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组织范围内也没有理顺上述社会机制。当然，早在1972年就成立了苏联哲学协会，从原则上讲，它本应千方百计地发挥哲学家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督促他们提出和解决重大的实际问题。但是哲学协会却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应当说，它连这样做的可能性都很小。因为它没有出版权，也没有自己的哲学杂志……
苏联哲学协会六次会议（1987年1月）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希望哲学协会真正能够使哲学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需要。
（吴铮译）
C.T.卡尔塔赫强（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教授）：只有在列宁主义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新思维
从个人迷信时期开始，以革命方式结束严重偏离列宁主义道路的现象，已成必然之势。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这一运动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次大会却未能克服保守势力的影响，以致这种势力助长了首先是经济领域里的阻塞机制的形成和消极现象的发展。产生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官僚制度得以发展和巩固。显而易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了。
为了克服我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停滞现象，苏共中央确立了彻底改革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方针。对于改革的适当的理论保障，在多数情况下是在实现改革的进程中直接加以确定的。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内部与外部条件和制定完善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科学依据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辩证法是分析和概括新现象以及作出实践结论的工具。然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不能将列宁主义仅仅归结为方法。
我们的任务就是更全面地运用列宁的一切理论遗产：他的思想、他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原理，当然也包括在艰难的前进道路上认识和概括新现象的列宁主义方法，并使这些理论遗产发挥作用。
我们应该立足于：既是方法、同时又是理论的列宁主义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和由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新时代的客观实质。这个时代在继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也在继续。在我们这个转折时期，要求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乃至战略作出修正，这既没有改变运动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列主义及其哲学的性质。
由于近来在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性与全人类性的相互关系学说的理解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不得不论及这个问题。全人类性的优先地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来说始终是绝对的，他们将其毕生的革命活动献给了全人类的而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们之所以把工人阶级看成是争取这种解放的斗争的领导者，是因为它是唯一的、没有狭隘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并能通过解放全人类来把自己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阶级。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指出全人类性先于阶级性时始终强调指出，若不依靠其利益与全人类进步的利益相吻合的这样一个阶级，那就根本不可能解决实质性的全人类问题。
在我们的报刊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在解决全人类问题时企图避开阶级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说成是教条主义和老一套的庸俗社会学观点，这不仅是拙劣的，而且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通过求助于最新形式的寻神说和造神说，乃至和平主义来寻求挽救人类的方法是天真幼稚的。试图通过强调善心、良心等而不为争取其物质基础——人们之间和人民之间关系中的社会公正而斗争，这种尝试也将是徒劳的。
如果说过去过分重视辩证法核心中对立面的斗争，而几乎未考虑统一世界的相互联系，那么只单方面强调统一，而忽视其中的对抗阶级力量和对立社会世界的对抗也是错误的。
世界上不存在能够立即“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力量，也不能不重视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则就会像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而不敢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我们必须把世界看成是它所具有的那种样子，而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那种样子。只有清醒地估计到正在起作用的阶级力量的全部复杂性，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中不需要耍弄鬼把戏和玩弄权术，也不能掩盖阶级力量的对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规律以及进步力量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等。列宁的政策始终考虑到了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中的现实的力量和可能性，因此，这种政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公开的、实在的和明了的。在列宁的政策中也有妥协，但这种政策始终拒绝修改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
目前，由于某些人试图将新思维与列宁的思维对立起来，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新思维只有在列宁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改革应当囊括我国生活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然而，例如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列宁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需要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但并不是改造。
党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脱离生活的做法，作了公正的批评，我们必须从这种批评中作出最深刻的总结。与此同时，为了发扬公正、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有必要指出，即使那些忠实地完成自己职责的社会科学家也远离了生活，在他们的著作和讲课中所被迫写的和讲的主要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而是那些适合马列主义理论的东西。结果，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实践与科学理论的脱节所造成的错误，不仅给社会科学家的威信，而且给马列主义科学本身的威信带来了严重损失。
