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酝酿成立一所世俗化的大学，以打破牛桥（牛津、剑桥大学的简称）一统天下的局面。诗人坎贝尔（ThOnlaS ernpe11）1820年赴德访问后，倡议在伦敦开设一所新大学，立即得到反托利党人、自由的非国教徒和现世主义者联盟的支持，一些著名人士也起而响应，如麦考利（ThOHlas Babingt，nMacaLJlay）、边沁、穆勒和布鲁厄姆（Lord BrOuglam）等人。虽然受到教会及其支持者和旧大学的维持者的强烈反对，伦敦大学学院仍于1828年开学，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全世俗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学院毫无限制地招收非国教徒甚至自由思想者入学，课程强调科学、历史和其他完全世俗的学科。不久，圣公会创办国王学院以同大学学院竞争。1836年经协议两校合并为伦敦大学，并获得举办证书考试和授予学位的权利。1850年，伦敦大学被授权合并其他学院，规模逐渐扩大。
1858年又被授权组织考试，以使通过考试的校外人士也能获得学位。在伦敦大学的影响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新的地方性的世俗学院在英国纷纷出现。
在这种形势下，牛桥被迫改制。1850年，政府组成两个皇家委员会对大学进行调查，最终建议废除宗教测验。1871年，牛桥终于取消了入学所要求的宗教测验。
四、科学和技术在大学取得中心地位传统大学是神学和古典学科的世袭领地，科学和技术学科难登大雅之堂；大学的主要职能是传授已有的知识，科学研究不是大学工作的一部分。19世纪是欧洲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有关自然界的知识急剧增长，迫使大学修订学习课程，拓宽学术知识的范围。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和德国就有了技术学院，但真正与现代科学和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第一批学院诞生于18世纪90年代。其中最突出的是巴黎多科工艺学院，后来的瑞士、荷兰、奥地利和德国的技术学院都曾受到该校的影响。与此同时，柏林大学获得成功，成为19世纪后期所有具有研究精神的大学的榜样。
在1793年巴黎多科工艺学院创办之前，法国国民公会就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蒙日（GasparaMonge）和拉格朗日（J0seph buis LaGrange）都是该校的教师。后来法国大多数主要科学家都任教于巴黎多科工艺学院。在拿破仑时代，学校成为准军事性的，学生集体住校，一律穿军装佩剑，参加军事演习，其大批毕业生成为国家机构的工程官员或技术专家，拿破仑称之为“能为他下金蛋的母鸡”。1804年12月3日，拿破仑曾亲手授予该校一面写有“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的旗帜，当1814年俄、普、奥联军兵临巴黎城下，学生们请缨参战时，拿破仑说“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我的老母鸡”，拒绝了学生的要求，足见拿破仑的深谋远虑。
巴黎多科工艺学院的学生成为法国大学生之精华，只有最优秀的男生才能入学，许多人有奖学金，他们受到法国一流学者的指导。1905年后，学校的军事倾向逐渐消失了，更多的毕业生进入私人企业而不再从事军旅生涯。然而该校一直处于军政部（现为国防部）的管辖之下。
拿破仑政府不仅将多科工艺学院，而且将整个高等教育看做是功利主义的和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在拿破仑时期出现的新机构均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中有国立农学院、物理学及工业化学学院、高等商学院等等。
19世纪60年代后期，拿破仑三世的教育部长迪律伊（Victopr Duruy）创办高级研究和实验学校，作为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及教学中心。新学校鼓励学者进行科学研究，是最早在法国引入德国研究班（Senlinar）制度的机构。
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要求改革高等学校的呼声日渐高涨，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勒南（Enaest Renat，）声称，赢得战争的正是德国大学。
各界开展了广泛的讨论。1883年，第三共和国总理费里（Jules Ferry）征求教授们对将独立的学院合并为具有较好的研究条件的省立大学的可行性的意见。1896年，各学院被重新联合，17所大学出现了，古老的巴黎大学也获得了新生，这里集中了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教授，如拉维斯（Ernest Lavisse）、索累尔（Albert Sorel）、涂尔干（E.Durklaeirn）等。当时法国著名的高教改革家利阿尔德（buis Liard）说：新生的巴黎大学“是共和国最漂亮的工作成就之一”。
1848年，新组成的瑞士联邦政府在苏黎世开办了一所多科技术学院。联邦技术学院深受法国巴黎多科工艺学院的影响，反过来它又成为德国和奥地利高等技术学院的榜样。维也纳、柏林、慕尼黑、奥格斯堡、汉诺威、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达姆施塔特、亚琛和不伦瑞克等地相继创办了高等技术学院。像巴黎多科工艺学院和瑞士联邦技术学院一样，这些机构主要训练工厂管理人员和科学技术人员，对日耳曼帝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直到1899年，这些高等技术学院才正式被承认获得大学的地位。
19世纪，科学对传统的德国大学发挥了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当代史学家梅尔茨（TheOdore Merz）在《19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史》一书中说：“大学制度一言以蔽之，不仅传授知识，而且首要的是从事研究。此乃其引以自豪和获得名望的根基。”1808年柏林大学的创办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它很快就成为德国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榜样。
在科学教学领域，新的研究方向最显著的体现是实验室。现代科学实验室不是德国人发明的，19世纪初法国的多科工艺学院、自然博物馆以及英格兰的皇家科学研究所都有实验室。德国大学的创造在于使实验室研究与教学过程相适应。有代表性的德国大学实验室是著名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9世纪30年代在吉森大学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教学实验室，年轻人在这里被系统地传授有关化学的知识。吉森实验室推动了德国许多大学建立了类似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德国大多数卓越的科学家，如数学家高斯、生理学家米勒、物理学家韦伯以及后来的生理学家杜：布瓦一雷蒙、亥姆霍兹、病理学家菲尔绍和细菌学家科赫等人，都是大学教员。
