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具体理解“发展伦理”的多层关系本质。在马克思关系哲学视野中，所谓发展伦理，其本质也就是发展关系。发展关系、发展伦理存在于四个层面。其一，从一般关系构成看，发展伦理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复杂关系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展开。其二，从内容看，发展伦理也就是发展主体、发展客体、发展制度（中介）内部及其之间的复杂具体的历史关系，从主体本质关系看，也就是主体之间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的具体历史呈现。其三，从社会本质构成看，发展伦理也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具体历史关系，也就是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内部及其之间的具体历史关系，也就是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具体历史展开。其四，从变迁规律看，社会发展基本矛盾历史性的呈现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立统一，这样，发展伦理的本质也就是“物质生产—生活”、“社会生产—生活”、“政治生产—生活”与“精神生产—生活”间复杂具体的关系。
其三，具体理解“发展伦理问题”的哲学本质。发展关系的具体性、层次性，决定发展伦理问题的具体性、层次性。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发展伦理问题主要存在于这样几个层面。1.在一般关系这个意义上，所谓发展伦理问题，也就是多重发展关系的具体断裂。2.从相对具体的社会构成关系看，所谓发展伦理问题，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具体断裂。也就是发展主体、发展客体、发展制度（中介）内部及其之间的关系的矛盾对立。3.从社会关系的本质构成看，所谓发展伦理问题，也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矛盾对立。具体的发展伦理问题最终决定、根源于社会发展基本矛盾。
其四，具体理解“发展伦理学”的哲学本质。立足于对伦理、发展伦理、发展伦理问题的“具体”理解，我们认为，所谓发展伦理学，也就是对与人相关的各种复杂发展关系的有机构成、存在问题、变迁规律进行系统总结、反思的科学。广义上，只要有发展关系就会有发展伦理学。狭义上，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发展是一个近现代概念，在现代性语境中，所谓发展伦理学，也就是研究、反思“现代性复杂发展关系”这个“具体”对象的“具体”发展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从属于“现代性—伦理学”，是“现代性—伦理学”的重要核心构成。
[1][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2][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5][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三、发展伦理学的“选择论”特质
发展伦理学以伦理为视野，以发展本身为研究对象，对发展的目的、过程、手段、关系等进行深层伦理反思、根本价值确认。发展伦理学不仅是一种“评价论”，更是一种“选择论”，发展伦理学的核心目标是“选择”更加合理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与发展模式。美国学者古莱反对“以阻绝人类的价值选择为代价”实现发展目标，认为侵害人们选择权的发展是“反发展”[1]，英国学者可思波认为，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考察人们“对可选择的路径与方向进行思考与选择”的价值观基础，“其目标是帮助人们鉴别、思考，并对社会‘发展’进行伦理选择”[2]。“发展伦理学基本上是关于选择的：选择价值、选择策略。正是因为可以进行真正的、严肃的选择，有关发展的伦理讨论才有意义。”[3]美国学者克拉克认为，发展伦理学“对本地、国家、地区及全球发展的目的与手段进行反思与评价”，其重要内容是反思、确认“什么是适当的发展选择”[4]。我们认为，选择是发展伦理的基本问题，选择论是发展伦理学的基本学科定位。但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在对选择本身的认识上还表现出某种自发性、自在性，还不是一门以自觉确认“选择本身的深层本质”、“现代性的可选择性”及“发展伦理学本身的可选择性”为基础的“自觉的选择论”。系统揭示发展伦理学的选择论特质，对推进发展伦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作为选择论的发展伦理学
据英国学者可思波考证，“发展伦理学”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1959年，法国经济学家利浦瑞特（Louis-Joseph Lebret）在其著作Manifeste pourune civilization solidaire中首先使用了“发展伦理学”这个术语。1971年，美国学者古莱出版了著作《艰难的选择：发展理论中的新范畴》，对发展理论、发展政策与发展实践中的诸多发展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正是这部著作，使发展伦理学这个范畴获得了广泛关注，并奠定了古莱作为发展伦理学这个新兴综合学科真正开创者的地位。发展伦理学的第一部代表作以“选择”为核心词汇，看似偶然，其实却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它深刻预示着，发展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
第一，从发展伦理学的缘起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化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球，诸多民族国家为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大多选择了一条以经济增长为龙头带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之路。这种以近代理性主义为观念基础，以增长为核心的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在社会、政治、民生、生态、环境等方面造就了诸多问题，以理性为指导，由人们自身选择的现代化，却导致了诸多非理性的结果。面对现代化的成就与问题，人们应该如何选择？是选择放弃，不要发展，还是转换发展模式？是选择继续经济中心主义的增长路径，还是选择一条兼顾经济与伦理、人性与财富的发展之路？面对现代性的选择困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学者，“不约而同”在其研究中引入伦理、价值范畴，对现代化推进中的选择困境进行了反思。[5]不同学科在面对选择困境时的这种伦理聚焦，为发展伦理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知识基础。以“自由地借鉴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计划工作者、农学家以及其他学科专家的著作”[6]为重要基础，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学者将诸多学科中的伦理、伦理视野加以集中、提炼、升华，构建起一门以伦理精神反思选择困境，推动人们进行合理价值选择的发展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发展伦理学，就是由现代性的选择困境所催生、对人们在现代性推进过程的选择问题进行集中、自觉伦理研究的“选择论”。
