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蒂利希（Paulus Johannes Tillich，1886—1965），20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蒂利希于1886年8月20日出生在德国的施塔泽德尔，其父是一名路德教会的牧师，他幼时的教育是在哥尼斯堡——纽马克这座中世纪古城度过的，这种哥特式氛围及在波罗的海海滨的童年生活成为他终生对自然和神圣者保持浪漫主义的意识的源泉。1909年，蒂利希通过神学毕业考试。1911年他以一篇研究谢林哲学与宗教思想的论文在布列斯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还获哈雷大学神学硕士学位。“一战”期间，他做过四年随军牧师，战后在柏林大学开始教师生涯，后分别在马堡大学、德累斯顿大学、莱比锡大学担任神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曾经做过海德格尔和布尔特曼的同事，并开始创立自己的神学体系，以回应巴特的辩证神学。1929年，蒂利希成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并因此卷入到宗教社会主义运动之中，该种政治活动加上他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导致他于1933年成为第一位被解除教职的非犹太学者。同年他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之邀赴美国担任纽约协和神学院哲学神学教授，同时还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直到1955年荣休。此后他曾被授予哈佛大学教授。1962年，他迁居芝加哥大学，担任神学特别教席的教授。自1951～1963年，他相继发表了他的《系统神学》的五大部分（总三卷），该书与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堪称20世纪建设性神学的经典之作。他的主要著作还包括《宗教哲学中对宗教概念的放弃》（1922）、《根据对象与方法的科学系统》（1923）、《辩白与怀疑》（1924）、《宗教哲学》（1925）、《当代宗教形势》（1926）、《宗教之实现》（1930）、《社会主义的决定》（1933）、《在边缘上》（1936）、《历史的解释》（1936）、《根基的动摇》（1948）、《新教时代》（1948）、《存在的勇气》（1952）、《爱、权力、正义》（1954）、《新的存在》（1955）、《信仰的动力》（1957）、《文化神学》（1959）和《永恒在此间》等。
蒂利希所建构的神学体系的思想渊源内容丰富，古代的柏拉图主义、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尤其是谢林哲学）、自克尔凯郭尔至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都成为他进行神学沉思的养料；为了发扬基督教传统的“公教实质”，他还采取了传统中伟大先知精神的激进主义。可以说，在当代所有的神学家中间，蒂利希几乎继承并发展了基督教会整个传统。而他对历史的解释方法——没有“赤裸裸”的纯粹历史事实，只有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在特定情境中的契合观念，则备受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与义理姿态上，他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神学，而持新正统派的立场。他在分析20世纪基督徒的存在状况时，指出基督教理论的重构与神学沉思都应正视人的生存处境，认清人的存在危机和焦虑，探究人的存在意义与勇气并阐释其精神关切之迫切性和终极关怀。
本书选取了《基督教思想史》中的《政治激进主义及其神学意义》和《政治期望》中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在前一个文本中，蒂利希从神学的角度出发称马克思为宗教改革以来最为成功的神学家。他认为，马克思比施蒂纳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但看到了人的存在，而且看到只有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才是真实的人，而且马克思是从统治阶级阵营分离出去的“激进派”。蒂利希区分了三类唯物主义，即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伦理学的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他在强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整个历史过程是归根结底依赖于经济生产方式”。他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在社会中的非人化和异化的批判大为赞赏，并同时觉察到马克思试图以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来取代被歪曲了的人道主义；他认为，马克思利用“意识形态”来对资产阶级和教会进行批判本无错误，但遗憾的是他不懂得对自己进行最终的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思想中存在“浓厚的”存在主义成分，马克思的真理是从人的生存处境得出的真理，只有对人类生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才可以把握真理；他将马克思和犹太先知进行了比较，认为与犹太先知一样，马克思的先知因素显而易见，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世俗化的先知主义”并不依赖上帝来对社会进行干预，而是依赖“人的集团或依赖逻辑的或经济的必然性”，但对自身力量的过分强调，却导致了对政党的超越性的迷信。
在《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蒂利希首先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要求将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因而应将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进行比较。他主要探讨了第一个时期即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其中主要的两个决定性的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和关于历史的概念。蒂利希认为，马克思几乎在其所有作品中或隐或显地阐明了人的观点：自我异化（alienation）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在马克思那里，首先展示的是作为人的人，其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异化和非人化的人，最后是在即将来临的社会形态中，人将再度实现他自身的本质；而在基督教那里，被马克思称之为异化的事物便是人堕落为与自身创造基础对立的样子，而且人的这种堕落在基督教那里是普遍的，但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并且无产阶级可以克服这种异化，而在基督教那里，则不承认任何例外。蒂利希还认为，马克思将历史视为拥有一个终极目的的过程，其三个阶段分别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基督教的描述是：乐园、背负诅咒的人类历史、天国的邻近及在大地之上建立上帝之国。但马克思的历史是直线的、充满失望和恐怖的乌托邦，而基督教的历史则是曲线的、积极的展望；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基督教神意信仰之间的对立最终体现在实践之中。
政治激进主义及其神学意义[1]
现在我所要讲的内容可能使你们惊奇。我即将讲的是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的一切神学家中最为成功的一位神学家，即马克思。我将把他作为一位神学家来加以考察。我将要向你们说明，如果不讲马克思就不可能了解大部分19世纪和整个20世纪的历史。如果你只作为一位政治领袖来考察马克思，或者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也是经济学家），或者作为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甚至更是社会学学者），那么你就不能对在20世纪转变了整个世界，克服了将近半个世界的力量的来源有所了解。由于他说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与使人类发生的分裂相联系这个事实，马克思如何可能被认为是一位神学家呢？在原来的马克思和现在在俄罗斯和中国所进行的事业也有一种深刻的裂缝，虽然他的著作的历史结果表现在这些国家中。
