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欧和苏联学者卷(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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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沙夫(12)

1922年的卢卡奇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商品拜物教的有关文章的术语来理解异化问题的,但他赋予物化这个概念的词义比马克思更广泛(卢卡奇未见过的马克思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他从这个概念(物化)出发,不仅推论出拜物教的范畴,而且还推论出异化的范畴。我还想指出: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卢卡奇第一个使异化范畴重返哲学文献,从而使哲学获得了真正的复兴,特别是把它引进存在主义哲学文献,这是知识界了不起的功绩(海德格尔闭口不谈这一功绩,萨特却是老老实实承认的,他们俩都从卢卡奇的著作中受益匪浅)。如果说卢卡奇(像他在1967年的引言中承认的那样)在异化观上更接近黑格尔,而不太接近马克思,而在解释消灭异化问题时却使用了唯物主义的措辞,这说明,他当时运用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并不知道马克思关于异化问题的主要作品。我们还是让卢卡奇自己来谈吧!

继马克思分析商品拜物教之后,卢卡奇在具体分析商品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具体地提出了物化的问题。“商品结构的本质已经经常被指出了;这种本质建立在下述基础上:某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关系,带有物的性质,从而带有一种虚幻的‘客观性’,这种虚幻的客观性通过自己本身的、严格的、表面完美无缺的和合理的规律体系,掩盖了商品结构的主要本质——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7]

当商品形式变成了普遍的形式,物化也就成为普遍的形式了。卢卡奇回顾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的一段话:“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8]

卢卡奇从这一点出发,阐述了劳动的异化范畴,好像他事先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似的,好像他从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启示似的。卢卡奇的这种才能真令人惊叹不已:他居然能从当时仅有的素材(即他当时所能得到的马克思的作品)出发,推论出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而这一理论的根据,马克思是在后来的著作中才更详尽地阐发的。“从这种基本的结构现象(物化——作者注)中我们知道,首先应当记住这种现象使人与自己的活动、与自己的劳动对立起来,后者则是客观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并用自身规律控制人的、对人外化了的物。这种现象在主客观方面都会发生。客观地说,一个完整的物的世界和物与物关系的世界(商品的和市场商品活动的世界)出现了,这个世界的规律的确被人逐渐承认下来,但是这些规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像难以扼制的能量本身制造的后果一样同人对立着。因此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当然对个人是有益的,即使它没给人什么,甚至通过它的活动对规律的实际发展产生一种可变化的影响。主观地说,人的活动对象化(在一个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中),成了一种服从客观性、疏远人的商品,成为社会的自然规律,因此,人的活动既不取决于人的意志,也不取决于用来满足需要、即成为商品的物。”[9]

用这种令人钦佩的一贯思想,卢卡奇用异化和消灭异化的理论成果,阐述了一种关于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那么究竟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为什么卢卡奇对自己的观点要进行一次彻底而深刻的批评呢?进行这次批评是在1967年,而不是在1924年人们斥责他的这本书的那种压力下(他承认当时的“错误”使他受到谴责,但对这种错误的认识是敷衍了事的)。我们已笼统地谈过这个问题:因为卢卡奇在著书的时候,还没有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摆脱出来。就像他在1967年版的序言里(此序言1974年才在法国发表,并且是作为“午夜出版社”再版其著作的后记发表的)所承认的那样,他介绍了他的思想观点的发展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尤其是马克思对客观化的研究所作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对他是一个真正的冲击。

依我看,还应该讲一下作者自己对这次批评所提出的鉴别物化与客观化的两点意见。

第一,把物化和客观化等同起来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因为客观化不总是采取一种物的形式,而且,物化的实质在于人与人的彼此关系被理解为物与物的关系,而不在于每一种客观化(即人的产品客观地存在)是一种物。

第二,如果人们把异化视为一种被特别限定了的客观化,那么卢卡奇就将异化的范畴只限于自我异化的范畴。

剖析卢卡奇对物化的立场使我们免于必须分析他的拥护者类似的立场了。J.依斯哈尔把他的概念完全建立在卢卡奇的立场上,却完全不了解卢卡奇的那个“引言”,而他自己的那本书明显地是在其后发表的。

三、异化和商品拜物教

关于商品拜物教,我们在下面要谈两个问题。第一,在马克思的概念范围里,“拜物教”是什么意思;第二,拜物教范畴、物化和异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马克思本人对第一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10]

马克思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当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们生产劳动的产物(商品)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商品就变得像一个偶像,即一个像神一样的崇拜物,变成人类才干和力量的化身。因此“商品拜物教”就成为社会关系的代名词,这种社会关系就在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外表上表现为产品之间的关系,即商品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之所以说到商品拜物教,因为他具体地分析了商品形式和商品价值的关系,但他提出的法则在意义和应用上要广泛得多。“拜物教”,就马克思赋予的意义而言,是指一切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人生产的物是社会关系的支柱,事实上这种社会关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掩盖着各个个人的个性。譬如,在通信理论中,人们把语义的表达理解为字码之间的联系,而如果人们局限在这种联系上,那么就会忽视通信人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就看到一种崇拜字码的现象,类似对商品的盲目崇拜一样。

