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直接关涉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以及马克思哲学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西方思想界通常的看法是，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沿袭了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主题，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质或基质为目标，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强调，马克思哲学真正“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并“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见解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而且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相符。
“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32]，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批判柏拉图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对一种更高的本质的深切追求”是柏拉图哲学的根本特点，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柏拉图哲学使“善、目的的这一抽象规定转化为囊括世界的、全面展开的哲学”[33]。
“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必然促使马克思批判整个“形而上学”。研读《神圣家族》可以看出，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批判了“形而上学”，并认为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34]。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关注的是脱离了人及其活动的宇宙本体或“终极存在”，不仅“本体”在其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而且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世界都消失了。因此，应“否定现存的哲学”并“消灭哲学本身”，即“终结形而上学”，使哲学面向“现存世界”，关注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马克思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35]
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前提是确认自然界的“优先性”，但它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本体、抽象的物质，更不是以经院哲学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和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蔽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就是说，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并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关注着“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关注着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的消除。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哲学不是为了占有“全部真理”，而是无限地追求真理；不是“为千秋万代而营建”，而是“为他们自身的时代而拆解”。在马克思这里，“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同时蕴含着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确认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必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注意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的确如此，马克思哲学在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中预见到“后现代”，即当代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因而它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可相容。相反，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相遇却是一个毋庸争论的事实。正是在这种相遇中，二者显示出一定意义上的相似，一定程度上的相容。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在当代相遇、相似、相容，从现实生活的背景来看，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二者都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哲学在其创立之初就宣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的锋芒所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还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归根到底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的揭露、分析和批判。用后现代主义话语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始终坚持、贯彻这一批判，即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不断扩张、深化的异化状况进行批判。即使是颇有争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脉络而言，它的全部理论工作都是对马克思的异化学说的应用、发挥和某种程度上的深化。从早期的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再到晚近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况进行了相当尖锐、相当深刻的清算和批判。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不是维护资本主义，而是批判资本主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也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性进行“解构”，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具有重合性，所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是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德里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36]福柯坦言：“我关注的是知识、学术、理论同真实历史的奇特的关系”[37]，他对知识与权力、监狱与权力等关系的探讨，都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压迫机制。鲍德里亚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发展到20世纪，是一个实现对“社会表征的完全操作”的过程，因此，他从马克思的商品转换理论过渡到“符号转换”问题，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符号经济学”的批判。杰姆逊明确地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并认为“真正的‘历史恶梦’是劳动这个事实本身，异化劳动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和创造精力的浪费，这个耻辱的事实无法从任何形而上学范畴获得意义”[38]，因此，应“引开”异化劳动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并非是无根的浮萍，并非是某些思想家的“喃喃自语”，它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实践根源，是批判地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状况和知识状况的。“后现代批判是彻底的反原旨性——避开一切本体的、认识的或伦理的绝对主义。同时，它也坚定地表明改革西方现存社会秩序的激进态度。”[39]
正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异化状态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哲学准确地预见到了“后现代”的某些特征，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从事批判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克思哲学，二者在当代不期而遇。这不是神话，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当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也不乏微词，其主要批评包括两个方面：（1）马克思哲学具有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但它又能够被嵌入共产党人建构的“实体”之中，并被整合为统一的理论体系，被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元叙事”，从而难以逃脱保守和封闭的命运。（2）马克思哲学倡导实践的首要性，强调人的现实性及生活的多元化，但它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性解放的学说，仍是一种“宏伟叙事”，从而导致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分的压抑；马克思提供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但他对作为一种认识范式的“结构”过于迷恋和依赖，因而对犯罪、疾病、孤独和死亡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涉猎甚微，等等。显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赞赏的是马克思哲学中重视非确定性、非中心、非基础性的一面，批评的是马克思哲学中强调确定性、中心性、基础性的一面。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的褒与贬，公正也好，偏颇也罢，对我们来说，其意义主要在于其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既解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又解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系统，重新直面马克思哲学的“文本”，使马克思哲学中某些长期以来被忽略、被抑制乃至被遗忘的成分得以“苏醒”；后现代话语倡导异质性和边缘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即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游离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之外的马克思哲学，从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是以零散、疏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对于马克思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断而非整体。更重要的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哲学中某些成分的强调，其意图在于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哲学进行解构，使其呈现内在的对抗性和自我消解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或隐或显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当马克思哲学被发挥成一种批判性的政治观念时，其原初的哲学观念的批判性就受到严重抑制，从而不可能贯彻始终。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
四、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重写现代性”。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普遍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理念为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所粉碎，当代科技革命及其后果则使人们对现代性本身发生质疑。现代性由此成为一个问题，而非确定无疑的答案。所谓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进行“从后思考”、重新阐释、重新理解。“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40]换言之，后现代并不是指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更重要的是，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工作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可以说，马克思以及尼采、弗洛伊德等当代西方思想家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重写现代性”。
从历史上看，“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而运作始于17世纪，现代建立起来的关于理论、自由、进步的“宏伟叙事”与席卷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社会革命是同步进行的。尽管不能把现代性或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始于工业革命的现代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的，表征历史分期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是相促并生的。因此，“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正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换言之，是在“重写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
当然，马克思哲学原本没有“后现代”这一概念。但是，马克思哲学却蕴含着“后资本主义理论”。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后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概括地说，“后资本主义”侧重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思考，预示了社会革命的可能和前景，“后现代”则侧重于对文化、观念、知识状况的思考，蕴含了改造的目标和可能。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文化理论或意义理论的阐发，“后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之间呈现出既排斥又融合、既平行又交叉的微妙局势。
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行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首先把马克思的名字同“后现代”联系起来的是丹尼尔·贝尔。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中，贝尔认为，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见到“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贝尔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尽管马克思哲学没有“后现代”概念，但其中不乏后现代思想。人类思想史表明，概念与思想或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可能一致，但也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当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已经提出时，概括这一思想或理论的概念却往往未能准确地表述出来。这是思想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上常见的现象。例如，马克思在1846年就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但直到1890年，恩格斯才概括并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所谓元叙事，是指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前者注重同一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的思维模式，二者联合起来，共同为制度化的科学研究服务，为占有“全部真理”和追求永恒正义辩护。但始料未及，辩护的结果与“元叙事”的初衷构成绝妙的讽刺：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学突飞猛进，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