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系统整体意识。“整体论视角，指人类学的基本原则，即在可能最宽广的背景中观察文化的各个部分，以便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49]把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系统、整体存在的有机体，而不是相互隔离的部分存在。这种整体意识，不仅强调从整体联系的角度来把握文化构成，更强调从整体联系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的形成及发展问题的解决。没有对整体的把握，也就是没有比较，没有批判，没有反思。文化人类学之所以能够不断进行文化批判、文化反省，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整体意识。整体意识是文化反省意识的基础构成。
第二，深层比较意识。比较意识，是文化反省意识的主要构成。正是在不断发展比较研究中文化人类学才得以不断发展，不断走出西方中心论，不断走向对多样文化的平等尊重。文化人类的文化态度自身有一种转变的过程。早期的人类学起源于西方文化在接触中对异族文化的好奇，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自我中心论色彩。随着对异族文化了解的深入，人类学家日益发展不同文化存在的深层合理性，尊重意识在人类学家中逐渐兴起。近几十年来，随着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引发了诸多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人类学家开始日益走向对西方文化的问题反思、合理性反省。可以说，从好奇到尊重再到反省，是文化人类学内在文化态度的大致转换过程，而这种转换的一个基础路径与动力正是比较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反省，只有通过真正的比较研究，才能实践性地形成对自我优势、自我中心的理性怀疑，实践性地形成对“他者”、对其他文化的深层尊重。
第三，多样并存意识。对多样文化的不断实地体验、实地研究，使人类学不断走向文化人类学，走向对多样文化合理共存的自觉确认，走向对多样并存的自觉确认。而多样并存意识一旦形成，一旦自觉化，又成为文化人类蓬勃发展的巨大翅膀，为文化人类学发展提供了重要观念支撑。多样并存意识，是作为文化相对论的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特质。在哈维兰看来，不管是从产生、过程还是从历史结果看，人类文化一直是多样并存的。从未存在过单一文化单独存在的文化格局。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全球化，也并没有改变多样文化并存的可能基础。这种多样性，不仅源于不同地理环境下，人们必然形成不同的调适方式，也源于人类文化的历史传承性，更源于人类创造本性的现实方式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文明样态的多样性并存，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性特征。多样文化的实际共存，是文化人类学必然具有文化批判、文化反省意识的社会实在论基础；在文化批判与文化反省中，对多样文化共存进行深层文化确认、合理性确认，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归宿。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这种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对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有利于发展伦理学文化态度的深层自觉。
从现象上看，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比较强调多学科交叉，强调对不同文化主体平等地位的尊重，强调不同文化主体都应该得到发展。但这种对平等的所谓强调却是以西方技术、西方生活方式、西方社会制度的普适性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强调文化平等的同时，当前的发展伦理学实质上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目前，发展伦理学存在文化平等论与西方中心论的内在紧张，表现为：其一，没有确认不同文化主体的历史主体地位，最多只是把发展中国家视为文化调整性的思想资源，而没有认识到确认其发展主体地位，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发展已然发生的重要作用。其二，在发展的手段与发展理念支撑上，强调西方技术、西方实践的普适性，存在于西方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其三，在发展方向上，往往以西方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样态，非反思地把西方式民主模式、西方式经济模式以及西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作为所有国家发展的目标。其四，在对发展现状的理解上，往往采取对立式思维，忽视东方社会的社会构成特点，想象性的区分、夸大东方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对立性、异质性，以西方社会理念为视野来观察东方社会，漠视东方社会结构的历史合理性。
我们认为，缺少自觉的文化批判、文化反省意识，没有对文化态度，特别是发展伦理学自身的文化态度进行自觉地批判与反省，是古莱等西方发展伦理学自觉或不自觉走向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原因。哈维兰文化人类学所内含的丰富文化反省意识，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文化态度的自觉化。
其一，系统整体意识的确立，有助于发展伦理学确立更加宏观的研究视野。应该说，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也具有一种整体意识，即从对人的理解出发，强调所有的发展都要以人的价值为导向，以人的广泛参与、人的生活的普遍提升为导向。但这种整体意识，却缺少全景性、过程性，缺少对多样文化的深层尊重，以对人的标准化理解为基础，这样的所谓整体意识其实具有深层的文化强权性。过程式、全景式的整体意识的确立，对克服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的视阈陷阱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深层比较意识的明确，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树立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应该承认，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比较意识，比如，古莱、克拉克就比较强调要尊重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借鉴意义。但这种比较意识往往止步于技术层面，而没有进入对自身文化态度、文化优越感的反思。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为指向的比较意识，无疑将推进发展伦理学的比较意识的不断内化。
其三，多样并存意识的自觉，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明确其学科目标。为了所有人的更好的发展，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目标，但目前发展伦理学在设定这个目标时，没有对发展本身的文化多样性，发展基础、过程及目标的文化多样性进行自觉反思与文化确立，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西方中心论。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对多样文化的历史与必然性共存的文化确立，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更加合理地设定其学科努力实践方式——所谓好的发展，也就是不同文化主体可以以多样发展模式构建的全球发展公正性。
（五）文化进化论、文化相对论与发展伦理学
总体上，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对发展伦理学的意义是正面的、积极的，其所内含的文化态度、研究视野等对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应当看到，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也存在一些深层问题，比如，没有自觉的规律意识，有走向没有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解存在问题等。其核心问题是，作为其理论核心的“文化相对论”是否有可以商榷之处？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文化相对论与文化进化论的关系？反思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存在的问题，无疑也将有助于深层发展伦理学的系统建构。
