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问什么是“先知”和谁是“先知”？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道德主义者不同，先知并不声言这或那是源自永恒观念；相反，他所关心的全都是具体的历史现实，并致力于用永恒理性和神圣意志来塑造历史现实。先知很少“预言”什么，这和科学不同，科学总是根据众所周知的自然规律或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像观测天文”似的预言未来状态和发展过程。基督徒立足人的自由个性，如果他承认，随着人在行动过程中越来越是大众，而非个人，以及随着“历史”越来越趋于终结，人的这种自由的活动空间也就越来越变得狭窄，那么，他就根本不会认为有什么历史规律，可供用来像观测天文一样地预言未来社会发展状况。他至多会问：如果我们故意对个人的不同道德欲望和道德行为视而不见，那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况？正因如此，对他来讲，根本不可能会有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天文学”社会主义。但是，即便有历史过程的预言，先知也会把自己同想作这样预言的饱学之士区别开来。区别主要在于他在预见未来时所使用的材料完全是历史上的偶然性事件，这种事件是具体的，永远不可重复的——而不是在于存在严格的相似规则和重复的领域。如果先知至少属于《新约》和《旧约》的文化范围之中，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复述对未来的绝对预见。因为这样做有悖于对上帝的信仰，上帝作为原始的自由位格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拥有、主导和统治着这个世界；他可以根据人对待他的态度以及他的戒律调整未来的一切事件。所以说，先知就其本质而言根本无法绝对预言未来：他的预言是有所限制的——受制于他所面对的人在道德实践和宗教方面的自由行为。先知确实说过：“我认为这终将而且必将来临”，但是，他还补充了一句：“Sofern ihr uenschen euch nicht freiwillig wendet，sofern wicht Gott die sache dadurch wendet，dab ihr euch wendet.”[5]
如果说我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谈论“先知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对待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方面必须接受一种类似于先知的内在立场，尽管这里涉及的并不是真正的先知所说的宗教事物，而是人的共同生活问题。在我看来，这种立场和《旧约》中先知的立场的相似之处同样也在于它根据历史现实来推测社会主义的到来（这里的社会主义完全是指一定意义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并且还设立了一个更加苛刻的条件，即如果人类不接受基督教社会主义，那么，人类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反基督教的强制性共产主义之中。和马克思相反，先知社会主义认为，历史生成和人的自由是一次性的。但是，它同时也认识到，上帝不仅存在于人的精神和意志当中——这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同样也承认，上帝及其永恒天意和世俗统治也一同参与了此岸世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此外，它还认识到，人的自由活动空间以及人所能影响到的自由活动空间随着所有民族和文化圈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命运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同乌托邦主义者和改革派的社会主义者（二者均和马克思不同）一样，先知的确也传播道德，但是，他所坚持的与其说是独自向人进行主观布道，毋宁说是对充满鲜血、苦难和历史劫难提出客观的告诫。基督教社会主义之所以充满“先知色彩”，原因在于它知道从一切当下历史现实当中听取上帝的这种警戒之言，在于它从这种现实当中领会到的远远多于个别有限的偶然事实的总和：亦即领会了左右现实发展趋势的精神联系，而且，这种发展趋势本身还会沿着一条完全可以看清的方向继续向前。
如果我把这一立场和上述四种立场加以比较，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就会一清二楚。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从启蒙时代的那种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革命自然法的思维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和它的当代后继者，如革命辛迪加主义者以及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拉特瑙一样，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虽然相信人的自由，但他们所信仰的是自以为自律而又全能的主体自由，这种主体脱离了一切共同体组织以及合乎天命的历史进程。那些被我称作“后退的乌托邦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则说他们是基督教封建主义者，尽管，甚至正是由于他们的那种单纯的反动精神使人们觉得有必要重视上帝在历史上的踪迹。所以，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实践一样一直都是空洞的愿望（Velleitaet）。由于他们不懂得把基督教社会学说区分为永恒部分和历史部分，他们使基督教世界观本身也背上了易逝而又陈旧的历史结构。特别是他们间接地促使法国实证主义学说（圣西门和孔德）——马克思就是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实证主义学说的——认为，整个天主教世界结构（包括哲学和教义学）只不过是中世纪封建时代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之上的观念成分或观念上层建筑。德国浪漫派走的是同一条路，所以，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新建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东西。诸如米勒（Adam Mueller）、施莱格尔（Friedrich V.Schlegel）等人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倾向于所谓的神圣联盟，在哲学和神学以及涉及既定法律关系方面则趋向传统主义，并且不仅反对革命的自然法，而且反对基督教—古典的自然法，因此，对我们来讲，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已是无关宏旨。