虽然回答本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但回答拜物教范畴、物化和异化的关系问题就比较困难并复杂得多了。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马克思著作中用商品拜物教学说代替异化学说的论断,这些论断是马克思对社会现实剖析发展的高级阶段。这种用拜物教范畴关系代替异化范畴的说法是最经常的,尤其在那些敌视异化学说的作者们中间。但是,一些人认为马克思发展了拜物教学说而没有发展异化学说,似乎马克思抛弃了异化学说,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两种学说涉及的是一种相同的、唯一的关系,只是拜物教学说以比较确切和比较适当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关系罢了。

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表明:第一,马克思在提出商品拜物教学说的时候,并没有抛弃异化学说(由分析《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得出的证明);第二,人们不能把拜物教学说和异化学说看成是一个东西,因为后者的引申意义较为广泛,而且一脉相承地为拜物教学说奠定了基础。

根据对概念的分析,拜物教范畴和物化范畴是彼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唯一的、相同的社会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提法,这种社会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拜物教理论说的正是这种关系,它认为,尤其在商品具有偶像特点的时候,在价值关系表面上作为商品关系出现,而不是作为生产这些商品,并用其劳动创造商品交换价值的人与人的关系出现的时候,在确立人与人的关系在表面上作为物与物的关系出现,并在此意义上被物化的时候,拜物教理论也是指这同一种关系。因此两个学说谈的是一个东西,只是拜物教学说从商品——具有人类特性并变为一种偶像的物——出发来理解这种关系。相反,物化学说却是从具有物化特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这种关系的。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拜物教、物化和异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那样,拜物教理论无论如何代替不了异化理论,这是马克思的意思: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点论证了这两种理论,这两种理论从内容到涉及的面都是不同的。

这三者所涉及的面都是有区别的,因为商品拜物教理论仅仅涉及市场上的商品之间的关系,而异化(客观的)理论则涉及一切人类活动的产品——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至于自我异化理论,乃是涉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

那么,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物化范畴和商品拜物教范畴的关系如何表现呢?从逻辑上来讲,物化学说和商品拜物教学说是异化学说的结果,是以异化学说为基础的,是它的组成要素。这样,对异化学说就确定了一个较为广泛的解释。

显然,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尤其是他的异化理论,是经历过一个巨大演变的。从宗教的异化出发——如果考虑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当时与哲学界、与费尔巴哈、与鲍威尔和施特劳斯的联系,那么这一出发点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又回到政治异化问题上来了,为的是要把政治异化引导到它的基础(经济异化)上来。异化理论演变的决定性时期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至《资本论》发展到最高峰。同样十分明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旧的见解已明确并发展了,许多新问题又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了出来。特别是提出了物化概念和商品拜物教的概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展了的、明显地以经济问题为基础的异化理论是由四个要素组成的:客观化、异化(外化)、物化和商品拜物教四个范畴。这些概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理论的整体;但在这些范畴的整体内部,不仅出现了平行的、并列的结构,而且出现了纵的相互依存的结构、因果关系,这并不排除相互的影响。

客观化是最广泛的范畴,它是一种超历史的现象(其心理学的等同物是外化,可以说是外化—客观化的概念)。

异化是客观化的一种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这样说来,异化永远是客观化,但反过来不一定是对的。

人与人彼此关系的物化是异化关系的结果,因此它是异化的一个特定的方面。在商品范围内,这种物化引起商品拜物教。

(伯林摘译 沈志明校)

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1]

一、革命的异化

对革命理论的关心是同革命形势的到来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一论断似乎是陈腐的,因为这种理论的实践方面必然日益重要,这一点无论从常识和思维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历史经验看,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还涉及一个从下述意义上讲富有启发性的论题,即它在社会实践中显现出革命进程的动力有所增强的情况下,使人看到相应地提高理论兴趣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这样的动力正是目前历史阶段的标志。一方面,即使外行人也明显地看到旧时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在许多国家——在本文里不仅指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指发展中国家——正在瓦解;另一方面,又正在加紧寻找新的结构。而这两种社会现象有着有机的联系,构成深刻的社会动力的一对孪生物:寻找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并把它付诸实现,总是同破坏和瓦解传统的结构相对应的。社会革命的客观作用正是在这里登上舞台,与此同时出现了作为现实社会运动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的革命理论。

诚然,由新的结构代替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这种转变,不一定总是具有革命性质,它也可以是数量上的变化,通过现存社会结构和机构进化的途径,借助于相应的改革来实现。然而,如果发生了深刻的原则性的变革,特别是当不是个别机构、不是社会生活结构的某一特定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结构发生了变化,这通常就是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