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语言模式不仅是一种失去了与自己意义和真实的实际现实联系的刻板公式，它们同时还是特定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论立场的体现。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非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们体现在反历史主义的、世界终极论和社会乌托邦性质的观念和论断之中。只要留心一下一些宣传性的，也就是阐述共产主义理想或新人形成问题的专业哲学文章，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这些文章中，新社会和新人似乎是由割断历史的、把人类带入自由王国的某种奇迹造就的结果，或者是人自身受到奇迹般的改造而产生的结果。比如，我们今天仍然往往用注定的、自动实现的必然性的概念，来谈论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创立和确定的历史必然性，好像关于未来的东西都是不可更改的。换句话说，这里用的语言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而是天命论的、世界终极论思维的语言，是对社会生活未来形式具有先定性和对人类历史、生活道路的幸福结局的非理性信仰的语言。这些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世界终极论和天命论的论断和观念，它们不仅与现代世界的实际、与社会历史过程的逻辑本身相矛盾，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世界观原则相抵触。它们尤其是与承认社会历史规律是一种趋势性规律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不相容，这种趋势性规律揭示的是社会过程的一般趋向及其某些最一般的发展路线，同时也考虑到历史中必然具有的各种不同的客观趋势，它们往往是相互对立的，体现这些趋势的是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阶级和社会势力。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的是，历史的自身发展尽管具有规律性，但却不能预先以命中注定的方式，规定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和保证人类在核时代能够生存下去。历史只表明它对于人们的自由的和自觉的创造活动来说是坦荡无阻的。
反历史主义和思维终极论还表现在哲学文献中，表现在一系列著作所采取的哲学史分期中。譬如，在这些哲学史著作中，不管实际的历史时代分期，把所有哲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种分期，我们同时代的任何人，按此逻辑，也包括未来的思想家，只要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那么就是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在这些著作中，哲学史本身被描述为人类思想的谬误史，只是19世纪中叶产生的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结束了这些谬误，而且，现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没能摆脱这些谬误。这种分期的反历史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也体现在对各种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评价中。在这种场合，非历史的、超越具体时代及其文化的所谓绝对科学性的形式，成了评价的标准。我们在论述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中，就经常遇到这种抽象的反历史主义的评价标准，在这些著作中，现代西方哲学由于采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观点，而被先入为主地判定其具体学说也是没有根据的。
哲学语言、文章的文体以及丧失了自己真正含义或原有含义的语言表达的模式化和程式化，与行为方式程式化一样，不仅是以往和当前的缺点，而且也可能是将来的缺点。有足够的根据说，类似的现象今后仍有产生和蔓延的危险。
（黄裕生摘译泽林校）
A.A.科卢尚诺夫（哲学副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学术秘书）：必须用鲜明的实例来判断哲学的改革，但这种实例目前还没有
我们这次会议命名为“哲学与生活”。这表明我们今天关心的是要使生活能够充实我们和充实哲学思想，同时要使哲学积极地影响生活，丰富生活。我们讨论了许多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但我们谈到的多半不是哲学与生活，而是生活与哲学，即有关生活是怎样在影响哲学和决定哲学的发展。我们这里实际上谈到的只是哲学本身的生活，是就哲学谈哲学，而生活本身却不知为什么并没有被邀请到会上来，我们仍然把生活忘在脑后了。难道在这里发言的只有党的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吗？那些愿意并善于运用哲学创造成果的专家在哪里？那些应向我们提出社会订货（需要）的专家又在哪里？因此，我们这个会议乃是我国哲学中已经形成了的那种局面的典型缩影。
当然不应片面地看待哲学与生活联系的问题，把这种联系只看成是哲学家应当满足实践家的要求。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对哲学影响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和途径这一理论问题研究得很不够。一方面，可以听到一种说法，即哲学不能直接影响钢铁生产，它影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近来哲学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声望（当然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说的），被说成是每一工作场地和每个人所需要的一门科学，只不过它现有的形式不符合自己崇高使命的要求而已。
有人说，不错，哲学是创造性智慧的结晶，但是从原则上说没有它也不影响大局，先进生产者照样可以取得好成绩。但是，我们知道，哲学是革命行动的“代数学”，因此要想使它付诸实现，当然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对这些问题应当尽快地进行讨论和研究。
（泽林摘译）
M.C.卡冈（哲学博士、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什么是哲学改革
苏联哲学科学的历史表明，哲学的发展方向主要依赖于它同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直接联系。为什么是这样呢？对此，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来解释，而必须用哲学必须满足实践、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向它提出的要求来说明。在20世纪20年代，哲学之所以被引向社会学——注意力集中在分析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这是由当时需要对革命实践，对新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结构的形成进行思考决定的。20世纪30年代，提到首位的哲学研究课题是有关反映论、认识活动的规律这样一些新问题；这是我们时代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所要求的。这两种倾向在后来仍然构成哲学知识结构的特点，直至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又被归结为分析自然科学知识的规律性，而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合法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则被理解为“一般社会学”，即被归结为研究社会结构，而没有把人看作哲学知识的一个独立的对象，因为人仅仅被看作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仅仅是人的本质，而不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即本质与存在的统一）。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我们的哲学中才开始出现新的课题，即对人、人的活动、文化、精神生活的价值、人文科学开展初步研究。这些研究尽管受到囿于教条主义方式思考问题的哲学家的强烈抵制，但它却体现了我们社会对于哲学思想新取向的业已成熟的要求。但是，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时，某些权威哲学家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把这种人学与人本主义哲学混为一谈。