第二，从发展伦理学的主题转换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展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中叶六七十年代，发展伦理学的研究者往往比较关注消除世界贫困的社会责任、国际援助的合理性基础、国际债务与发展公正性等问题；八九十年代，人们比较关注社会发展与个体尊严、发展机遇与主体能力、成就分配与代价共享等问题。21世纪以来，人们则更加关注合理发展的制度基础、发展与生态关系的转换、发展与文化文明的多样性等问题。综观发展伦理学主题的转换，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具体主题的丰富性、多样性，现实中选择问题的转换推动着发展伦理学具体选择主题的转换；二是根本主题的相对统一性，针对不同具体问题的发展伦理研究者最终都聚焦于“什么是好的发展、如何实现好的发展”这个根本选择问题。这一点正如古莱所指出，“发展伦理学在选题方面具有综合性。在它的所有活动背后存在一个明确的统一任务：判断价值冲突，评估（实际和可能的）政策，并对发展评价进行确认或反驳”[7]。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既应该关注具体选择问题，更应当关注根本选择原则。发展伦理学是一门对现代性的发展、转换、未来走向等进行根本价值取舍的“选择论”。
第三，从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定位看。古莱认为，“发展伦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8]，其根本目标在于为人们选择、构建有价值的生活提供“手段之手段”[9]。克拉克认为，“发展伦理学应该容纳多种声音。它应该是多学科的，以确保多样理论元素的并存，其中既有经济学，也有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生态学、农学、法学、神学和哲学。它应该超越纯理论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因此也会涉及农业经济学、教育学、工程学、营养学和社会工作等领域”。他认为，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发展伦理学应当使多种理论要素在其中共存，但本质上，价值评价是发展伦理学的根本方法，发展伦理学的理论价值在于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出最有价值的发展路径。可思波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发展伦理研究主要有三个层面：对现实问题的描绘、对反思系统的建构、对合理行动的推进；在这三个层面的交叉共存中，发展伦理学家最应该关注的是为人们进行选择提供一个清醒的理论框架。综合以上见解，可以说，所谓发展伦理学，就是以系统的价值理论对复杂发展实践进行认识、评价、选择的系统“选择论”。
（二）发展伦理学的选择论问题
众所周知，前现代的重要特点是命运，现代性的重要特点是选择。“宿命论认为世上的事情都是由非人为的力量所决定的，超出了人们可以控制的能力范围，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10]“选择”，也就是摆脱命运的束缚，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体。以理性、价值、发展为基础的现代性，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成空间与多样可能，使人从被外在于人的自然、宗教等所决定的被动、宿命阶段，走向以人的主体能力为基础的自主、“选择”阶段。可选择性是现代性的深层精神特质。但在实际推进中，现代性本身却日益呈现出“异化”性：理性被等同于片面的工具理性，价值被等同于西方理念，发展被等同于片面的经济增长。马克思指出，现代性在实践中被扭曲为单纯的资本逻辑；韦伯指出，工具理性的体制性渗透，使现代人生活于理性的牢笼之中。以自由、选择为标尺的现代性变成了如命运一般的一元决定论，重新确认现代性本身的可选择性，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应该看到，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现代性的可选择性进行了重新确认。其一，对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进行了确认。在古莱、可思波等学者看来，在人与发展的关系中，发展是手段，人是目的，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发展有可能成为“反发展”。其二，对发展文化的多样性进行了确认。古莱认为，经济增长、现代生活可以对应于多样文化，非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仅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了根本心理支撑，也为解决现代性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可能方案。
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的发展伦理学还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论。选择论有自在与自觉之分。所谓“自在的选择论”，也就是虽然已经运用选择范畴，甚至将其作为重要的基础性范畴在使用，但并没有对选择本身进行深层反思，更没有自觉意识到理论本身的可选择性。所谓“自觉的选择论”，也就是以经过哲学反省的选择范畴为基础构建整个理论体系，同时又对理论自身的有限性、可选择性具有清醒认识。目前的发展伦理学还存在诸多“选择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自觉揭示“选择本身”的哲学本质。虽然，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学者都具有选择意识，都对选择（choice、option）范畴做了重要使用。但本质上，“选择”在他们那里还只是一种自在性的非反思范畴。我们认为，选择是“取与舍的具体统一、知识与行动的具体统一、主体性与条件性的具体统一、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具体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具体统一”。但古莱、可思波等学者往往只使用了选择丰富含义中的某个方面。比如，在古莱那里，“选择”主要指“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在克拉克那里，“选择”主要指“实际存在的具有多样性的行动”；在阿马蒂亚·森那里，选择则主要指“人的可行能力及对这种能力的使用”；在可思波那里，选择则主要指以“一定价值观为基础的挑选行为”。虽然，以上学者对选择的使用，都对我们全面理解选择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毕竟他们还没有在比较完整意义上使用选择，更没有自觉揭示选择的哲学内涵。这个缺失无疑妨碍了发展伦理学本身的自觉化、深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