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社会科学中至今仍没有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科学固有的那种把人只看成劳作者的缺点。换句话说，目前状况反映的是如下发展阶段：物质生产仍然是社会发展的直接目的，人还没有并且也不能成为发展的目的本身。
所有这些情况派生出我们的理论与生活、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世界发展过程的一系列矛盾。
第一，用生产和生产关系起决定性作用来说明一切现象的想法与实际过程（这些过程是整个物质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相矛盾。
第二，只分析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即社会领域）与更广阔的社会发展过程相矛盾。正是由于把全部社会生活只理解为社会领域和无视其自然基础，才发生了以往那种贬斥遗传学、控制论、分子生物学的做法，因为这些学科“无法被包括到”我们那种只涉及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范围中去。
第三，我们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过分狭窄（认为外在条件与内在条件相比，外在条件起决定性作用；贬低人的因素，认为“生产对人起强制作用”）与现实的实际过程相矛盾。因为理论想要说明的那些实际过程不仅受生产的制约，而且更受人本身及其固有的深层规律的制约。不久前曾经泛滥一时的有关我国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第四，我们整个理论的原理（我们把它们归诸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与现实、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相矛盾。理论是一套，而生活中发生的是另一套，这种情况绝非偶然。
理论著作并不总是考虑到：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它有各种各样的领域和与其水平相应的种种规律性，目前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分析的只是其物质生产领域；应当站得更高并分析蕴含在人的因素本身之中的那些更为深层的东西（其中凝聚着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普遍基础）。
现在这种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其所研究的只是对社会过程起决定作用的一种类型的因素（即社会条件）。
这种观点的最扭曲的表现形式可以在李森科那里找到。李森科写道：“在我们苏联，人不是天然生成的。天然生成的只是机体。在我们这里，人是被塑造成拖拉机手、摩托车手、院士、学者等的。而这与基因及其反动的遗传理论这类意识形态鬼话毫无关系……”
夸大外在条件的作用必然导致如下结果：社会规律被理解为与人无关而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那样起作用的东西。
事实上，社会规律是人们自身活动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们为处在特定发展条件下的人自己所固有。正因为这样，这些规律才具有自己具体的表现形式。
社会过程不是受一种类型而是受两种类型的决定因素所制约，即社会条件和作为社会生活的社会领域之基础的自然成分。
这里可以把人的个性作为例子。个性，作为社会条件的产物，应当与决定着它的那些条件相符合和相适应。然而个性不仅应与决定它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相适应，还应同作为其基础本身的那种自然内容相适应。而且，人的个性特征（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与自然成分（内在内容）越是相适应，人本身就越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反过来说也一样。
恩格斯提出过一个原理：社会秩序是由两种类型的生产决定的，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一是人本身的生产。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社会条件并不是万能的，它们由社会现象的更深刻的内在决定因素（从社会结构的自然成分来看）联结在一起并受它们的制约。
在研究社会过程方面存在着的重大缺点是对地理环境、对社会过程产生的影响重视不够。这样说并不是指要否定物质生产方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要用地理因素来取代它。
大家知道，自然界是社会产生的基础。因此自然环境如果发生根本变化就势必导致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而有些变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则引起较小的变化。
正如历史经验表明的，地理环境不仅对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或延缓）产生影响，而且对这种发展的性质也产生影响。
在分析社会过程方面存在的形而上学态度并没有得到彻底克服。其结果是，往往脱离人口过程来考察物质生产方式，脱离地理环境来考察生产方式和人口过程。
不仅如此，不久前在谈到人口和地理环境时，较多关注的是它们的消极方面，而不关注它们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物质生产方式、人口和地理环境各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规律性，它们同时又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服从于该整体的规律。
在社会学著作中，学者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分析个别社会形态上，而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撇在一边。由于一系列情况所致，迄今分析的对象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如说是某个具体物质生产方式的规律。然而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说，社会这种东西本身、社会作为一种整体是不存在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目前，在具体社会形态已经得到一些研究之后，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即也要研究社会这种东西本身及其最一般的原则和规律性。就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看来有必要在保持其内容的情况下创造新形式的唯物主义。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正如经济学家们自己指出的，最迫切的任务是研究作为社会主要财富的人，不仅分析交换价值，而且也要分析使用价值。
（泽林摘译）
B.И.申卡鲁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变革·政治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强调指出，我们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中遇到了阻塞机制。我（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确信，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也有阻塞机制。为了消除这些机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弄清楚这些机制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阻塞机制存在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领域中。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的所有政治方针都是以哲学为依据的。我国在完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政治问题的解决就是建立在对现实实践进行深刻哲学思考的基础上的。但是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论证政治原则和政治决议成了哲学的主要任务，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解决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方式，即把哲学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尽管看上去是高高在上的奴仆，然而终究只是奴仆。