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种价值哲学等同于心灵学，因为他们把价值与真理混为一谈。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概念是唯心主义的范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哲学知识进行根本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应使这种知识得到重新建构，也即使哲学转向人文课题。我的意思不是指用某些新问题来简单地“补充”旧有的问题，而是要把“人与世界”的问题放到哲学的最中心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不仅应就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去看待自然规律，还应从自然界与人的联系方面去看待自然规律；不应把社会发展仅仅看成是自然历史过程，还应从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的相互关系方面去看待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才不致消融在物理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之中，它面向人本身，帮助人思考其自身的存在和活动，意识到自己生命活动的价值取向，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即最终帮助每个求助于它的人意识到自己是有充分价值的主体，而不是客观地展开的社会过程的“齿轮和螺丝钉”。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使主客体关系问题本身超出直至今天还把它纯粹归结为认识论领域问题这一界限，使之显示自己的全部丰富内容。黑格尔关于在人类意识活动中反映与创造相统一的思想，在我们的某些哲学家看来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恰恰只有这一思想，才能全面地理解主客体的关系。
承认和探讨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真正作用，使我们的哲学能够揭示主客体的关系即人与人（个人、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以及作为其体现的文化）之间交往关系的真正意义。要知道，人的活动总是主体间性的，也即建立在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用C.Л.鲁宾施坦的一句精辟格言来说，个人甚至也是一种“主体的共和国”，他的意识是一种内心的对话，或者说是“自我交流”。
因此，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人的因素”的思想，我们的哲学应当阐明人多方面地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的真实意义。这意味着我们的哲学应当回答所有有关所谓存在的问题——人的个体性的本质，精神个性的内容及其与世界、社会、自然界和与自身（作为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交流的统一体）的关系。同时还应当回答生与死的问题，以及可能以人的精神永生来“扬弃”其肉体的死亡——这乃是文化（它把人类创造的对象化成果永恒化）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此，只要我们的哲学还没有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它就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与宗教意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存在主义哲学或人格主义哲学相抗衡。我们的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学习哲学都抱着冷漠应付的态度，因为他们从哲学中找不到能够帮助年轻人思考自身，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思考自己存在和活动的意义、自己的价值系统、与他人交往的意义、创造和自我教育的作用的东西。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就在于高等学校的教程、教本乃至近年出版的多卷本辩证法著作，对于我们哲学的内容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的水平。然而，今天必须彻底改变哲学参与我国困难重重的实际事务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哲学必须首先对那些以释放“人的因素”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为目的而采取的步骤进行理论的论证。
对哲学进行这种人文改革，将使它最终成为对人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正是基于对这种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前不久科学院主席团建立了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但是，只有当关于人的哲学学说能够成为把各门“相关”科学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的情况下，这种研究才可能是有效的。
（黄裕生摘译泽林校）
A.M.科瓦廖夫（哲学博士、教授、莫斯科大学科学共产主义部主任）：改革条件下的哲学研究
请允许我就这里讨论的三个主要问题，即哲学的状况、哲学状况需要改革的原因和改革的途径、在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哲学如何完善，谈一些看法。
在讨论过程中，在评价近年来哲学的状况与发展方面，有两种极端意见，一者带有过分虚无主义的成分，另一者则带有过分乐观主义的成分。我认为，以往只用玫瑰色描绘一切是不正确的，然而现在如果把以往的活动和哲学的发展一笔抹煞，同样也是不正确的。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指出：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观念停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现在已经相当陈旧了。我认为这一评价也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造成哲学领域目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哲学本身、哲学干部及其浓厚的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等应对此负责。但是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在哲学自身之中。社会科学中已经形成的那种不利于进行创造性探索的形势也是必须加以注意的。一种观点只要与众所周知的观点稍有不同，往往就被看成是背离马列主义原则。我就此有亲身体会。
因此要想发展社会科学，首先必须为它创造一个能够进行创造性探索和开展不同学术派别竞赛的环境。此外就是要对我们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一定的改革。
在现时条件下，某些方法论问题已经与社会发展新过程及具体科学的成果发生矛盾，因而其自身需要得到创造性的发展。
有一个原理是大家公认的，即尽管原理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然而其原则却是不可更改的。然而不能不看到，即使原则也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具体知识的积累而发生改变和得到完善。随着客观现实的变化，个别原理自然也将得到发展，然后其整个方法论基础也将得到发展（否则便不足以包容和说明新的社会过程），这是不言而喻的。
应当说，迄今为止，马克思关于在共产主义中人将变成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关于发展人性的全部丰富性是新制度发展的目的的论断，仍然没能被社会科学充分地加以利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社会科学来说，人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发展生产的手段，而不是把生产看成是发展人的个性的手段。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交换价值而不研究使用价值，它变成一门关于物质财富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人的生产关系和关于人是社会主要财富的科学。因此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对社会的社会领域不予重视的毛病，而且至今把人的因素仍看成是应促使人更好和更自觉地工作的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