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最引人注目的。从1815年第一批美国人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共有一万名美国青年和学者赴德留学或考察，一百多名德国学者在美国大学任教，他们广泛传播德国大学思想。德国大学奉行的学术自由原则，注重科学研究的风气，选修制、讲座制和研究生院，为美国所采纳，提高了传统英式文理学院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使美国涌现出一批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大学，其中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是学习德国最成功的范例。1876年霍布金斯大学的创办，标志着美国第一次有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代表德国大学形式的高等学府。最初校董事会决定将它办成一所德国模式的研究生院，虽然后来也招收了本科生，但它的重点始终是放在研究生院的。第一任校长吉尔曼（D。Gilman）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德国制度的主旨就是他领导大学思想的主旨。他把充足的资金用于人，“而不是砖块和灰浆”，他所需要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而不是最宏伟的建筑物。事实上，霍布金斯在早期没有校园建设的措施，学校甚至没有足球场和篮球场，有的只是一批科学精英，其中包括来自德国的知名教授。像德国大学一样，霍布金斯大学排除了“教会主义或党派偏见”，成为一所自由自在地寻求真理的非教派机构。少量然而是优秀的教学人员自由地从事高深研究，师生“燃烧着学习的热望”。调查研究是每个教授的职责，他是同伴和学生的指导者及鼓励者。学者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把教学和创造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像德国大学一样，霍布金斯大学采用了讲座制和习明纳方法，此外，实验室方法和图书馆的价值也开始受到重视。像德国大学一样，霍布金斯大学的学术气氛是明显放任主义的。学生来去自由，选择并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像德国大学一样，吉尔曼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鼓励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经过不懈的努力，当1901年吉尔曼退休时，霍布金斯大学已经拥有从事高深研究的由13个系组成的哲学院和一所医学院，其医学院的水平在美国是首屈一指的。霍布金斯的名字逐渐有了一种享誉世界的意义，它象征着美国高深的学术和教学的发展。在它的刺激和鼓励下，哈佛、哥仑比亚、耶鲁、普林斯顿这类老的文理学院，开始转变成为真正的大学，仿照霍布金斯榜样的新大学也纷纷成立，美国高等教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霍布金斯大学并没有完全成为德国大学的复制品。它一方面被称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一方面也努力使自己与美国的国情相适应；它既注重向高深的学术进军，也注重符合现实需要与美国社会的需要。正因为这样，霍布金斯大学才能够在美国社会扎下根来并获得长足的发展。
在学习德国时，美国并没有忽略其他国家教育的发展。瑞士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俄国学校手工训练的方法、英国斯宾塞的科学教育学说、意大利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都曾为美国所借鉴和利用。
这一时期美国向外国学习趋于成熟，逐渐放弃了：不合时宜的移植或照搬，更注重自觉的学习或借鉴。它j已有目标的和有选择性的，而且不以政治标准为依据。主要学习德国教育的科学方法，而摒弃其专制主义的成分，这表明美国对外来东西的鉴别能力已大大提高了。
美国教育经过上述三个时期的发展，已日趋成熟并逐步发达。虽然美国大规模移植或学习外国教育主要是在上述三个时期，但成熟发达后的美国并没有终止向别国的学习。本世纪50年代，在苏联人造卫星事件的冲击下，美国开始借鉴苏联的教育经验；60年代，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布鲁纳将瑞士皮亚杰认知结构发展理论应用于中学课程改革，对美国教育影响较大；80年代以来，日本教育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瞩目，更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兴趣。1984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日本教育研究工作组，一方面赴日考察，一方面参考大量文献及有关资料，发表《日本教育现状——美国对日本教育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全面介绍并分析了日本教育的情况，力图寻找日本教育成功的答案。教育部副部长威廉·贝纳特从中总结了日本教育值得美国学习的“二十项原则”，如重视家长在儿童学习中的作用；学校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重视学习动机；强调学习环境的重要性；保证足够的学习时间；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具有合格的有献身精神的教师；鼓励学生刻苦学习锲而不舍；注重健康的个性、真正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培养等等。