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欧洲大学的变革欧洲是现代大学的发祥地，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传统大学在工业革命时代经历了根本的变革。教育史一般将大学的创办到工业革命前看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阶段，将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上半叶看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本文叙述的正是第二阶段的前期，即工业化时代欧洲大学的发展，这是一个承前启后、意义非凡的时代。
西方教育学者指出：“大学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还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缺少一种切实的、在知识上的职责，强调传授已有的文化，严格限制发挥社会作用，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动力上的不足。”然而正是从这时起，最早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开始冲刷欧洲大陆，并由此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古老的守旧的传统大学也面临着时代大潮的冲击。
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完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早于其他欧洲国家，然而英国并没有成为欧洲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头羊，欧洲大学的巨大变革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开始的，法国和德国的大学率先开始经历了意义深远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影响大学自治是由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传统，大学享有自主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后来，教会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再后来国家又加强了对大学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时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日益增长的要求，国家需要受过大学训练的人员服务于新的复杂的社会结构。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传统大学，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注重功利主义的专业学校和独立的文理学院。罗伯斯庇尔等大革命时期的领导人，对垂死的、由教会控制的、思想上反动的以及忽略现代科学和学术的传统大学深恶痛绝。1793年，革命政权废除了所有22所旧大学，没收了它们的财产，并酝酿创办新的专业学校。如国民公会曾拟开办一所高级中央公务学校（即后来著名的巴黎多科工艺学院），一所东方语言学校，一所训练教师的师范学校，等等。然而由于战争的原因，加上失控的通货膨胀，以及各政治派别的活动和匮乏的资金，使上述计划大大延缓或成为一纸空文。直到拿破仑时代，这些蓝图才变成现实。
历史学者将拿破仑的制度看作是基督教会的思想控制、政府的官僚体制以及皇帝的军事作风相混合的产物。拿破仑建立第一帝国后，于1808年创办帝国大学以控制和管理全国的公共教育，包括所有独立的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拿破仑式的大学的目标是培养忠于君主的、忠于祖国和家庭的、为国家服务的公民。
法国大学制度是由一个强大的国家官僚体制集中控制高等教育的极端模式。名义上个人和私人组织有权办理学校，但由于国家垄断了学位授予权，实际上完全垄断了高等教育。政府要求教师绝对效忠，对胆敢批评政府的教师毫不留情。如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著名历史学教授米什莱（Jales Michdet）和密茨凯维奇（Adan.Mickiewicz）以及一名斯拉夫学者，因被控对当局不友好，均被开除出大学。
据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第二帝国时期一名教育部长曾拿出表并宣称：此刻在某班级里，帝国所有的学生正在学习维吉尔著作的某一页。该传说道出了当时法国教育高度集权的现实。拿破仑体制的机械性和官僚主义特征由此可见一斑。
在德国，各邦对大学的管理自宗教改革以来就开始了，19世纪以来，愈加明显和加强。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改革家、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既把大学看做是国家精神的体现，又把大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他主张自我实现和大学学者个人自由的观点。为此，他期望他创办的柏林大学应有独立的收入作为自治的保障。他还主张大学教授应有丰厚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够摆脱经济烦恼而专注于实现增进知识的主要目标。然而洪堡之后的教育部长，并没有继承他的观点，其中之一冯·舒克曼（Frieich von SchLmkrnann）粗暴地否定了任何关于柏林大学财政自治的主张，声称决不允许大学成为“国中之国”。另一名部长冯·阿尔滕施泰因（Karl VOFIAltenstein）公然宣称受雇的大学教授无权对政治事务发表独立的见解。事实上，后来柏林大学的实际预算远远低于最初政府所规定的标准，大学自治受到极大的限制。难怪有的史学家称19世纪的德国大学为“自我管理”的机构而非“自治”的机构，这是颇有道理的。在大学自我管理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极少数资历较老的教授，每年从他们当中选举大学官员——校长、系主任和大学评议会成员。然而，更大的实权操纵在教育部长手中。
1819年以后，政府在每所大学派驻了代理人，直接向部长报告。校长和系主任只有得到部长的批准才能就职。
大学的管理严格地遵循部长的指示，教授、副教授的等级和任命、晋升和工资都由部长决定。大学惟一能够独立作出的决定是任命无薪讲师。
