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纲中存在着奇怪的哲学史空白：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就打住了，而重新开始于以新实证主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然而很显然，马克思主义诞生后，西方哲学并未停止发展。现代西方哲学体系是如何出现的？是在什么理论基础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大多没有答案，这绝不能促进哲学思维修养的形成。我们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了解的普遍水平，肯定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而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往往极其肤浅。如果被批判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另一种较为完善的方法发生抵触，那么从后者的立场进行的批判就是建设性的。我们的批判远非始终都能这样解决问题；舍此，我们的批判就变成了对自身简单粗暴做法的辩护。对不同年代哲学参考读物的比较，相当客观地反映出新哲学概念借西方著作而增多的事实，从我们的批判著作中往往很难明白，譬如说我们为什么要批判后实证主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大纲中遗漏了许多俄国哲学思想，特别是唯心派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我们为什么可以分析西方的唯心主义，而不能分析本国的唯心主义？对此，现在尚无合乎情理的答案。掩盖文化的某一部分，就意味着歪曲文化。应该更加尊重民族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每一位代表人物，都应按其贡献客观地给予肯定。譬如，当日本人或德国人为了在物质的乃至精神的生产领域发挥人的因素而成功地利用了民族文化的因素时，我们却连这种可能性的问题都未提出来。是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自己文化的代表人物依然按西方那种相应的思想框框，以“俄国笨伯”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来，对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哲学著作来说，现在确实存在着这种危险性。
对于哲学大纲来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杜绝自然哲学的再次抬头。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划分应该更加严格。现在，哲学有些不适当地把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辨方法强加给科学。这时，“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在哪里”的问题就变了形，就会听到自然科学家庄重的声音：“请不要干扰！”但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同时还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哲学是否过于注重科学了。这并不是说，哲学应该少依靠点科学。哲学依靠科学资料，原则上说不可能过分。这里所说的是另一种情况。人认识现实有多种形式，但以科学（文化、道德等）最为重要。科学面向作为价值的真理，应该尊重科学——对此并无争议。不仅要教育科学工作者，而且要教育每个人尊重科学。同时，指出如下一点也很重要：与真相比，同样重要的还有调节行为的诸多因素，如善、美、义务、良知、诚实等。因此，作为文化之集大成者的哲学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宗旨。强调一些价值而贬低另一些价值，在教育过程中会造成消极影响。我们在攻读哲学的大学毕业生中还能见到不道德的高智能者，不正因为如此吗？为了达到教育新人的目的，要求更为广泛的文化基础。
教学大纲中，关于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传统论点需要更加具体化。我们至今还不能贯彻列宁的这一思想，即每一位专家都要通过自身活动领域的材料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这确实是形成世界观的有效途径。当每一位专家都看到了作为其活动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的哲学论点如何起作用的时候，关于哲学重要性的训诫之词便成为不必要的了。在这方面，特别应该强调从事各种活动的专家形成方法论修养的重要性。哲学要求专家们从自己的科学兴趣出发总揽广泛的跨学科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知识和人的全部活动领域的分化，关系系统的复杂化，使所有人都需要方法论。我们确已进入了系统论和方法论时代。一个专家在社会阶梯上站得愈高，他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就愈大。一个专家方法论修养水平愈低，他发现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的能力就愈差。因此，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专家的方法论修养的高低，应当和他所在岗位的高低成正比。