无疑，这些原则对现今美国教育改革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1832年，法国教育家库森在著名的《普鲁士教育报告》中说：“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的经验是不应该被我们忽略的。国家的仇怨或恶感在这里是完全不应置意的。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是不会拒绝向别的民族学习的。”美国不论在其历史的早期，还是在成熟时期，甚至在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后，都始终不遗余力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教育经验，虽然在早期，模仿更多于学习，盲目性更多于自觉性，但这是难以避免的，并逐渐得到纠正。
美国学习的对象也是极广的，既有英、法、德等大国，也有瑞士、瑞典等小国；既有友邦，也有敌对国家；既有政治上进步的国家，也有政治上反动落后的国家。美国向英国学习幼儿学校经验时，正值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学习德国时，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猖獗的国家；美国学习苏联时，正值两国处于“冷战”局面，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向这些国家学习。19世纪学习德国，许多美国人担心引进普鲁士的教学方法和教师训练方法，将为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到来打开大门。霍瑞斯·曼（H0race Mann）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普鲁士学校教师具有较好的教授阅读、写作、语法、地理、算术等学科的方法，因此而能够事半功倍，无疑我们可模仿他教授这些学科的方式，而无须仿效他那对政府盲目服从或对教会教规盲目信奉的思想。”他还说：“如果普鲁士能够滥用教育的有益影响来支持专制权力，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用它来支持共和国制度并使之永存。”
在向别国学习时，美国注意避免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照搬或不加分析地囫囵吞枣，而是有选择和批判的。
例如，学习德国时，美国注意摒弃其封建专制主义的教育宗旨和内容。教育家史密斯（B.M.Smith）1838年在《关于普鲁士初等学校制度在弗吉尼亚州实施的建议》一文中说：“我们不能模仿这样一种君主政治制度，但我们可以吸取某些能够在共和国实施的原则。”在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盛行美国时，杜威等人不忘提醒人们注意其机械性和违反科学性。正当幼儿园运动在美国方兴未艾之时，霍尔（G.S.Hall）、杜威等人批评了福禄倍尔思想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增强了人们对外来影响的鉴别能力。
在向别国学习时，美国十分注意使外来的东西适应美国的国情。杰斐逊在创办弗吉尼亚大学时，曾企图批判性地综合所有的外国影响，使它成为一所与众不同的美国式机构。他说：“他们提供的榜样，使我们有根据从他们不同的机构中，选出对我们有用的资料，并且根据这些资料，建立一种在安排上将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结构，而且根据它的实际价值和社会接受的形式，逐步加以扩大。”成立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被称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但创办者的动机实际上是使它成为一所美国大学而不是德国大学。在美国建立一所德国大学并不符合美国的需要，人们所企望的是在美国大学采用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要素，并使之适应新世界的学术和形势的要求。第一任校长吉尔曼一方面注重高深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也不曾忽略大学的社会职责。
他认为大学应该对人类文明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增进知识和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最终没有成为与社会现实脱离的纯粹的研究机构，而成为服务于美国社会需要的新型大学，这是符合美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
更可贵的是，美国向别国学习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教育上的创新。可以说，现代美国教育一方面是向外国学习的产物，一方面也是自力更生和不断创新的产物。