哈维兰认为，其文化人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相对论。毋庸置疑，哈维兰的文化相对论具有重要的进步甚至“思想解放”意义。文化相对论也就是文化多元论、文化多样论，其核心特点是倡导不同文化样态是一种平等的共存、对话关系，认为各种样态的文化都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文化相对论是相对于文化绝对论、文化一元论而言的。所谓文化绝对论、文化一元论，也就是西方中心论及其他类型的自我优越论、种族中心论，其核心特点是认为只有自身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优秀，其他文化都是不重要的、有问题的甚至劣等的、应该消失的。在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仍然甚嚣尘上的语境下，应该说，作为一个西方的思想家，能够反思、反省自身的文化优势地位，自觉地批判西方中心论，并尊重、承认其他民族的文化主体地位，这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哈维兰的文化相对论在整体上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但问题在于，在哈维兰那里，存在“进化论”与“相对论”的内在紧张。一方面，哈维兰认为，文化都是进化的、发展的、创新的，没有进化、创新也就没有文化生态的持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所有样态的文化都是调适的产物，不同文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优劣之分。可以看到，当哈维兰倡导文化相对论时，他实质上否定了文化进化论，否定了文化进化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优胜劣汰过程；当在其认同进化论时，他又必须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对发展的标准、评价文化的标准进行设定，实质上导向对相对论的否定。
正是这种内在紧张与矛盾，使哈维兰的文化相对论存在一定程度的浅层化趋势，一定程度上走向了没有原则、没有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在哈维兰那里，似乎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多样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而不论这种所谓的现存与多样本身是否符合社会主导发展趋势。比如，哈维兰就对传统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加以赞扬，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在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之内。再比如，他指出，在现代美国也仍然具有一夫多妻制。但问题在于，传统农耕方式能否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一夫多妻制能否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家庭结构。
哈维兰曾指出，“如果人类学家要防止被推向荒谬的文化相对主义‘什么都行’的立场，他们仍须避开根据种族中心主义的标准来判断其他文化习俗的陷阱”[50]。从这里可以看出，其一，哈维兰自己已经注意到其文化相对论可能会走向没有判断标准，什么都行；所以他希望确立某种判断标准以克服这个问题。比如，他认同人类学家沃尔特·戈德施米特的观点：判断一种文化合理性的重要标准是“特定文化怎么能满足由它指导其行为的那些人的物质和心理需要”[51]；并认同其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指标，如营养状态、人口结构、社会安全、资源环境等。其二，即使在希望确立这些相对固定、甚至可以定量的指标时，哈维兰仍然马上提醒人们，要避免用自身文化的标准来框定、衡量其他文化，要避免落入种族中心的价值陷阱。可以看到，在哈维兰那里，实质上存在标准与非标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停滞与发展的内在紧张。这种紧张在本质上也就是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内在紧张。也就是说，虽然哈维兰也采用了进化论的一些观点，但在本质上、总体上，他并不同意甚至是在自觉地拒斥进化论。正是这种拒斥使其文化相对论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没有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
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进化论、发展论在本质上是对自然与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反映。虽然人们对进化论有不同的争论，但进化论的基本论断——自然发展、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科学的、正确的。如果说，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那么，在进化与规律呈现的过程中，必然会淘汰一些不再能够适应复杂环境、适应发展的生活方式、文化样态。也就是说，从发展的眼光看，人们是可以对不同样态的文化进行具体的“质态”比较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样态就是具有一定客观优势的文化。发展本身就意味着要淘汰一些落后的、不能适应规律要求、发展趋势的东西，包括具体样态的文化。
我们认为，在本质上，文化相对论与文化进化论并不矛盾，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文化相对论与文化进论互为基础，文化相对论侧重揭示空间并存意义上的文化多样性，文化进化论侧重揭示时间转换意义上的多样变迁性。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最大问题是在方法论层面没有深层整合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在倡导文化多样性时实质上否定了文化发展的可能，从而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文化停滞论。
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借鉴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既吸引其优点，也反省其问题，建构一种真正的深层发展伦理学。这就需要我们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伦理学的基本视野、文化态度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观”。一方面，发展伦理学作为一种反思的发展学，需要对穷困、剥夺、生态破坏等发展问题进行深层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也就是一种“发展问题学”；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对发展反思，是在发展这个向度上对发展问题的反省，发展伦理学并不反对发展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克服发展问题，实现更好的发展，离开了对发展的坚持，就无所谓发展伦理，发展伦理学不是一种反对发展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又是一门真正的发展学。在反思、反省发展问题的同时，又坚持发展、以推动完善发展为己任，是发展伦理学的真正文化态度。
第二，正确理解、处理文化统一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张力。文化发展、社会发展是交流与传承、自身发展与互相学习、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对发展伦理学来说，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是既反对西方文化一元论，也反对东方文化中心论；既反对把发展等同于“西化”，又反对把反思发展问题等同于倡导发展的无政府主义、等同于发展没有标准。处理东西方文化关系时，应辩证、历史、具体地看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一方面，东西方文化中都有适应、适合未来人们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中也都有一些应该得到克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