有时也可以听到有人责备很多哲学著作侈谈方法论，把这说成是哲学脱离生活。无疑，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但总体说来，我们很难同意这种责备。因为，我们的许多观点，尤其是社会发展观点软弱无力，其根源在于对这些观点的方法论研究水平不高。因此，方法论问题的研究目前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专家们的方法论修养乃是发挥人的因素的最有力手段。
哲学大纲应该是现代化的，就是说，它要考虑到科学成就和社会实践，应鼓励人们以创造性的方法对待被讨论的问题。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方式。对此我们有点淡忘了。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那么我们去做什么？岂不是仅仅解释一下他们的言论就行了？显然，应该更加冷静地对待权威。须知，在任何情况下，科学观点的主要论据是它是否符合实践，而不是引用权威的语录。对此，恐怕谁都不会反对。但只要事情触及新思想的提出，情况就变了。如果我们仍追求我们哲学的科学性，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教条主义、陈旧的思维范式还是很强的。须知真理是一个过程，因此，大纲应清楚无误地以探索真理为目标。我们应该宽容大度地对待不同的观点，但不能容忍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垄断发言权。忽略这一点，就可能以唯意志论的指令而不是说理的方法压制争论。不能把唯意志论同创造性的思想发展混为一谈。在论争中，我们还是多探索真理，少一点自以为是吧。
为了使哲学教学改革成为现实，应该允许那些能当此任的科学中心制订可供选择的哲学大纲，以备今后某些高等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试用。
无疑，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表现为积极、经常地研讨生活提出来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脱离了生活。但这应该是哲学语言范围内的讨论，是以哲学方法解决问题。我们要给哲学提出它尚未回答的问题，追究它为什么没能回答这些问题。改革和加速战略概念的具体化就属于这类问题，这里是说必须对这些概念进行更本质的分析。许多人没有想过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改革什么，如何改革。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更加社会主义”之类的说明，如果以抽象的形式加以表现，那是不会有多大收获的。与生活的联系在这里表现为使这类分析具体化，使之达到明了的程度。阻碍改革的机制是以这种抽象的号召改革为条件的。
我们刚刚步入改革的进程。也许这是一个复杂的、颇为艰难而漫长的进程。心理上的改革恐怕是最困难的。大家知道，打破业已形成而且根深蒂固的思想框框，谈何容易。我不能相信，昨天的顽固的教条主义者，今天不经过任何精神痛苦就会成为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口头上空喊改革的见风使舵的人多半会这样做。这种人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比改革的反对者更加危险，因为恰恰是这些人在败坏改革的声誉。重要的是揭露变哲学为辩护体系的机制，不让它继续作怪。只有面向建设性措施的方针，才能成为确立生活与哲学联系的基础，通过这种联系，哲学要起到革命的批判作用。
（巩联军译）
B.И.斯托利亚罗夫（哲学博士、教授、苏联哲学协会副主席）：哲学与实践
在开始讨论如何摆脱我国科学中业已形成的不良状况和克服哲学与生活脱节的现状问题之前，我想首先提请大家注意我们所处的这种反常境地。
要知道，造成现有状况的责任主要应当归咎于我们自己，即在座的诸位。什么人准能找到摆脱这种处境的有效途径，哪儿有这种保证？为什么不吸收新人，吸收青年参与此事？为什么我们一再重犯我们本想克服的老错误：还是仅限于我们内部讨论关于哲学与生活、与实践的联系问题，而不吸收真正的实践家和我们意欲与之加强联系的各门科学的代表人物，参加这场讨论？
现在谈谈问题的实质。我想，这个“圆桌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想说明，为什么我国最近几十年哲学思想的发展割断了哲学与生活的联系，怎样才能恢复、加强和发展这种联系。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细致而又深刻地分析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弄清哲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其中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我们感兴趣的社会发展时期里所处的地位。再就是必须弄清哲学家（整个知识界）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社会状况的特点，弄清某些社会阶层在这个时期向哲学（亦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发出社会“订货”的特点，这些阶层不仅能够大大影响任何一个哲学家的状况（包括物质状况），而且可以左右他的整个命运。
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思考一个问题，即一般应怎样设想哲学与生活的联系，同时又要考虑到哲学和哲学研究的特点。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不弄清这个问题，或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犯很多错误，会严重影响哲学思想，使之脱离现实生活的要求。
