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如何，有点茫然。学的是经济，但绝无意于银行、商业。这正是第一次大革命年代。到上海时，北伐军已占领了武汉。回到家不久，我忽然收到一位向未谋面的先后期同学从武汉来的电报和信，让我到武汉去参加工作，说了些革命形势进展至速，财经人才至缺，学以致用等等的话。心为之动，但七年在外，行装甫卸，想多盘桓几时再去。所以，我复信给那个朋友告以实情，答应于短期休息后，即去武汉聆教。接着北伐军又打下了上海、南京。但忽然革命形势大变，宁汉分家，第一次革命失败了。在武汉那位朋友被迫离开了武汉暂返上海，来了一信略说事变的经过，抱歉地说，前事不能再提了。恰在这时候，我接得清华大学的电报和聘书，让我去经济系任教。我接受了。八月首途，由于京沪火车不通，北上之船沿途耽搁，九月初才到北京。学校已上课两天。
到校报到之翌日就上课堂，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教学生涯。
在清华的头五年，我整天忙于教学。经济系四年的专业课不算少，而教师不算多。每个教师每年都得担任三门课，每星期8—9小时。在哈佛大学时，我的专业方向是财政金融。在清华主讲的也有这一门。在教学过程中，我特别感到对于中国有关这些方面的历史和现况的知识太不够了。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在这些方面花了不少时间来充实自己，也以之补充教课的内容。
1932年清华大学给我以一个休假研究一学年的机会。并提供了旅费和等于一个学生助学金的生活津贴。我又去欧洲住了一年。这次出国目的是为了写一本《比较预算制度》一书作准备工作，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国内几乎完全没有。
在巴黎我住了半年，在伦敦住了四个月。这又是一次甚为密集的读书阶段。但这次读书范围明确，只以和专题有关者为限。在巴黎除了周未听一次歌剧或交响乐演奏外，几乎每天都在“法兰西国家图书馆”搜找、抄录有关的资料。在伦敦，大部分时间也消磨在“不列颠博物院”里。成果还不错，搜集的资料陆续寄回清华以备回国整理。但一个不期的事件打断了在伦敦的工作。
三十年代头几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1929年经济危机后的一个长期萧条阶段。1933年初，几个主要国家发起于是年夏在伦敦开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经济货币会议”，希望在这会上达成某种协定以缓和在国际贸易、汇兑措施上相互卡脖子的局势。所有国家都被约参加了。中国当然也是被约参加国之一。
当时中国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远没有如其它许多国家那样严重。但我们却为萧条中出现的一情况所困扰。那就是所谓“白银问题”一一银价下跌影响及其对外汇率和国际贸易与支出的影响等问题。大萧条时期南京上海的政治金融利益集团曾因此而惶惶不安。利益集团的代表宋子文曾藉这个国际会议将开之际去美国和美国中西部银矿主利益集团勾搭，希望能在这会上为白银利益集团捞点好处。白银跌价对中国经济当然不无不利的影响，例如外债负担的加重等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国内生产没有受萧条的更严重的打击，未始不在一定程度上拜银价下跌之赐。我们所憎恶的汇价高涨也许还是一种“伪装下的祝福”。这一点却为国内经济界和经济学界所忽视了。
我曾于1932年底去日内瓦几天。当时中国正在国际联盟控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建立满洲国的侵略。南京政府起用了闲置多年的老外交家严惠庆代表中国来日内瓦和日本周旋。我去日内瓦的目的是为了看看这一斗争的现场情况。在和严惠庆一次遇见的闲谈中，我略述了我个人对于白银问题的意见。
也许是由于这一次的接谈，当严受命去伦敦组织中国参加“国际经济货币会议”的代表团时，他找我以专家的身份参加代表团。我告诉严我有顾虑，因为宋子文当时正从美国来到英国，传闻他将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我的观点和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企图是背道的。严说，宋只参加开会式，开会之翌日就去欧洲大陆返国；而他自己将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于是答应了。在开会期间，我天天参加大大小小的会。但中国当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对于会上利害折冲的问题，毫无置喙的余地。参加这种会，精神是苦闷的。
会开了一个多月，争吵得利害但毫无结果。晴天一个霹雳，新就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没有打任何招呼，宣布他的“新政”措施，给会议以致命的打击。
先前想通过会议达成某些国际协议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会议草草宣布结束，各国代表都鸟兽散。我恰在这事情发生前十几天得到“太平洋学会”的电报，让我于八月中去加拿大的邦佛城参加它的双年会。我并不是“太平洋学会”会员，算是客人罢。伦敦会议的结束解决了这两个会议时间的可能冲突。我尽几天之力写了一个参加伦敦会议的总结报告，交给严惠庆，随即搭船去美国转去邦佛。
“太平洋学会”是一个民间组织。邦佛年会本来会序也侧重于讨论从民间的角度如何缓和大萧条对太平洋地区各国冲击的问题。罗斯福的新政措施的宣布，对于邦佛会议也产生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主题提不上日程了。会开得很不出色，十天左右匆匆地收了场。会后，我在加拿大洛矶山几个名胜湖区转了一转，藉作休息，九月初就搭船返国回到清华重理粉笔生涯。