正如现代美国教育史学者弗罗斯特（S.E.FrOst）所说：“美国既是进口商，也是创造者。”从高等教育看，建国后不久美国按照法国理想成立的州立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育史上破天荒之举。因为在此之前，欧洲没有由政府举办的非教派的世俗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已走在欧洲之前。拿破仑于1808年创办的帝国大学是欧洲由政府举办大学的开端，但比美国最早的州立大学却晚了若干年。更值得一提的是：帝国大学与纽约州立大学之间所具有的类似性，决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影响帝国大学最深的两个人——孔多塞（其教育方案成为拿破仑教育改革的蓝图）和福克罗伊（拿破仑创办帝国大学的顾问）早就通晓美国教育的发展。美国教育史学者鲍尔斯通（R.G.Paulston）说：“如果法国能够声称给予了纽约一种均衡的州教育制度的理想，那么纽约也可以说它已经以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学组织的具体形式，作为对法国的回报。”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大学一方面致力于向德国学习，一方面于1862年由国会通过《莫雷尔法案》，创办农工学院，面向工农业实际，培养专业人员，这与欧洲大学的传统是大相径庭的，以至于许多保守人士将这种新学院嘲笑为“放牛娃学院”，但实践证明新学院是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后来享誉世界的马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都是由农工学院发展起来的。无疑，农工学院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创举，它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注重实际的特征。这种以重术轻学为特征的美国高等教育，与欧洲重学轻术为特征的大学是截然不同的。从中等教育看，如果说殖民地时期的拉丁文法学校是英国的舶来品，后来流行的文实学校也是受英国启发而创办的，那么1821年波士顿创办的中学完完全全是美国的土产，它与欧洲以升学为目标的中等学校是颇有区别的。中学自成段落，不再是大学的附庸，这种单一的中学形式，构成了美国单轨学制的主体，它明显有别于欧洲传统的双轨学制。从教育思想上看，19世纪末以前，美国流行的教育理论几乎都是欧洲的。
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在整个19世纪，美国教育学理论中最好的东西都是源于外国的。然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一种本土的教育学在美国发展起来。帕克（F.w.Parker）是最杰出的先驱之一。他曾在柏林大学学习，回国后致力于实验裴斯泰洛齐、巴泽多、赫尔巴特和福禄倍尔的教育理论，但他不仅仅是模仿者，更进行了许多有创造性的工作。他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任督学时，提出“教育要使学校适应儿童，而不是使儿童适应学校”的原则。1883年，他担任了芝加哥库克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改革成绩斐然，被誉为进步主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帕克死后，众多教育工作者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相标榜，酿成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杜威创立了他独特的教育学说。尽管其理论的胚胎仍来自欧洲，但他做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贡献，因而被视为美国第一个也是最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由以上例子可知，美国在吸收外国先进教育经验时，并不拘泥于外国现存的模式，而是刻意创新、勇于探索的，这是美国学习外国最宝贵的经验。
正是由于美国人勤于学习的精神，加之新大陆更少保守的传统，许多来自别国的教育措施或思想在美国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它源于欧洲，却长在美国，这是教育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例如，斯宾塞的思想在美国所受到的重视更甚于英国。美国教育史学者克雷明（L A.Cremin）说：“实际上，斯宾塞在美国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发现了更生气勃勃的影响和更实际的市场。”斯宾塞在《自传》中也说：在英国，他的思想面临着敌意和冷淡，然而在美国他的思想却很快流行开来。在英国，他的著作竟然蚀本出版，而在美国却成为畅销书。又如，幼儿园在德国历经磨难，长期遭受宗教、政治势力甚至教育界本身的抵制，然而却在美国最早发展成为公共学校制度的组成部分。难怪许多外国教育家把实现自己教育理论的地方，寄托在美国。欧文、兰卡斯特、斯：宾塞、蒙台梭利等人，都曾访问或移居美国，他们视美国：为实现其教育理想的实验室。实际上，美国已成为各国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熔炉。
当然，在学习外国时，美国也曾走过一些弯路。
l798年法美联盟破裂后，法美两国处于战争边缘，原来受到极大重视的法语教学一落千丈。当时法语在美国的地位完全是由两国外交关系的好坏决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与德国在军事上的对峙，美国各校纷纷取消德语教学，甚至焚烧德文书籍，敌视德裔教师，这是后来美国人作过检讨的偏激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