何浅尝无知。我在哈佛大学最后两年基本是在这隔间中渡过的。书这样多，方面这样广，我又患了贪多务得的毛病。除了经济学专业书籍外，我还常常浏览了一些其它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名著。有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实在累了，我就到图书馆另一层的一个特设的文学阅览室去。那是一个四围罗列欧美文学名著的开架阅览室，入室不许带书包或自己的任何书籍。在宁静的环境、柔和的灯光下，我藉此消磨了晚饭前的两小时，也就消除了一天的劳累。
这是我平生一次最长期的密集的读书时间。虽然确也涉猎了不少书籍，但这样经常是看着一本盯着另一本的读法，到底有什么用处也是可以怀疑的。然而当时是以之为乐趣的。我离开哈佛大学时，别的没甚留恋，就是为这个密集读书生涯的结束，有点惘然。
在哈佛大学四年，得了硕士（1924年）、博士（1926年）学位后，学业结束了。
我获得留学生监督处批准预支余下的四个月的公费和回国旅费，于1926年4月渡大西洋到了欧洲。1926年，欧洲主要国家如英德等国经济情况比较稳定，生活费用较高。只有法国适值一个通货膨胀时期，法郎汇价不断下跌；对于我这j样怀的是外国货币的人来说，生活远为便宜。所以在欧洲时间，除了在英国和大陆若干国家作短暂的旅行外，我主要定居在法国，在巴黎大学听课。巴黎大学像一般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大学一样座落在城区，教室紧靠马路，没什么门禁。任何人可以不经批准自由进入教室坐下听讲。只要循规蹈矩，绝没入加以干涉。北京大学在沙滩的当年也有类似的传统。当时不少有志学问而无力入学的穷学生是北京大学的“偷听生”。这传统是值得赞赏的。为什么要高其门墙拒这些人于千里之外呢？
1926年底，资斧不继了。买了一张从马赛到上海的船票后，便不名一文。
借了十英磅以为火车及沿途之用，才勉强成行。走了三十几天才到上海；转回阔别七年的福建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