1933年后，国内情况很不好。外侮日亟，而当道者方致力于内江。华北时局尤为险恶。1935年，清华决定停止在校内修建一座规模颇大之文、学院大楼，把这四十万元的基建款转投资于长沙岳麓山，筹建一套新校舍，以作华北战事爆发的退步。1937年战事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搬长沙组织临时大学。地点的选定和已有校舍的经营不无关系。但当临大在长沙于十月开学时，新校舍尚未竣工，到了将大致可以利用的翌年春，临大又再搬昆明了。
芦沟桥事变时，我在北京。十来天后，我和几位校内同人去庐山开会。会上虽然也有慷慨陈词者，但主要的基调仍是委曲求全。会后下山北上到天津，战事已起，平津交通断绝。我困在旅店，直至平津地区全部沦陷，两地通车才回北京，暂住城内友寓，和校内电话联系，校务会议MA（梅贻琦校长尚在南京）
因城郊交通没有保证，不让我返校，而来城里和我一起开个会，建议我即日南下商量迁校事宜。当时使我稍有迟疑的是对分放在校内寓所及图书馆楼下研究室的在欧洲搜集的关于预算问题的资料和这二三年陆续写的手稿的保存的关怀。
但一转念，打仗总得有损失，凡此一切只可当它已毁于炮火。当即决定不回校寓；翌日即返天津，乘船到青岛，转赴南京；到南京后，知道已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又匆忙奔赴长沙。
临时大学在长沙上了一学期课。上海退却，南京陷落，武仅告急，临时大学决定迁昆明。我和临大南岳文学院几位同人结伴由公路经广西，入越南，由滇越铁路到昆明。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临时租借的校舍不敷用，联大的文、法学院暂搬蒙自，上了一学期课又搬回昆明。从此联大在昆明经历了八年岁月。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消息乍传，许多人都以为可作立即北返之计；但很快地知道其为不现实。学校当局不久就作出1946年夏秋间复校的决定，由三校各自先行派出先遣人员接管、修葺平津校舍。我被派同土木系王明之教授于十一月飞平，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
保委会工作进行约十个月，工作人员约三十人左右。由于清华校舍为日军占用严重破坏，保管修葺工作十分紧张，保委会进驻学校时，占用校舍之日军伤兵医院只能让出贯穿清华园中部小河的南岸的校合；北岸仍然住满了待遣返的日军伤兵；双方划河为界。我们人员白天工作之余每天晚上还得分班和日军士兵隔河相望地巡逻各自防区。日伤兵最后一批于翌年四月才遣送完毕。但修缮工作不能等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1946年新年就开始招标、备料、包工；一解冻就全面开工，到了八月，勉强做到可接待从昆明回来的师生和初步满足秋季始业的教研工作各方面的要求。
从复校到解放只有短短的两年。但这两年却使人确信国民党政权已经完全腐化；垮台就在目前。1948年暑假后，时局有急转直下之势。有些人辞职走了。
有一天晚上同系的一位教授来找我，说他决定全家去美国，劝我早为之计。我说我理解他要走的心情，但我不走，也不准备后悔这个决定。清华于1948年12月解放。翌年全国大部分都获得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言，表达了一百多年来备受横逆凌辱的中华民族的一致宏愿。
我还在清华工作到1952年。1952年，北京院系调整，新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学院”。我转到这个学院。翌年这个学院取消了，我又转到北京大学，从此一心一意做教学工作。
回顾一下，应该说我的一生是和书打交道的。而我对于读文言语体各有标准，我们尽可以比较研究，却不能直接学习。因此许多大中学生厌弃教本里的文言，认为无益于写作；他们反对读古书，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流行的作文法，修辞学，文学概论这些书，举例说明，往往古今中外兼容并包；青年人对这些书里的“古文今解”倒是津津有味的读着，并不厌弃似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青年人虽然不愿信古，不愿学古，可是给予适当的帮助，他们却愿意也能够欣赏古文学，这也就是接受文学遗产了。
说到古今中外，我们自然想到翻译的外国文学。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语体翻译的外国作品数目不少，其中近代作品占多数；这几年更集中于现代作品，尤其是苏联的。但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也有人译，有人读，直到最近都如此。
莎士比亚至少也有两种译本。可见一般读者（自然是青年人多），对外国的古典也在爱好着。可见只要能够让他们接近，他们似乎是愿意接受文学遗产的，不论中外。而事实上外国的古典倒容易接近些。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接受那些。但是外国古典该隔得更远了，怎么事实上倒反容易接受些呢？我想从头来说起，古人所谓t。人情不相远”是有道理的。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对象和表现的不同，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组织的不同。使我们跟古代跟外国隔得远的，就是这种种风俗习惯；而使我们跟古文学跟外国文学隔得远的尤其是可以算做风俗习惯的一环的语言文字。语体翻译的外国文学打通了这一关，所以倒比古文学容易接受些。
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