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同样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道反对乌托邦社会主义，从深刻而完善的历史现实观出发，并且从历史哲学角度把这种历史现实观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试图以此来找到其目标。因此，基督教社会主义也可以说具有“历史—现实特征”。同时，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一道认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经典社会学和国民经济学以及被诸如马尔萨斯称之为自然规律的东西，只不过是些人为的抽象概念（这种经济哲学的先驱们对这种人为性一无所知）——而非建立在还原基础之上的经验规律；另外，还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限制只不过是西欧人在自15世纪和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资产阶级赢利团体的历史阶段上所具有的相对的历史规律。
此外，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乌托邦的，以及倒退—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亦即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但是，和马克思完全相反的是，它并不是通过（天文学式的）预言，而是借助对理性的和基督教的社会学以及基督教伦理学，乃至自然法等诸种学科所急需的一切内容加以概括，而且，它还提出一些有力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它运用预言的方法根据关于“历史因果事实秩序”的哲学理论而从杂乱无序的历史生活现实中分析出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对社会现实充满了直观，它不仅试图对社会现实进行计算和分析，而且还想对之报以深深的同情，因此，它在确立其纲领的同时也遵循一种并非从历史，而是从善—恶、正义—非正义等永恒观念（马克思对这些观念持彻底否定态度）中提取出来的标准。而且，一旦历史现实的巨浪看上去似乎波及到了基督教原理的那些永恒星座（Sternbilder），或者说历史现实的大浪看上去朝着其方向奔腾，那么，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看来，此时此刻就是必须开始实践的关键和契机。
但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有着一个巨大的区别。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在19世纪西欧的历史现实中，罪不可恕，甚至罪及若干世纪的过渡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为迅速向强制性的共产主义过渡提供了充分的准备。基督教社会主义从中看到的是欧洲人因原始自由之罪以及有限的遗传之罪和整体之罪而脱离了其本真的规定性以及人的本真规定性；而在迈向强制性共产主义的实际趋势中，基督教社会主义看到的不是人间的乐园，反而似乎是一种上帝的体罚，如果不自愿转向基督教社会主义，那么，这种体罚就会是人性在未来面临着脱离其规定性的危险。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当前的诸种运动中看到的不是所谓人性的进步运动和向上发展（单纯出现在欧美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就其起源来说和这样一种人性毫无瓜葛），而是欧洲的颓废以及西方文化面临的死亡威胁，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运动必须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即使是马克思从逻辑上讲也根本不能认为单纯受盲目的经济因果性驱使的历史具有“进步”的意义。这样一种观点是他从黑格尔那里一股脑儿接受下来的。然而，这种观点在黑格尔体系之内起码还有其合理性，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连神圣观念本身也应当在历史中发展起来，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观点却毫无根据。
所以，基督教先知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悲观的先知，而不是马克思那样的乐观先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还和《旧约》中的那些悲观先知，以及精英人物觉察到文化在死和没落的基本趋势的时代里的悲观先知极为相似。许多情况下，先知们都提到了“剩余”（Reste）的幸存者，犹大毁灭了，他却坚持了下来，并将在弥赛亚的毁灭中获得新生。这种“剩余”的观念远不只是一种《旧约》观念。作为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凡是文化行将没落的地方，它都必然会竭尽全力再现出来。斯多亚派觉察到了旧世界的没落，因而提倡隐居。本尼迪克特（Benediktus）由罗马迁到了苏比亚科（Subiaco），禁欲生活中和基督教完善理想一道保存下来的还有遭到了时间从外部进行蚕食而剩余下来的古代文化的高贵部分。
基督徒过着一种基督教的生活，这不是他们的相对义务，而是绝对义务，如果文化语境决定他们根本无法再过这样一种生活，他们就必须当机立断放弃这种文化语境，去热爱上帝，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当机立断“把自己从世界中退隐出来”。坚持对上帝忠诚不渝的人在文化颓废的伟大时代里正面临着一种十分棘手的选择，即要么和世界一道，以便对它作合理建构，要么从世界中抽身出来，尽量将旧世界中尚存的最高价值保持下来，使它们避免陷入公共生活的历史似乎难免要进入的深渊之中。由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一种关于现代世界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颓废假说，因此，它对这些趋势不会像完全持文化乐观主义和对进步坚信不移的德国天主教面对战争曾经表现出来的那样目瞪口呆。
人们对我或许已有准确的理解。人类进步的一般规律——我认为它是基督教哲学的永恒真理——绝不会遭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如果反对，那么，挽救受到野蛮的强制性共产主义威胁的“更好”的后世利益还有何意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只在于假设，欧洲文化没落的“威胁”并非天生注定——如果受到了威胁，欧洲人也不会置若罔闻。但是，这足以使基督教社会主义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德国天主教徒迄今为止所持的态度来面对当代和迎接未来。
（曹卫东译）
[1]选自《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
[2]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一书中，我曾试图从纯哲学的角度重新阐释这一学说，并严格加以论证，这里必须指出这一点。从神学角度讲，我认为这一学说在M．Scheeben的《基督教神秘主义》（Freiburg，1912）一书中有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在他指出基督如何占据整个宇宙中心的地方。
[3]参见拉特瑙：《论未来的事物》，柏林，1917。
[4]参见《共产党宣言》，第111节。
[5]此句引文舍勒未注明出处，德文本《圣经》中无这一句话。就文义看来，与《旧约》中的两段话相似：一、《以赛亚书19：22》，“上主要惩罚他们，也要医治他们。他们要转回，归属于他。”二、《玛拉基书3：7》，“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