目前的任务是：更彻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边，使社会主义同他们经过检验的学说相一致起来（当然还要创造性地发展它），而不是用过时的、与新现象似乎不相符的东西去描述社会主义。
1986年12月10日，《共青团真理报》的“对话”栏就文化与宗教的相互关系问题收到了一千多封回信，其中不少信件证实：许多苏联人的世界观有严重的问题。其中甚至还有表示抗议的人：“你们为什么还要引证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呢？他们是过去的人，写的是过去的事。”在其他出版物中也出现过严重的世界观的混乱。例如，努伊金在《新寻神说与旧教条》一文中，宣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理论和无神论是一种教条主义，证明寻神论的正确并特别强调小说《断头台》产生的“强烈的世界末日论的反响”[2]。
A.努伊金完成了一篇“创新的”、“反教条主义的”宏论，文章说：“人们显然要再一次经历探寻、审查、怀疑和争论这一整个过程，人类在讨论下述两个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个过程：有没有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是否还需要它？”[3]
有时人们试图以文艺作品的特殊性为借口拒绝对艺术活动中出现的世界观的混乱进行批评。
旧的东西善于伪装成新的东西，而恶则伪装成善，这一点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我国，民族主义一开始是适应社会主义的，而后来它又使社会主义适应于自己。在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当然不是整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但它们并不是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地区，也不是出于误会，事件的发生是一切不良现象的集中反映，近年来这种不良现象不仅在哈萨克斯坦，而且在全国都大量存在。
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现象，哲学家没有权利不去发现它们。如果有谁还仅仅用认识论问题将哲学领域封闭起来，那么他将为哲学与生活的脱节负主要责任。
考虑到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状况极其复杂，因此马列主义哲学应当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同时，对于迫使哲学参加以反对新教条的教条主义为借口的斗争的企图应保持警惕。不能不看到在我国改革的“衷心拥护者”和国外对社会主义抱敌意思想的人中间，存在着妄图从内部蜕变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愿望同20世纪20年代初路标转换派分子的幻想十分相似，路标转换派分子希望看到我们滑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在那里共产主义的旗子将伴随着各种闲言碎语摇摇晃晃”。当时列宁提醒说，历史能了解形形色色的突变，他指出，不能低估阶级敌人讲出的阶级真理。
在扩大民主和公开性的条件下，我国又出现了一些喜欢歪曲苏联改革实质的人（一部分是由于政治上不成熟，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他们试图在改革的幌子下实现狭隘集团的，其实是小圈子的非社会主义目的。因此，只有当我们的思想工作能够正确地并通盘考虑一切现实的趋向和社会各阶层的情绪时，它才可能有针对性并收到效果。只有如此哲学才能同完善社会主义的实践建立起真正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充满了生命力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没有必要去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特殊阶段。
为了分析和认识我们这个转折时代，当然需要新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应完全适应列宁主义阶段的发展，因为列宁主义阶段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反映了现时代，而时代的交替与世纪的转换并非同步进行。这里指的是克服完善社会主义的实践同列宁主义的原理、思想和准则相脱节的现象，创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原理、思想和准则，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主要任务。
（王明铭译）
Б.T.格里戈里扬（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室主任）：关于语言、思维和行为的教条主义化
哲学能够对社会生活和人产生间接影响，而在一定范围内则可能产生直接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是意义重大的。
如果回顾一下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生活中的状况和作用，那么就会自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按其本性是革命批判的和创造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为什么对于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和精神生活中出现的停滞和其他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无动于衷呢。在那些年代里，在我们哲学家的发言和文章中并不缺少革命口号和对完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民主，甚至改革全部社会生活的呼吁。而且我们懂得并经常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这种反常情况，可以用各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来解释，关于这些原因，会上已经说了很多。我这里要谈的只是：这与哲学活动本身，与它的语言和内容方面，与哲学思维自身的修养，更确切地说与它们的缺点和弊端有直接关系。我指的是我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的一个事实，即哲学词句与现实不相符合，许多哲学口号和论断被修改成没有真实意义和内容的语言模式、公式。出现了把一些哲学原理和观点及其具体的语言形式模式化、教义化和规范化的情况，这些语言形式与其表达的现实内容和相应的实践情况失去了联系，被当作纯粹象征性的文本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在这种与现实不相符合的语言模式中，我们碰到的是对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进行僵化的、反复的肯定，包括成了口头禅的关于词句与事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肯定不仅与生活本身没有关系，而且还成了为实践中的不尽职进行辩护的理由。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的不同方面的一些哲学论断，在用语上总是喜欢用最高级，即对所有的问题都用“最最”和“彻底完成”的字眼来表述，而不管谈到的对象是什么：是有关建设任务的解决，还是有关社会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克服。如果这类文章谈的是社会主义为个性的发展和为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开辟了新的前景，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冠之以“无限广阔的”这样一些修饰词。如果谈的是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那么，这种克服一定是“一劳永逸的”或者是“完全的和彻底的”。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宣布对这一或那一问题的解决是“唯一科学的和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