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确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特定时期表现出某种似自然性的理论规定之后，就必须回过头来解决我们已经提出的问题，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是一般社会运动的普遍特征吗？对于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大可不必再去详尽解析了，他的直接意思无非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应理解为一个自然史过程，或者换句确定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类似自然史意义上的社会存在[55]，而丝毫没有指一切社会形态都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含义。马克思曾经明确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时代。”而在这些社会形态中，存在着像自然界发展中发现的盲目的外在必然性，即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异在为“自然规律”的情形。马克思甚至还指出，“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56]。从这种立论出发，马克思极为深刻地指出，人类社会在史前社会经济形态中出现的这种似自然性是历史性的现象，它正说明一切史前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狭隘性和历史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用盲目的破坏作用来贯彻”的“自然规律”必然要为真正的“社会的生产规律”替代。具体地说，也就是指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将为有计划的按比例发展的社会生产所替代，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
在这里，也许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似自然性的规定是他早期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史关系思想在一个新的科学基础上的继续。不过这里还有几点重要的变化。其一，他仍然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应该具有的主体地位，否定自然决定支配人的历史状况。然而在这里，他不再是一般地强调人高于自然，而是历史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从自然界最后挣脱出来的客观过程。其二，马克思仍然否定人被外力所左右的非主体状态，但他不再将其视为人的先验主体本质地位的丧失和异化，而是科学地从物化现象和拜物教的视角来进行说明和批判。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关于史前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似自然性的分析，是他新历史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一科学分析也是他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的一个极重要的理论支点。
三
我认为，科学地说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呈现似自然性现象，最重要的逻辑质点是确证马克思的这一规定的真实意向是从本质上透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和不合理性，从而也是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趋势。所以似自然性规定的逻辑指称恰恰在于界定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与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本质差别这个问题的辨误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斗争也有着极重要极深刻的意义。
必须确证，马克思关于似自然性规定的最重要的理论指向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逻辑的集中体现，即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性原则。同时，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根据的重要基点之一。人类史前社会（即上述分析的前两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暂时性和历史性，而与新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作为第三大社会发展形态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开始。也只是在这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才最后结束了自身的史前时期，社会彻底摆脱了自身发展的似自然性，人才彻底摆脱了动物界（经济动物——经济人），从而步入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如果认为人类社会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也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物化现象的永恒性，人将永远被外部力量所奴役。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思路：“‘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7]但是，马克思历史地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远古时代，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还是自然史的一部分。而进入经济的社会发展时期，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质点后，物的生产就超出和脱离人的生产而独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再一次使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成为经济力量的奴隶，使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出某种仍然类似自然界发展的盲目的非主体状况。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的社会形态也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形式，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所以，这种经济力量对人的统治，这种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决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现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自身的生产再度上升到支配地位时，物的力量对个人的决定作用就不复存在了。这也就说，随着人类史前时期的终结，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规定是必然要被辩证否定的。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58]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的史前社会（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历史”）结束之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才会开始。这是一种从必然王国（含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两者）步入人类社会自主发展的自由王国的进程。我们会发现，史前社会发展表现出似自然性的地方被马克思的一种新的未来展望代替了。在未来的新社会中，原来的那种由“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59]。这里需要加以特别确定的是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问题。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的理论说明中，曾经着重界说过马克思眼中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是一个无主体的客观进程。这一点似乎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可是，我认为阿尔都塞的观点是十分可疑的。阿尔都塞的立论在批评早期西方马克思的人本学倾向中有合理的成分。但这种“无主体”合理性只是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一是指无先验的人学本质主体，二是无经过唯心主义膨胀的个人主体。其实，阿尔都塞并不是真正主张社会的“无主体”，而是反对人类主体，因为在他的理论逻辑中，社会关系和结构本身就是主体，社会的主体就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决定过程。[60]我认为，这种无人类主体的历史过程论决不是马克思的原意，而是结构主义的杂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反对抽象的人本主义和唯心史观，但并不完全否认社会历史主体，这就是从事历史的现实生产活动的人类。相反，马克思一贯重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也正是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人类解放的最重要的憧憬和目标。
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个问题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有所觉察的。[61]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的机械经济决定论。因为在考茨基等人的眼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是将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他们极片面地强调社会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力量作为外在的必然性奴役人的状况似乎成了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现象。所以，他们才会自称是遵循了马克思《资本论》“铁的逻辑”，去反对列宁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革命的进程也必须是“自然历史过程”。我们都知道，是列宁用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第二国际的神话，第一次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实践。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才用“十月革命：反对《资本论》的胜利”为名来赞同这一思路，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线索。[62]很显然，卢卡奇也是从反对“经济的优先性”开始其理论逻辑的建构的，在后来的弗洛姆和列斐伏尔等人那里，又提出用“总体的人”反对畸形的“经济人”，强调“以经济规律自发支配社会历史的现象正是应该被超越的”，等等。这些观点相对于第二国际，甚至一些俄国的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来说，都是有一定合理成分的。[63]
众所周知，马克思眼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决不是一种离开人而运作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彻底摆脱了那种似自然性的人类自主创造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获得了真正的历史主体地位，在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成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恩格斯的思路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恩格斯把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展开了。在批判杜林的经济学时，恩格斯将杜林总是把经济规律非历史地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斥之为荒唐可笑的错误。他指出：“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64]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恩格斯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生活条件”错误观点时，写下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65]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就几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关节点进行一些特设界定，以小心地避开某种逻辑深层的误区。第一，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似自然性的特设规定丝毫不含有任何主观主义的设定，因为微观确证该规定有着重要的逻辑前提，即人类历史运动的客观实在性。在这里，似自然性规定的逻辑视界主要是指向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不是暗示人类社会发展会出现所谓“主观规律”的问题（这是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要逻辑裂口！）。即使在人类历史发展最终摆脱的必然王国（自然的经济的必然性）的异在驱使后，它仍然将客观必然性扬弃为自身自由发展的内在前提，人类社会未来的自主发展同样是客观物质进程，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历史主体是自觉的人类社会主体支配的物质实践！
第二，我们必须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已有新的改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现了某种来自国家（总体资本家）的自觉的调节机制，这似乎已超出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似自然性的界定。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中，现代资本主义以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占有的形式（“凯恩斯革命”），部分调整了自身的生产关系，从现象上看，这似乎从宏观上控制了生产的盲目性（似自然性）和危机，社会生产力的运动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首先证明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论断的科学性，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是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必然性制约的，它恰恰说明了资产阶级跪倒在马克思的科学真理脚下！[66]另一方面，我们又应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改变不是生产方式的本质改变，充其量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为了缓解自己脖子上绞索的对策，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从深层本质看仍然是一种对抗性的剥削制度，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经济生活宏观控制的背后仍然滚动着巨大的盲目经济运转，这种似自然性的盲目冲动正是私有资本力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的消除只能彻底走向其生产方式本质的自我否定。
第三，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并未发展到马克思所指称的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第三大形态的高级阶段（正是由于客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缺失，我们才标明自己是“初级”的）。社会发展的经济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不是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样，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是由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指导与似自然性的市场运行共同构筑的，这是当前我们透视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极重要的理论立足点。[67]在这方面，我们已有足够沉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