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国大学的现代化运动始于1694年创办的哈勒大学和1737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更经过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改革运动，到19世纪中期，德国延学已领先于其他国家，拥有多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柏林大学更是独领风骚近百年，几乎无校可与之匹敌。1870年德国统一后，大学获得了空前发展，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那么，德国大学成功的经验或法宝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注重自由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衡量大学水平的重要尺度。历史学家梅尔茨（The Odore Metz）说：“大学制度一言以蔽之，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事科学研究，此乃其引以自豪和获得声誉的根基。”然而在19世纪以前，科学研究不属于大学的职能，大学的作用仅限于保存和传授已有的传统文化，正是近代德国率先将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的主要职能。
早在18世纪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科学研究即受到提倡和支持。哥廷根大学的创办人闵希豪生（G.Adolf vn MtmchhaLlSell）倡导自由的学术讨论和自由发表的风气，十分看重那些著述丰富的学者。虽然不足以证明他对著述丰富的学者的偏爱导致了19世纪德国大学科学研究和出版的风气，但结果是鼓舞了发表著作的教师，他们的著作有助于世人对其所在机构的认识和重视。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哥廷根建立了许多优良的设施，包括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医院等，其图书馆更是当时欧洲最好的。教授们大量发表研究成果，有的成果获得了全欧洲的赞扬。
实际上，哥廷根已成为18世纪后半期欧洲一流的大学。
然而从整体上看，科学研究在19世纪前的德国大学充其量不过是副业而已，并非对每个教授的要求，更非大学的正式职能，科学研究正式成为大学的职能完成于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改革运动中。
1809年，语言学家洪堡（wilhelnl VOFI HumbOldt）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长，在为期仅16个月的任职中，领导了德国历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大学改革运动。在思想上，洪堡深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主张学术自由。他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的做法，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在教育史上，洪堡是第一个提出大学教学应当与科研相结合的人。他宣称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配称大学水平的教学。洪堡反对大学传授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要求传授不含任何目的的所谓“纯粹科学”，这种思想支配了德国大学数十年之久。
在洪堡的领导和影响下，1810年开办的柏林大学一开始就体现了与传统不同的新风新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主旨。在新的大学里，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甚至是第一位的职责。正如德国教育家、柏林大学教授鲍尔生（Friderich Patllsen）所说：“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更恰当地说，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的最有能力的教师。”为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新大学采用了开设讲座的制度；为鼓励高深研究，重视习明纳方法，即高年级学生或优秀生在教授指导下，组成小组研究高深的科学课题。习明纳成为“科学研究的养成所”，习明纳和由习明纳发展而来的研究所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柏林大学所开创的新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精神，成为德国大学发展的方向。到19世纪中期，科学研究精神已在德国大学稳固地扎下根来。
正是科学研究的发达，使德国大学享有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声誉，并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876年，美国以德国大学为榜样，创办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重视研究生教育而不是本科教育；重视科学研究而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经过20多年的发展，霍布金斯大学享誉美国和世界，不仅影响了一批新成立的大学，也影响了哈佛、耶鲁等老牌学府；科学研究不仅成为美国主要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体现了广泛的发展前景。英国高等教育数百年以来为牛津、剑桥所垄断，两校恪守传统，崇尚古典，拒绝新科学和科学研究。科学家赫胥黎（T.H.Huxley）曾说德国一所财力不足的三流大学一年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比财力充足的英国大学在十年中取得的成果还要多。他认为改变英国大学落后局面的关键是扩大大学的职能，开科学研究之风。诗人兼评论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赴德考察后认为，德国大学的最高目的是“鼓励对研究和科学的热爱”，德国大学制度的基本思想是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和科学研究，而英国最需要从德国大学借鉴的正是科学。他的名言是：“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而德国大学则兼而有之。”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提倡和努力，到1880年代，科学研究之风已盛行于英国大学之中，牛津、剑桥重新获得昔日的荣誉。法国在19世纪初曾是欧洲科学研究的中心，但由于高等教育注重功利主义原则，逐渐丧失了科学上领先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恰恰是重视科学研究的邻邦德国。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惨败后，法国一些有识之士号召向德国大学学习，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19世纪末时，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法国大学确立了科学研究应有的地位，再度成为有名的科学和知识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有10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仅次于德国（14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大学教授，仅巴黎大学就有5人。
由上可知，正是对科学研究的提倡以及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地位，德国大学才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哥廷根大学如此，柏林大学也如此。美国、英国和法国正是因为借鉴了德国大学重视科学研究的经验，才使本国大学保持了堪称一流的水平，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迅速崛起和牛津、剑桥及巴黎大学的再度辉煌，也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保证国家对大学的财政支持及大学经费的合理使用科学探索精神之所以在德国大学牢固地扎下根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支持。欧洲各国大学长期以来为教会所控制，或是相对自治的机构，国家对大学极少干预或过问。虽然早在中世纪后期，德意志各世俗政权便开始筹建或资助大学，但直到18世纪，大学仍没有被正式纳入邦政府的财政预算之中，大多数大学的收入来自土地和其他捐赠。大学教授主要靠“牧师的俸禄”和学费生活，而不是靠工资。甚至在牧师俸禄制度取消后以及邦开始资助大学之时，老的大学仍然主要依赖于各种捐赠。实际上，哥廷根大学是德国第一所没有捐赠而完全依靠邦预算和学费维持的大学，当时汉诺威政府为大学提供的经费远远超出其他德国大学。
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大败于法国，被迫于1807年与法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蒂尔西特和约。丧权辱国的屈耻，刺激了举国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柏林大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按照普鲁士国王的说法，建立柏林大学的主旨就是要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尽管当时普鲁士王国处在极端贫困之中，但仍应洪堡的请求拨款15万塔勒（德国过去的一种银币名，1塔勒相当于3马克），并选址在华丽的王子宫殿，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吝资财和不惜血本的。
因为本不富裕且又刚刚遭受战争创伤的普鲁士从1808年开始，须向法国支付1.2亿塔勒的战争赔款。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保证了国库对大学的拨款，尽管这种拨款在早期常常是远非充裕的，但至少极大地提高了教授的待遇，保证了大学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职能，也吸引了有才能的青年从事学术工作。从此，大学从国家获得了稳定而可靠的经济保障。德国各邦对大学的资助由少而多，稳步增长。
在183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给大学的资助仍然很少，教授的工资占大学预算的大头。1840年后，政府的拨款明显增加。例如，普鲁士邦给柏林大学的资金1820年和1840年分别为8万和10万塔勒，20年几乎没有增加，1850年增加到17万塔勒，1870年达24.8万塔勒。其中用于习明纳和研究所的经费1830年仅1.5万塔勒，1840年为2.8万塔勒，1850年为6万塔勒，1870年达12.5万塔勒，几乎每十年翻一番。1870年研究所和习明纳经费已超过工资预算，成为大学最大的开支项目，而1820年该项预算仅占工资预算的1/5。这说明政府增加的拨款大部分用于科学研究。
德意志帝国时期，随着大学规模的迅猛扩大，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显著增长。以普鲁士为例，其年度预算从1866年的4.55亿马克增加到1914年的48.12亿马克。同时，大学预算从200万马克提高到2700万马克（技术学院除外）。两者相比，一般预算增加10.5倍，大学预算增加13.5倍，这说明大学预算增长速度是明显快于一般预算增长速度的。其他各邦情况大体相似。
除了政府给予大学的经费，大学其他收入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最大的是学费收入，此外也有一些别的收入，如柏林大学1910年不包括学费在内的其他收入…几乎达到邦政府拨款的1.4。无疑，充裕可靠的财力是德国大学发达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