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哲学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代表着他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共同看法：“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41]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和“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目光关注着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趋向着“有个性的个人”。在针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是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凸显出持续变革中的危机色彩，即“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合法化危机”，那么，马克思哲学则在资本主义处于早期阶段时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极富预见性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2]利奥塔由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和“后现代”有“深刻的理解”。受马克思的启发，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开始研究上述变革的效应，如贝尔抨击“文化渎神现象”的蔓延，布迪厄分析“文化生产场”的发达机制，吉登斯透视现代的“知识不确定性”及其后果，等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主义直面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发出“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理性的陨落”、“人的终结”这些惊世之叹。在探讨“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及其危机意识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危机意识与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密切相关。马克思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都具有“问题学”的特征。“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绝不是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谈到时代精神与哲学的关系时，马克思强调，“问题就是口号”，并认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43]正是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马克思坚持“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4]。换言之，马克思哲学把“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这是马克思哲学注重“批判”的本质所在。后现代主义同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首先是作为课题或问题而存在的，它关注的焦点就是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它并不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以“去掉”、“摆脱”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和“迷雾”。这是后现代主义注重“解构”的秘密所在。
从马克思所处时代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时代，再到后现代主义时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工作经历了从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到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语言批判的过程。从学理的角度说，这种转换是批判工作不断细化、深化和精致化的过程，它揭示出社会批判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同时又显示出这种批判有其转承逻辑和现实意义。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其“批判”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指向。
无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将17世纪以来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新时代，称之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有别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大机器工业时代”，有别于以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时代。《共产党宣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充分。然而，马克思更多的不是注意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对现代社会异化状态的关注始终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焦点之一。对现代社会异化的分析与批判，充分而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后现代指向。其特点在于，不是希求站在资本主义之“内”达到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理解”，而是站在之“外”去透视、揭露其病症。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符号在何处破坏了自身”[45]。
为了真正理解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及其后现代指向，需要重读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经典论述。为便于行文，有必要详引那段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段落：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46]
从表面看，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哲学视域伸向未来的一个最动人心弦的例子。实际上，这段论述是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的典型例证。这里，马克思将现代性的积极作用推到了极限，同时也就凸显出现代性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为人类开辟的只是有限的自由，其最高成就就是社会化的人们，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合理性表现在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还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强调，“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这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逻辑是在必然王国获得有限自由的逻辑，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或“有个性的个人”虽然要以此为前提，但他并非现成地内含于现代性之中，而是站在它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