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者卷(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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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张异宾(5)

关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中的“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误释我已经作过初步的说明。[36]在此,我将进一步指出,传统哲学解释框架还忽视了马克思在其科学历史观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规定,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其特定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似自然性问题。理解这一点,将对我们真正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学说的科学含义,有极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视界中,那种从人的先验主体本质出发的人本主义框架已不复存在,而出现了一条从社会历史具体状况出发的科学历史图景。我们发现,马克思在此的确不再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视为某种人的本质的不合理的异化加以伦理的否定,而首先从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发展的过程将其视为一个比之于先前历史阶段更加“合理”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这一点与马克思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态度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是,马克思进而指出,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自身内部的深刻矛盾,又开始从历史的合理转变为历史的不合理,它必然由社会主义客观替代。这也不是先前那种逻辑结论:人的劳动本质异化之扬弃即共产主义;而是对社会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的揭示。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科学说明社会历史发展似自然性的最初规定。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马克思的论著中,马克思对自然和自然规律有多重语义学上的理解。首先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自然规律”,这是在正常情况下对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界规律的科学说明,这不带有任何其他语义上的转义和隐喻的意向。但是,这种“常规使用”并不在我们这里需要确证的基本范围内,我们完全可以存而不论,如果把这一点作为基点,全部理论解释也可能发生某种意义上的视界偏转。[37]

我以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似自然性的规定是在界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中开始其最初确证的。马克思的这种理论规定,首先针对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士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中,资产阶级学者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一种永恒不变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肯定地找出其决定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规律。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用劳动异化理论直接反对过资产阶级把私有制假定为一种“自然的和永恒的存在条件”,而在此时,马克思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人类一般社会生产关系的完成形态和永恒形式,因而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38]。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似乎只存在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人为的封建制度,另一种则是天然(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自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变成了“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39]。马克思十分清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40]请注意,上述的“自然规律”是马克思转引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界定,这是马克思关于自然规律的第二种含义,即对与人为的事物相对立的天然状态的指称。这与下面我们分析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似自然性从基本质点上仍然是不完全相同的。

很自然,马克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学者的上述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41]。资本主义制度亦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必然导致这一生产方式的灭亡,以代之与新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发现,在后来的正面批判分析中,马克思关于自然规律的内涵有了一种新的语义转换。在《1861—1862年经济学手稿》中,我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逻辑思路。马克思先分析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自己对资本的这种看法辩护。”紧接着,马克思用括号标注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自然的生产规律!当然,这里是指资产阶级生产的自然规律,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遵循的规律。如果没有这些规律,资产阶级生产体系就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表现这一定生产方式的性质,从而也就是它的自然规律的问题。”[42]不难看出,马克思这里的“自然规律”并不是简单否定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自然规律”的观点,倒是转而在一种新的意义指称上使用了,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天然之意的永恒自然规律,而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中类似的自然界盲目运动的“自然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似自然性规定的最直接的含义。很显然,这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特点,而是专门针对社会历史发展在一定阶段上某种特征的特设说明。

马克思针锋相对也是非常巧妙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内含着某种类似自然规律的特性,在这种制度下,经济发展呈现为自然界那种盲目力量支配的非主体发展状态。人仍然没有最终摆脱动物界,而不过是更高级一些的经济动物(请注意,这是马克思前期思想的一种新的承续!)。在马克思的理论视界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种似自然性明确显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非完成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表现出某种人类主体无法控制的盲目性,“在这个生产方式内,规律是只能当作没有规律而盲目发生作用的平均规律来贯彻的”[43]。这里的“没有规律”中的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平均规律则是类似自然规律的运动。于是,生产的规律表现为“生产的自然规律”[44];“价值规律不过当作内部的规律,在当事人个人面前,还是当作盲目的自然规律来发生作用,并且要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45]。这是由于“劳动的变更现在还只当作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并以自然规律碰到障碍时无论何处都不能没有的盲目破坏作用来贯彻”[46]。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这些固有形态,从本质上看却是一种“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上存在的形式”[47]。

我们发现,马克思在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自然性存在以后,还进而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异变为类似自然界运动的现象并不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是一切史前人类社会的共同特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三大形态的有关理论分析,以展开必要的比较性逻辑解析。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从生产工具的性质方面区分了三种社会形态,即“自然发生的”工具的古代社会,“由文明创造工具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在第一种社会和第二种社会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都呈现出某种似自然性,不过这两种似自然性的情况又各自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48]

在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又进一步深化了。在这里,马克思从多重视角,再次肯定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在三大社会形态中的不同质点。首先,从人类社会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来看,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的活动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则出现了“以物的依赖牲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种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9]。马克思指出,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的自然生产(含人的种的蕃衍和向自然的索取)占主导地位,在那时,“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50];在第二种形态中,人的物质生产才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动轮。马克思发现,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被动的、被外部条件决定的地位之中。[51]在此时,人受到外部条件的驱使,社会本身的过程“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52]。

其次,当马克思转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视角时,三种社会形态又各自表现为“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以“物的联系”歪曲地表现人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以及“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53]。马克思认为,在前两种社会形态中,后者当然是要比前者进步的,特别是这种物的联系已经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非自然的关系。可是,马克思进一步深刻解析道:“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54]

最后,马克思还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方面,提出了与三大社会形态相对应的“自然必然性”、“经济必然性”以及“人类自由自主发展”的不同社会运动特征。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受到自然界法则制约的运动状态称之为自然必然牲,而将人受到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物化世界的驱使的状况称之为经济必然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都呈现出一种不自主的非主体状态。此外,马克思还从人类主体自身的存在方面区分过“自然存在物”——经济的“生产当事人”——“社会自由人”(大写的人);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界定过“自然共同体”——“经济的社会形态”——“自由人联合体”。还是在指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两个历史时期中,马克思看到了人类主体早期处于自然母体内的自在状态,和仅仅作为人格化资本力量的“非人”状态,以及社会组织表现为“自然形成”的血缘群体和在市场网络中不自觉构成的经济物化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形态中,第一形态由于人的自然生产和对自然界的依赖占主导地位;自然的必然性支配着人和社会的活动(应该说,马克思这里讲的自然决定人的似自然性现象几乎可看作早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亚自然性)。在第二时期,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系统,经济力量是超自然的人的力量。可是,马克思发现,在这样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世界中,却又出现了准宗教的倒置图景:人虽然不再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从经济生活中显示出人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可是,在这里人却又成为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力量(商品经济盲目运动导致的“看不见的手”)的奴隶,这是对人来说表现为异己力量的经济必然性的制约规定。人类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自然界(动物界),自己创造着历史,但这却又是一种只能通过盲目的异向合力的自在活动实现的,特别重要的是,人仍然是弱肉强食的经济动物。历史尚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历史(这不含有任何人本主义的意味),因为它好像自然过程那样在人之外运动着,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似自然性特设规定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