例如，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哲学本身的特点，哲学不应依据对某些经验事实、对某些生活现象和事件的分析。哲学家的任务似乎在于使自己永远停留在纯抽象议论和最一般的哲学抽象的范围内，即经常耽于空想，甚至不愿下到罪恶的尘世上来。他们认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不体面的，会导致哲学研究丧失其特点。他们还断言，哲学不同于其他一切科学学科，它完全允许进行模棱两可的和云山雾罩的议论，对哲学来说似乎越模糊越好。我看，许多哲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到这种使哲学脱离生活的立场上了，不仅在学术著作里如此，而且口头讲话也是如此。
不过也会碰到另一种极端：人们出于巩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这种十分美好的愿望，想从一般的和抽象的哲学议论转向分析十分具体的现象，以此取代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并开始在哲学范围内搞一些超出哲学职权范围的东西。这类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有人试图在哲学范围内并且用哲学方法解决遗传本性问题、物质结构问题……想想这些也就够了。
最后还有一种试图想把哲学和生活“拴在一起”的做法，这就是以某些事实为例或引证某些生活现象和事件，来说明一般的哲学议论。这种将哲学与生活拴在一起的做法，在从事唯物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哲学家中间特别流行。
所以，哲学与生活脱节不仅是许多社会因素自发作用的结果，也不仅是哲学家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将哲学与生活结合起来，而且也是由错误地理解哲学研究的特点和哲学与生活联系的特点所造成的。
如果我们真想解决哲学与生活脱节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抛弃上述错误观点，而最重要的则是明确哲学与生活的实际联系应当是怎样的，怎样理解哲学研究的对象，才能使这种联系得到保障。
我不想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只想强调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第一，虽然哲学和哲学研究是很专的，但它们的特点绝不在于哲学家应当拒绝分析经验事实，而追求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议论，等等。哲学研究一如其他任何科学研究，需要分析和概括经验事实、生活现象和事件。它要严格遵守研究工作的逻辑—方法论原则、概念和科学理论等。因为哲学研究的特点恰恰在于，它首先要求人们有引进和评价概念、运用概念、进行理论研究等的深厚的专业本领。如此就必须具备高度的逻辑—方法论修养，遗憾的是，很大一部分哲学家没有这种修养。其表现是，在哲学研究过程中，人们通常并不遵守运用概念和构筑理论的那些起码的逻辑—方法论要求。
逻辑—方法论水平太低，这一点在哲学讨论中表现得也很明显。近来常听人说，这些讨论往往带有烦琐性质。为什么呢？这和什么有关？我看，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于参加讨论的人的逻辑—方法论修养水平太低造成的。我可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在哲学讨论过程中往往很难分清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容方面和术语方面。在评价某一概念时，往往只局限于分析该概念本身，而不考虑引进和运用该概念的那个概念体系。须知，这样做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就该概念进行争论的各方分歧的性质——是纯术语性质的分歧还是内容上的分歧。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哲学讨论（即使讨论展开了，也往往会归结为就某些词语进行争论）成为纯经院式的、脱离生活和实践要求的讨论。
第二，哲学家们与生活和与实践的实际要求的联系，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提出和试图解决的问题的性质。
我想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研究辩证法理论的哲学家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争论，什么是发展和变化，什么是质和量以及它们之间有何联系，等等。但他们通常根本不去分析能使这些东西得到充分描绘的那些认识活动的手段、方法和形式。然而，这样做，这样选择使哲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不可能克服唯物辩证法理论研究脱离生活的缺点的，因为在现实的科学研究实践中，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何为发展（联系、质等）这个问题，而是如何研究这些东西，借助于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使之得到充分的描绘。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为使哲学研究面向实践，面向现实生活的需要，就要弄清激发哲学家在这方面下工夫的社会机制。哲学之所以脱离生活，主要是由于这种机制没能发挥作用。如果谈到国家的哲学机构，那么它们所干的多半是为了窒息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提出尖锐问题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