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烨儒学观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提倡经学，融理学于传统儒学的过程。还在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他在与日讲官牛钮、陈廷敬的问对中，就接受了“道学即在经学中”的观点。当时，牛、陈二人认为：“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11]玄烨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一年后，《日讲易经解义》纂成，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他重申：“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还提出了“以经学为治法”[12]的主张。圣祖论学始终提倡把“明理”同“通经”相结合，他指出：“凡圣贤经书，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读书时便宜留心体会。此可以为我法，此可以为我戒。”[13]因此他认为：“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14]圣祖又进而断言：“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15]
玄烨儒学观的形成过程，还是一个尊崇朱熹，将朱学确认为官方哲学的过程。他一生讲求儒学，对朱熹、王守仁的著述都曾经用心做过研究，他主张“宽舒”、“无私”，不赞成无谓的门户纷争。他说：“朕常读朱子、王阳明等书，道理亦为深微。乃门人各是其师说，互为攻击。夫道体本虚，顾力行何如耳。攻击者私也，私岂道乎？”[16]但是，在确认以什么样的学说来统一思想的关键问题上，他却毫不调和，愈益明显地趋向于朱学。事实上，他早年的惩治崔蔚林，就无异于对王学的贬抑。后来，当他提倡熟读儒家经典时，又强调：“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朱子辈有功于圣人经书者，可谓大矣。”[17]到圣祖晚年，更是无以复加地推尊朱熹，表彰朱学。他指出：“朱子洵称大儒，非泛言道学者可比拟。”[18]又说：“先儒中，惟朱子之言最为确当。其他书册所载，有不可尽信者。”[19]在其所撰《理学论》中，他再度重申：“自宋儒起而有理学之名，至于朱子能扩而充之，方为理明道备。后人虽杂出议论，总不能破万古之正理。所以学者当于致知格物中循序渐进，不可躐等。”[20]对他一生以儒学治国的经验，圣祖依据朱熹“居敬穷理”之教，归纳为一个敬字。他说：“朕自幼喜读《性理》，《性理》一书，千言万语，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终身行之足矣。”[21]
总之，一个视理学为伦理道德学说，一个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一个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哲学，这就是构成清圣祖儒学观的基本内容。它在康熙一朝，为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依据。
注释：
[1]《康熙起居注》“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条。
[2]《康熙起居注》“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条。
[3]《清圣祖实录》卷112“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辛酉”条。
[4]《康熙起居注》“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条。
[5]《康熙起居注》“十月二十六日”条。
[6]《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条。
[7]《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条。
[8]蒋良骐：《东华录》卷16“康熙三十三年四月”条。
[9]《清圣祖实录》卷163“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癸酉”条。
[10]《康熙起居注》“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条。
[11]《康熙起居注》“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条。
[12]《清圣祖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条。
[13]《康熙御制文集·庭训格言》。
[14]《康熙起居注》“五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条。
[15]《清圣祖实录》卷258“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乙亥”条。
[16]《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条。
[17]《康熙御制文集·庭训格言》。
[18]《清圣祖实录》卷216“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丁酉”条。
[19]《清圣祖实录》卷291“康熙六十年三月乙丑”条。
[20]《康熙御制文集·理学论》。
[21]《康熙起居注》“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条。
三、清初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就全部清代历史而言，清初的顺治、康熙二朝，是一个奠定国基的重要发展时期。清王朝建立之初，经历明末数十年的战乱，经济凋敝，疮痍满目。随后，满洲贵族自身错误的民族高压政策，南明残余势力的挣扎，以及农民起义军余部的对抗，又酿成长达近40年之久的国内战争。在长期的社会动荡中，国计民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然而就是在这样极度艰难的局势之下，清初统治者不仅消除了敌对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赢得了经济的从复苏而趋向繁荣。促成这一历史转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封建国家的文化政策就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帝王敷治，文教是先”[1]。从顺治到康熙，近80年间，清廷始终以此为制定文化政策的立足点。由于把文化教育作为治国根本大计，因而战略决策的正确，就保证了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知识界是社会的中坚。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把争取知识界的合作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因此，清朝入主中原之初，虽然军事征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它依然如同先前的统治者一样，把开科取士视为抡材大典，向知识界敞开了合作的大门。以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诏举“博学鸿儒”为标志，清廷为争取知识界的全面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初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还表现为清初统治者完成了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任何一个社会要寻求自身的发展，都必须具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一力量的选择会因时因地而各异。然而树立共同的社会理想，明确应当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则是一个具有共性的基本方面。清初，无论是世祖也好，还是圣祖也好，他们最初都选择了尊崇孔子的方式，谋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知识界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准则。尔后，随着封建统治者儒学素养的提高，清廷选择了将尊孔具体化而趋向朱学独尊的历史道路。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哲学，使清初统治者为一代封建王朝找到了维系人心的有效工具。在经历长期的动乱之后，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成功表明，如果忽视去进行这样的选择，一旦社会失去凝聚力量的时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清初统治者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并没有把朱熹学说作为一个博大的思想体系去进行系统的研究。相反，却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狭隘需要而加以曲解。他们抹杀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将其归结为僵死的封建伦理道德学说。同时，把经朱熹阐发的丰富思想，也仅仅视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封建道德教条。正是这种文化上的短视，导致清初统治者否定了王守仁思想中的理性思维光辉。其恶劣后果，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封建文化专制引向极端，终于铸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历史悲剧。其间的历史教训，又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评判某一时期文化政策的得失，考察其对当时学术文化演进的导向作用是一个重要依据。成功的文化政策，既是产生这一政策的历史时期学术文化水准的客观反映，同时它又能够顺应潮流，推动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清初的文化政策同样显示了它的历史作用。
明清更迭，经世思潮空前高涨。“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2]的恶劣学风遭到猛烈抨击，“严夷夏之防”以“匡扶社稷”[3]的呐喊南北并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4]成为时代最强音。清廷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在武力征讨的同时，辅以文化高压政策，毫不含糊地遏制了这一思潮的发展。除野蛮的剃发易服之外，诸如顺治间的焚书，禁止士子结社，借科场舞弊和士绅拖欠国赋而动兴大狱，乃至康熙初制造惨绝人寰的庄氏史案，无一不是对经世思想的沉重打击。因此迄于康熙初叶，通过论究明清之际的史事来“引古筹今”[5]已经成为不可能，借助阐发“夷夏之防”来宣扬反清思想更是非法。至于眼前的国计民生利弊，也无人再敢于问津。
然而，对于清初诸儒倡经学以济理学之穷的努力，清廷则予以及时的肯定。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清圣祖，既接受儒臣关于“道学即在经学中”的主张，又明确昭示天下，“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6]，决意为正人心、厚风俗而“崇尚经学”[7]。于是清廷以御纂诸经日讲解义及众多图书官修的形式，与学术界的经学倡导合流，从而把知识界导向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阶段。
注释：
[1]《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条。
[2]黄宗羲：《南雷文定》卷1《留别海昌同学序》。
[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成帝四》。
[4]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原作：“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经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八》。
[6]《清圣祖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条。
[7]《清圣祖实录》卷258“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乙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