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在奥匈帝国更加登峰造极。在梅特涅的高压统治下，1848年之前的奥地利邦对所有学校实施了严密的控制。弗兰西斯皇帝1821年告诫莱巴赫中学的教师说：我不需要雇员，而需要好的忠诚的公民。你们的任务就是将青年培养成这样的公民。服务于我的教师必须传授我指定传授的知识。在这种制度下，大学教授和文科中学教师受到严格控制，他们必须遵循规定的程序，使用国家批准的教科书，独立思想完全被禁止。
国家加强对高等教育控制和影响的后果是：一方面大学更加面向社会现实，服务于国家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管理，大学获得空前的发展。当然有时过分的干预也造成了消极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大学自由成长。
二、大学成为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中心法国大革命在欧洲许多民族中唤起了新的民族团结一致的思想和对美好的民族未来的向往。民族主j适精神逐渐在大学传播，使大学最终成为民族复兴运动的指挥部，这与早期大学的国际性特征是迥异的。
19世纪初，德国大学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具有代表性的。1806年耶拿战争后，普鲁士屈从于拿破仑脚下，哈勒大学被查禁，德意志民族面临生死关头。在民族危亡之时，一场自由运动在大学兴起。
为了传播民族主义思想，要求创建新型的学生组织。号称“德国体操之父”的杨（Friedrich Ludwig Jahn）组织的青年体操协会应运而生。他们强调民族团结，不在乎社会地位的区别，会员都穿简朴的灰衬衣。然而不久，他们便表明了反犹太主义或反斯拉夫主义的倾向，他们甚至闯入大学讲坛，干扰所谓“反民族主义”的教授的讲课。1815年，新的民族主义协会“青年协会”在耶拿大学创立，并逐渐在大多数大学出现。1817年10月，在爱森纳赫（Eise～1ach）附近举行的学生集会上，一批杨的追随者将一堆被认为是反民族主义者的作品付之一炬。1818年举行的青年协会会议，提议将学生协会的成员仅限于基督教徒和日耳曼人。经过长时间争论，通过一项决议，规定青年协会的目的是“通过为祖国服务的每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力量，促进基督教——日耳曼的发展”。
1819年3月，大学生桑德（jKarl Sand）刺杀了保守的作家柯茨毕（AuguSt vOn K0tzebue），该事件导致了政府对青年运动的镇压，青年协会遭禁，建立了遍及德国联盟的大学严密监督网，对所有学生的出版物和集会加强了审查。少数青年协会成员转入地下斗争。
大学也是激进主义的滋生地。许多学生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激进主义者，他们要求自由化和社会革命，甚至组织推翻现政权的运动。当局逐渐认识到大学的激进主义比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威胁，遂不断加强镇压。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大学常被革命当局视作反革命的潜在中心，自然没有激进主义因素。在梅特涅统治时期，即拿破仑失败后的政治反动时代，激进主义在某些欧洲大学出现了，尤其是在专制主义盛行的国家，如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
法国巴黎多科工艺学院曾是激进学生的活动阵地。
19世纪早期，孔德（Auguste Comte）和谢瓦利埃（MichelClaevalier）都是该校的学生。在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阶段，因学生反对政府，学校至少被当局关闭了四次。
在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学生们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19世纪前半期，德国一些大学成为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阵地。1837年，为抗议统治者废除汉诺威宪法的专横行径。哥廷根大学一些著名的学者拒绝向王室进行规定的效忠宣誓，结果有七人被开除。1848年，当革命的风暴席卷欧洲时，进步学生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他们在迫使路德维希国王退位的幕尼黑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柏林、黑森、吉森以及维也纳大学，都是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心。然而，最终反动统治还是用刺刀恢复了专制主义，大学激进主义运动惨遭镇压。
三、现世主义逐渐战胜教会主义成为大学的主流在19世纪前，欧洲大学由教会控制，宗教性十分突出。然而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日益壮大，宗教组织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这种不可抗拒的现世主义趋势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世纪的欧洲大学成为现世主义和教会主义斗争的焦点。
在法国，罗马天主教会及其支持者极力反对拿破仑创办的世俗的国家控制的法兰西大学，教会发言人指责它是国家垄断的象征。王政复辟政府同情天主教的立场，但不敢完全否定拿破仑的制度。当局下令停止了一些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的职务，并于1822～1830年查封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大学制度遭到了保皇主义极端分子的猛烈攻击。1850年，教育部长法卢（Comte de Falloux）提出法卢法案，给予教士在管理公共教育时以较大的发言权。给予教会和私人自由建立中等学校的权利，但法卢仍将高等教育单独留给法兰西大学控制。在君主主义的影响下，法国议会1875年7月通过法案，建立“完全自由的高等教育”，目的是使天主教创办自己的高等学校。教会很快在巴黎、里尔、昂热、里昂和图卢兹开办了大学，但当1880年共和派和反教会主义者恢复政权后，收回了新的教会大学授予学位的权力，仍交法兰西大学独揽。
现世主义在19世纪的英国也经历了逐渐发展的过程。自王政复辟以来，牛津、剑桥两校向一半的英国人关闭，基本上只是训练国教会牧师的机构。在牛津，不赞成英国教会三十九条信纲者被禁止入学，在剑桥则不能获得学位或奖学金以及研究员职位。1834年，议会讨论一项取消上述限制的法案，遭到教会反对，圣公会发言人指责这是对宗教的攻击。法案虽获下院通过，却遭上院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