这就是我们哲学发展的阻塞机制。至于克服这种阻塞机制，改革哲学对政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超越那些已通过的政治决议，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并在这种概括的基础上采取比先前的决议前进一步的其他决议。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不应当按照“苏共二十七大关于……”这样的模式来确定我们的研究课题和拟定将来的理论研究，而应着眼于下届代表大会，对二十七大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已经产生的、正在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问题给予深刻分析，也就是说，今天就应当提出和研究二十八大将在政治决议中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现在谈谈我们工作中的其他缺点。首先是极其肤浅地描述社会主义的真实发展，不愿意或者不善于研究它的本质的内在的矛盾。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的这一或那一外部表现和特点，往往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相适应则把外部矛盾看成是内在矛盾。这样一来，克服我国特有的，由我国历史、社会阶级结构和民族结构的特点引起的那些具体历史矛盾的任务，便被看作是这样一种任务，即解决这些任务就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如，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制之间的矛盾便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矛盾，因此，克服这一矛盾便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实际上这一矛盾仅仅是一种特殊矛盾，而非社会主义的本质矛盾。
（黄裕生摘译泽林校）
Л.Я.斯莫梁科夫（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关于知识分子在当前哲学改造中的社会作用问题
今天，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即解放思想，克服意识的模式化。指导我们活动的应是服务观念而不是仆从观念。这意味着：勇于提出新观念和新观点，而不是咀嚼现成的指示和决议，以便对它们作出“哲学上的”论证。今天，要想做一个哲学家，就意味着不是做一个追随者，而是做一个勇于作出自己的理论结论并准备捍卫这一结论的研究者。他不应受与自己思想格格不入的那些权威思想的束缚。
我欣赏A.И.乌约莫夫的讽刺说法：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神化了，就像信徒把经文神化一样。我要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大批目空一切的“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指出，尽管第一个思想家是神甫，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思想家都应成为神甫。我们这里的某些哲学家就不能摆脱这种神甫职能吗？！诚然，他们不像神甫那样，他们服务的是另一个上帝。这里我们应记起耶稣的话：“并非所有称我为天父的人都能进天堂。”
我们对哲学与生活联系问题的关注，来源于这样一个认识：哲学不应把社会只看成是认识的客体。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自己的使命来说应当随时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并成为其基础、结果和内在需要。
B.C.谢苗诺夫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独立的哲学思维便不可能有精神进步，同样也不可能有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他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希望，即使哲学家的意见能够成为苏联现实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理论能够同实践、哲学能够同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而这里的主要困难在于：要想实现哲学与实践的结合，就不能只是哲学走向实践，实践也要走向哲学。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即“使哲学世俗化和使世界哲学化”的必要条件。不过我们不知道现在大多数“实践家”是否愿意使自己的活动“哲学化”，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从哲学立场、从全民利益和人道主义立场来看待自己的作为。出路不在于“实践家”把哲学家当成自己的顾问，这当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在于实践家自己成为哲学家即成为辩证思维的人。思维辩证化既是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条件，又是哲学的任务（即使人们的实践活动辩证化）。形成辩证思维是哲学和全部社会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不难理解，意识到这一点远比实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至今还没能制定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全部丰富内容转换成实践指南的可行机制，我们还没能把这一丰富内容变成个人的财富。
（泽林摘译）
Л.H.米特罗欣（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哲学专业修养有待提高
哲学并不是个人特殊求知欲和个人精神兴趣广泛的产物；哲学是作为对社会需要的反映、作为形成人类文化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产生和发展的。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社会是否需要有一种批判的、创造性的哲学知识。说到底，教条主义的盛行，绝非起因于某个个人缺乏专业知识，而是因为对它有一种实际的需要，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因为某些官僚主义者故意把他们对教条主义的需要说成是一种社会需要，这样一来教条主义取代创造性探索就被看成是合理合法的了。一位高高在上的同志说过：“你们都知道，不能低估社会设施在发展理论方面的作用。”的确，如果向社会科学提出的首要要求是：它必须对实践中的墨守成规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论证，那么准确意义上的哲学当然也就成为不需要的东西了。这样一来，要求撰写紧跟形势的文章一类的订货就会接踵而来，譬如，论证州委应按城乡原则分开的做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物一分为二”原则进行创造性运用的典范。
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另一种需要，即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挣脱对此显然不感兴趣的人士设下的种种清规戒律。
哲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社会责任今天大大增长了。但是唯有弄清并发挥哲学知识的特殊特点，发挥它在精神生活中所起的那种不可代替的作用，哲学知识才能同社会主义更新过程真正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里需要的是过硬的专业修养，需要的是从严格意义上使用“哲学”和“哲学的”这类概念。
举几个例子。
我国无神论思想的理论水平十分令人担忧。这种思想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它在信徒和在善于思考的读者心目中的威信。其原因在于缺乏应有的哲学专业水平，发表的是一些泛泛的议论，对已形成的实际状况进行的是一些非批判性的概括。
不把宗教看成是严肃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对宗教持战斗的不妥协态度的作品中，就已经对行政官僚主义措施抱着非批判的、一概采纳的态度。这种态度的狭隘性今天已经非常清楚了。对宗教进行目标准确的研究，是理解和预见一系列极重要的社会政治过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实际上，不了解“宗教因素”的作用，便无法解释伊朗、近东、印度、波兰和拉丁美洲各国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