在19世纪后期数十年中，德国大学图书馆和研究设施迅速发展，德国大学逐渐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20世纪初，外国学生几乎占德国大学总的招生人数的9％，德国大学成为各国效法的榜样。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但大学技术的水平和科学教育却发展迟缓。当代学者吉利斯皮（C.C.Gillispie）说：在1830年以前，“英格兰没有科学专业，也没有任何从事科学事业的机构”。牛桥两校充斥着古典主义精神，大多数优秀的科学家不是大学教师，他们的训练主要是通过学徒制完成的。
19世纪30年代，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会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促使大学承认科学的运动。许多重要人物投身到此项事业之中，英格兰北部重要工业家也意识到了增进科学教育的经济利益。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PriI“ICe Albert）利用他的影响和声望推动了这项事业的发展。当时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如1867年的水晶宫博览会和巴黎博览会，进一步引起了英国大众的注意，当人们获悉本国产品在巴黎仅赢得12项奖时，深感震惊。很明显，尽管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但在一些技术部门已落后于欧洲大陆国家。
由于牛桥大学的保守主义，英国大学课程现代化的步骤最初是在伦敦大学和皇家化学学院等新机构开始的。曾在德国大学学习的艾伯特熟悉李比希在吉森的科学教学方法，皇家化学学院的课程即是效仿吉森大学的。1839年，英国学生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来到吉森大学随李比希学习，正是他比同时的任何人都更多地把德国的学术生活方式带到了英国。1845年，李比希的学生、德国化学家霍夫曼（A.w.vOn Hfmai.n）被聘为皇家化学学院首任院长，他将德国大学的研究方法引人英国。
然而，更直接反应时代挑战的是一些新成立的市立大学或红砖大学。这些大学坐落在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比牛桥更多地倾向于专业化，更多地反映国家技术和科学的需求。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为这类大学的开办提供了资金，他们的动机有二：一方面害怕来自欧洲大陆的竞争，一方面也受到德国、法国、瑞士的多科技术学院以及美国的政府赠地学院所产生的工业效益的鼓励。
曼彻斯特大学的创办人欧文斯（Johnwers）是棉纺织品制造商，他向学校提供了资金；设菲尔德大学得到了地方钢铁制造商弗恩（Marlk Firth）的资助；1880年，许多著名的英国矿主在纽卡斯尔自然科学学院设立了英国第一个大学采矿教授的职位，不久又在伯明翰了弋学设立了另一个采矿教授职位，并建成一个煤矿模型，供学生实习之用。
工商界资助的后果是使功利主义不可避免地在市立大学居于支配地位。利物浦大学最早在英国制订了培养建筑师的综合课程；伯明翰大学用捐赠设立了工程学教授职位，后又设立了商学学位；雷丁大学专门研究农业科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在朗阿什顿（Longhton）建立了农业和园艺研究站。同时，迅猛发展的伦敦大学已拥有许多优良的医学院、医院和附属的科学机构，如帝国科学和技术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等。
此时牛桥两校在科学和技术教育方面已远远落后于时代。1850年，皇家调查委员会发现牛津几乎无视知识的进展。虽然采取了一些消除古典主义影响的措施，但步子是缓慢的。1848年，剑桥设立了自然科学荣誉学位考试。1850年，牛津开办了两所新的“荣誉学院”，一是自然科学学院，一是法学和现代史学院。然而，科学课程仍缺乏传统课程的声望。“牛津与剑桥两大学虽然已经是高等普通教育的不可比拟的学府，但仍然没有具备大陆上的研究精神。”
19世纪60年代，曾在德国大学学习的英国人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协会，协会成员、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帕蒂森（Mark Pattison）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发表了两篇引起广泛讨论的论文，号召按照德国的模式改革大学。他呼吁重视研究和培养科学态度，并严厉批评当时英国的实践，即将大学仅仅当作一所供成年的学生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的补习学校。牛桥人从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后来的曼彻斯特大学）看到了德国大学制度影响英国的范例。在这里，罗斯科（H.E.ROscoe）和沃德（A.w.ward）引进了德国式的研究方法。1874年，罗斯科还从德国聘请化学家舍勒默（Carl SchOrlemmer）担任英国第一个有机化学教授职位。
英国政府在推动牛桥的学术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77年牛津和剑桥大学法规定：今后学院收人的一部分将用于加强和发展自然科学课程。两所大学统一了入学要求，准许大学生在其他学院自由听课。大学研究员不再是被迫保持独身生活的人，同时还设立了许多新的临时研究员职位。1855～1860年间，牛津建立了许多现代科学实验室。1871年德文郡公爵资助剑桥建立了驰名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曾在该实验室工作，使英国的实验物理学执世界之牛耳。到19世纪80年代，科学研究之风已盛行于牛桥两校。
结语
工业革命时代高等教育变革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经过这场变革，欧洲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而是日益与国家需要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大学不再是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组织，而是各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基地；大学不再是由教会所独揽、由贵族所独享的特权机构，而成为日益世俗化、普及化的大众机构，妇女也获得了进人大学学习的权利；大学不再是传播神学和古典学科的殿堂，而成为科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正是经历了工业革命变迁的欧洲大学，对世界各地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