一、资产阶级激进派
在马克思开始他的事业时，有一群人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的激进派。以资产阶级社会的自律原则为基础，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派发展起来了。有一位你们至少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叫做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唯一者及其所有物》（The Individual and His Right）。在这本非常激进的书中，他企图取消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传统社会加诸人们的、支配一切的规范。他与基尔克果非常相似，把个人作为中心，但他与基尔克果不同的，是他的个人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与他自己有关系，因此就没有任何规范。这是产生马克思的批判的许多问题之一。由于这一理由，我必须在这里提到施蒂纳。他有神经质的性格和极端主义分子的气质。当然，作为唯一的个人，如果他不依赖于给予帮助的他人，他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但是这对他是不重要的，他忘记了它。个人的绝对的自主被他以差不多欣喜若狂的词句来加以描写。
现在你就可以想象，马克思和他对社会的分析知识会以充满进攻性的讽刺去反对绝对自主这一观念。他知道经济上的生产社会，以及关于农民和食品商店等的情况，而且也知道不能像神经质的波希米亚人一样很容易地从这些东西中抽象出一些道理。今天的垮掉的一代（the beatniks）攻击社会也忘记了这个事实，这些是他们生存的整个基础，一分钟也少不了它们。这同样的道理也运用于基尔克果。他所激烈攻击的教会以及教会在文化中的传统是他的一切言论的基础，即在公元1年到公元30年，上帝来到世界成为人。没有写定的《圣经》和建立了教会组织的教会传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基尔克果，他与上帝的整个关系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了。这是一个你们应当记住的观念，当有人攻击“有组织的宗教”——这是一个不好的词——并说，我是很有信仰的，但我反对有组织的宗教。这是没有意义的。它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在个人的宗教性中——原谅我用这个可怕的词——他是依赖于教会传统，才得到他可以用于祈祷、沉思和神秘经验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象征。没有说话的社团，就没有什么说话，也没有什么内部的说话，也没有什么精神生活了。在这种方式中，拒绝这些反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攻击是很容易的。你可以而且应当批判教会可能采用的组织形式和方式，但是用“有组织的宗教”这个词作为对教会的称呼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只说明讲这种话的人没有思想，通常只是根据于他童年时的不好的经验，更可能是周日学校中来的，周日学校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它使儿童失去基督教信仰。
二、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
现在我必须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开始。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的另一学生是费尔巴哈，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使黑格尔在用头立在地上之后，改为用脚站立在地上。黑格尔相信实在是与哲学家的头脑相同一的。费尔巴哈说明，哲学家和别的人一样是依据于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所以费尔巴哈提出了一个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人的学说——人依赖于他的感觉等。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做好了主要的事情，他已经批判了黑格尔对宗教的解释，马克思感到他在这一方面没有更多的事必须做了。但他必须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并批判费尔巴哈的认为存在是个人的存在，个人本身是决定整个情况的东西这种观点。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时说，这种唯物主义并不比唯心主义更为优越。它稍微有一点点优越，是因为唯心主义只是意识形式，但没有任何实在作为基础。唯物主义更接近于实在。但是如果仅仅个人被认为在唯物主义哲学中，那么，它与唯心主义一样地不好。因为它的“人”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个人中抽象出来的，跳过了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条件。
因此，马克思既攻击唯物主义者，也攻击唯心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个词，最好留给宣传家使用，他们使用和混淆唯物主义的三个不同意义，以便达到他们的宣传目的，但是这与历史的真理和学术的教育没有关系。这样，你们最好是了解唯物主义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你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发现这种意义。他按照原子的可计算的机械的因果性运动解释自然界中的事物。在历史上的这不是经常说明了的理论。美国现代的自然主义的确不是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也可以称为还原的自然主义。因此，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意思是把一切事物还原为原子和分子的机械运动。这是一种陈旧的哲学。它在19世纪末叶存在于欧洲，在18世纪末叶的法国和法国革命前的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中也存在这种唯物主义。美国也有这种唯物主义，但很少。总的说来，这是一种被克服了的哲学，是离马克思主义非常远的。
第二个意义是伦理学唯物主义，它的意思是只对物质的商品、金钱等感兴趣。当某个人在宣传上被称为唯物主义者时，在伦理学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之间没有清楚的区别。例如，如果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唯物主义，宣传上的计策是给人以伦理学唯物主义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原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原来的马克思那一类的共产主义都是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中，任何事物均以买卖关系和利润等为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刚好是与之相反的。现在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批判者被称为唯物主义者，通常带有伦理学的唯物主义或只对物质的商品感兴趣的含义。
第三个意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意味着整个历史过程是最后依赖于经济生产方式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它应被称为历史的或经济的唯物主义，它完全不同于前两种意义的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