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廷文化决策的思想依据
作为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手段，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那一时期统治者思想的集中反映。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治国思想的反映。清圣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清初封建国家的文化政策，正是以其儒学思想为依据制定的。因此，剖析圣祖的儒学观，对于把握清初文化政策的实质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就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清圣祖名玄烨，公元1662年到1722年在位。他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终年69岁。逝世后，谥仁皇帝，庙号圣祖。
玄烨8岁即位，14岁亲政，这一特定的条件，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早熟。在其儒学观形成的早期，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儒臣熊赐履。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十四年三月间，熊赐履一直充任日讲官。玄烨亲政后的日讲，虽自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宣告举行，但实际上正式开始则是此后一年多的十一年四月。也正是从此时起，熊赐履把年轻的玄烨引入了儒学之门。熊笃信朱熹学说。当时，他省亲回京，在玄烨召见时即明确表示：“臣读孔孟之书，学程朱之道。”[1]半月后，他以朱熹注《论语·学而篇》的讲解，揭开了康熙一朝日讲的第一页。在其后的3年间，熊赐履始而隔日进讲，继之每日入宫，向康熙帝讲“读书切要之法”，讲“天理人欲之分”，讲“俯仰上下，只是一理”，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讲“辟异端，崇正学”，讲朱熹的知行观，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总之，既博及致治之理，又广涉用人之道，为年轻的康熙帝奠定了坚实的儒学基础。
在熊赐履等人的循循善诱之下，还在康熙十一年六月，玄烨就已经表露出对理学的浓厚兴趣。他向翰林院学士傅达礼询问道：“尔与熊赐履共事，他与尔讲理学否？尔记得试说一二语来。”熊赐履的理学主张，诸如“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惟务躬行，不在口讲”等，都为玄烨所接受。同年八月，他又召熊至懋勤殿，郑重询问朝臣中讲理学的情况。十二年十一月，为了研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还特别让熊赐履等儒臣各撰《太极图论》一篇，加以讨论。熊赐履以讲理学而深得康熙帝宠信，于康熙十四年三月擢升武英殿大学士。这以后，熊虽然离开了日讲官职务，随之又在满汉朝臣的党争中失势而被黜回乡，但是他的理学主张对于玄烨儒学观的形成，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无形影响。“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说耳”[2]。玄烨的这一段自述，正清晰地道出在熊赐履的影响下，他早年儒学观的基本倾向。
玄烨的儒学观，核心是一个辨别理学真假的问题。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他就此作了首次表述，指出：“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3]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说理学有真假之分；第二层是说理并非玄虚的精神实体，无非就是规范人们言行的道理；第三层是说言行如一与否，是检验理学真伪的试金石。康熙帝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认识，究其根源，则始于与翰林院学士崔蔚林就理学基本范畴的辩论。
崔蔚林是当时朝臣中王守仁学说的信奉者，他撰有《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玄烨闻讯，于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将他召至宫内，读罢讲章，君臣间就格物、诚意诸范畴进行了罕见的直率问答。在对“格物”范畴的阐释中，崔蔚林依据王守仁学说立论，主张“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穷吾心之理也”。并且对朱学提出质疑，认为：“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当玄烨转而论“诚意”，指出“朱子解‘意’字亦不差”时，崔仍然由王学出发，提出异议，声称：“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这场短兵相接，是对玄烨形成伊始的儒学观的挑战。当时他虽未进行驳议，但显然并不以崔说为然，而是以“性理深微，俟再细看”[4]暂时中断了这场问答。经过周密准备，10天之后，玄烨依据程朱之说对崔蔚林的讲章进行反驳。他说：“天命谓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若不用存诚工夫，岂能一蹴而至？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学问原无躐等，蔚林所言太易。”同时，他还就理学分野判定崔蔚林属于王学系统，指出：“蔚林所见，与守仁相近。”[5]
在帝王面前，崔蔚林阐述其理学主张是那样的慷慨陈词，无所顾忌，这本来就为圣祖所不悦。加以崔言不顾行，居乡颇招物议，因之更激起玄烨反感。于是二十一年六月，在与内阁近臣议及崔蔚林官职的升迁时，玄烨的反感开始流露。他说：“朕观其为人不甚优。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6]一年之后，他便提出前述辨理学真伪的那段讲话。从此，“假道学”、“冒名道学”等，也就成为圣祖指斥言行不一的理学诸臣的习惯用语。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二十三年二月，崔蔚林自知在朝中已无立足之地，疏请告病还乡。圣祖决意借此机会，对假道学作一次惩治。于是他示意内阁近臣：“崔蔚林乃直隶极恶之人，在地方好生事端，干预词讼，近闻以草场地土，纵其家人肆行控告。又动辄以道学自居，焉有道学之人而妄行兴讼者乎？此皆虚名耳。又诋先贤所释经传为差讹，自撰讲章甚属谬戾。彼之引疾乃是托词，此等人不行惩治，则汉官孰知畏惧！”[7]崔蔚林就此声名狼藉。
无独有偶，继崔蔚林之后，康熙三十三年，当时任顺天学政的理学名臣李光地成为假道学的又一典型。这年四月，李光地母病故，由于他未坚持疏请离任回乡奔丧，因而以“贪位忘亲”[8]招致言官弹劾。一时之间，朝议哗然，迫使康熙帝出面干预。风波虽然迅速平息，但是玄烨对假道学的憎恶已经不可压抑，他决心进行一次总的清算。闰五月初四，他集合翰林院全体官员于瀛台，以《理学真伪论》命题考试。试毕，又就熊赐履弟赐瓒在考试中暴露出的问题借题发挥，对理学诸臣“挟仇怀恨”，“务虚名而事干渎”，“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等丑恶行径加以痛斥。其鞭挞所至，不仅李光地、熊赐瓒首当其冲，而且业已故世的魏象枢、汤斌等也未能幸免。就连对他有教诲之谊的熊赐履，同样被指名羞辱。在历数假道学言行不一的诸多劣迹之后，玄烨为理学诸臣明确规定了立身处世的准则，这就是：“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9]
综上所述，足见康熙儒学观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从了解理学，熟悉理学，直到将理学归结为伦理道德学说的过程。关于这一点，玄烨晚年有一段系统的表述，他说：“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玩性理诸书，若以理学自任，则必至于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实无愧于屋漏乎？宋、明季代之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10]这是圣祖对其儒学观的重要自白，其立足点就在于理学是立身根本之学。由此出发，他鄙弃空讲理学，不主张以理学自任，更反对去争所谓“道统之传”。归根结底，就是要以封建伦理道德为规范，切实地去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