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异化“异化”是对人的苦难现实的解释。这个“解释”的深刻性在于它的生存现象学的“揭示”：人的苦难现实表现着又反对着人的生存本质。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就蕴含了异化的可能，这就是人作为活动主体与客体、活动目的与手段的矛盾结构。这个矛盾结构决定了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的双向展开。如果对象是“物”，那么，人就有“物化”的问题；对象是“人”，那么，人与人就会互相规定。这可以说是在世生存的人的基本“境遇”或“宿命”。但这个“境遇”或“宿命”并不等于人的自我和自由的丧失，而只是意味着人要在特定的尺度上生存和发展，也必定为这个尺度所绳度和陶铸。人的生成就是不断地进入而又突破特定尺度，从而获得又打破某种确定性的生命流程。就此而言，人永远处在“人化”和“物化”的交互关系中，永远要不停地出“城”和进“城”。但是，如果人与对象的双向关系变成了为自己的对象所支配的单向关系，对象成为与他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那么，本属正常的人的生命“对象化”就成了“异化”。异化不仅意味着人的生存完全囿于一种“尺度”，而且意味着为这种“尺度”所主宰和榨取：人为它倾注的生命活力越多，他自己的生命活力便越少；人的生命的表现成为他的生命的丧失。人似乎由此完全陷入非人的“绝境”。然而，能系铃者亦能解铃。“异化”来自于人而又被人自己给出“异化”这一否定性价值评价，就说明人能够意识到并力图改变自己的异化处境。人的生命对异化的感觉本身就催促着人去克服异化。作为“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的人化的“感觉”（“五官感觉”、“精神感觉”、“实践感觉”等）是最难以被异化的，它因而总是充当着人反抗异化的最为直接也最为内在的动力。而通过异化劳动创造的巨大的文明成果恰恰为异化的克服提供了历史前提。所以，异化和异化的克服其实走着同一条实践之路。
（7）个人马克思自己说得很明白，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个人，而他的哲学归宿点则是具有“自由个性”的个人。因此，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人”，究其根本而言是“个人”，是彼此发生着社会关系的个人；而真正属于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就是个人之间的自觉自由的交往活动。但是，马克思很清楚，这种个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却是作为狭隘的社会分工中狭隘的社会角色而存在的，是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身。这样的个人，他的感性存在与其类的普遍属性已经分裂。就“社会”而言，他是不得不如此的“必然”的个人，就其“自身”而言，他则是被任意摆布的“偶然”的个人，都不是有“个性”的“历史性”的个人。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及其异化性质不过是由无数利益对立的个人的活动所造成的，因而，社会的改造根本上在于个人活动方式和性质的改造，这就是通过提高个人的活动能力和自觉性，通过变革传统的社会分工及其私有制，使个人的活动最大限度地成为自由而协调的活动。马克思由此断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共同体的，将是自由个人的联合体。
（8）意义为什么是“个人”而非“群体”成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环绕的中心？这是因为人的感性生命是以个人的形式存在的，人的生存既源于个人的生存欲念和生命意志、生存能力和生活信念，又要靠他自己选择和承担、感受和体验。这就有了关于人生的“意义”问题。“意义”生发于个人与对象的生命活动中，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实现感；同时也关乎人对生活的理解、期待。“意义”是最具个人性和主观性的生命感受，但它也是最具社会性和客观性的生命感受，因为“意义”本身就意味着人与他人、与自然以及与自身的相互生成、相互确证和相互开放。因而，在人与人彼此分割开来的私有制社会，人生的“意义”必定是狭隘、可怜甚至“对立”的，超越了私有制的逻辑和眼界，人才会生发出宽广、丰赡的意义感。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新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前提下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的范围内，这一切都具有相反的意义。”[21]人类的解放从而人与生存于其中的整个世界的相互确证、相互贯通，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生的最高意义之所在。
从生存哲学的视角看，笔者认为，马克思就人的生存和生存方式，探究并解答了下述三大问题：
第一，关于人的“生存”。
人的生存就是人现实地在世生存。人生存在世，这是一个最原初最基本的事实。就此而言，不存在一个“人”为什么生存着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人依靠自身而存在，这是人们从感性上可以感知的基本事实。并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他还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前一句表明“自然”既是外部世界的规定，又是人的规定，所以人与外部世界具有本然的内在的同一性，也具有一样的自在性；后一句表明人又是自我规定的，因而人是不同于“自在”存在的“自为”存在。然而，上述前后两句话并不是指称两种分立的事实，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定是对象性存在物，即人与外部自然互为对象、互相作用；而人作为属人的存在物的自我规定正是通过人有意识地作用于外部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而实现的。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生命机能在对象上的表现，也是人对这一表现过程及其结果的体验和享有。因此，人依靠此在的自身而存在，而在世生存。具有感性客观性的人的在世生存既不等于思想观念，也决不同于非人的实存，它就是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中建构并为人感受着生存意义的实际生活过程，或者说就是世界人化和人世界化的过程。
第二，关于人的“生存方式”。
人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它是人在世生存的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形式。人的生存方式包含两个问题，其一，人凭什么生存？其二，人怎样生存？马克思认为，人不能直接依靠外部自然为生，而只能依靠人们有选择地变革外部自然的“生产”为生。原初意义上的“生产”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所以它是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而展开的生命创生活动。“生产”蕴含着并分化出“交往”而又与之互为中介，由此形成人们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性生产方式。但生产方式并不能独立地成为人的生存的基础，因为人的生存是人自觉其生命取向的生存，它必然以人的自我意识和族类意识为起点和坐标，对自己的活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和规范，从而使人的生存赋有人文意蕴和伦常秩序，成为社会性文化性生存，这才有了人之不同于动物界的“社会”这一生存共同体，人在现实性上才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上，越是向前追溯，我们越能发现人的生产和交往中渗透着各种信念、道德等意识因素，所以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2]这说明，人的最基本的生存信念和价值取向同样是人的生存的基础。而在这时是并没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二分的。只是到后来，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随着资本关系开始主宰一切、经济利益成为主导价值、工具理性肆意扩张、社会竞争愈演愈烈，包括生产在内的经济活动才获得了自己的动力和发展机制，而“思想、观念、意识”则“上升”为“意识形态”并为特定的经济利益和秩序进行掩饰和辩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们生存共同体的“社会”才空前地分裂开来，人在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独立和形式上自由平等的同时也反转来成为资本和商品的附庸。人的“生存”这才具有了空前严重的物化和异化的性质：人变得越来越片面和盲目，以致人成了他们社会合力的玩偶，成了他从事的职业的符号，成了他不可支配的对立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人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的。“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3]这就是人的生存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发生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