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哲学史中，杨朱所持之快乐主义，最为极端而明确。今取之以为此派之例。
第一节杨朱与道家之关系
在世界哲学史中，泛神论（Pantheism）之哲学往往可予以唯物论的释义。道家与斯宾诺莎，颇有相似之处，第二章中，已言及之。老子云“天地不仁”（《道德经》五章），此言可有诸种解释。我们固可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王弼注）如此，则不仁即是无意于为仁。但吾人亦可说：天地不仁，因自然本是盲力；其所以发生万物，乃因于必要（necessity）或偶然（chance），非由目的和计划，故不能谓为仁也。此二解释，若引申之，则可成为二种极端反对的哲学。而现所传《列子》之中，则兼有此二种见解。《列子》中所说，有与《庄子》相同，且有直引《庄子》原文者；此其所持，当然为上述之第一种见解，而其书中，亦有持唯物论、机械论——第二种见解——之处。如《列子·力命》篇云：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
又云：
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
又云：
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
又《列子·说符》篇云：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诚可为“天地不仁”之例矣。依此则不但天然之变化是机械的，即人之活动，亦莫不然。神或人之自由、目的等，皆不能存。此诚是极端的决定论（Determinism）。《杨朱》篇中所持，正是此决定论；下文可见。或者老子死后，述其学者，因对于“道”有不同的解释，遂分为相反对之二派。正如苏格拉底死后，述其学者，因对于“好”之解释不同，遂分为三派。其中亦有相反对之二派：昔尼克学派（Cynics）与施勒尼学派（Cyrenaics）。《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列子》之书，内容若何，不可得知。不过现在所传《列子》，则实有二派之见解。或者后有道家者流，见二派俱自称道家，遂杂取其言，糅成一书，依附《汉志》，名曰“列子”。关于此点之详细讨论，非此书所宜及，今但即以杨朱代表道家哲学之机械主义的方面，而述其快乐主义。
第二节杨朱之人生观
依杨朱之意见，人生甚短，且其中有大部分，严格地说，不是人生。杨朱曰：
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俱，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列子·杨朱》篇）
生前既为暂时，死后亦归断灭。杨朱曰：
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虽然，贤愚贵贱，非所能也；臭腐消灭，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贤非所贤，愚非所愚，贵非所贵，贱非所贱；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列子·杨朱》篇）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即杨朱人生哲学之全部。人生之中，只有快乐享受为有价值，而人生之目的及意义，亦即在此。我们已见，属于所谓损道一类之哲学皆主禁欲，而属于所谓益道一类之哲学皆主纵欲。依杨朱，吾人在过去无有已失之乐园，只可于将来求诸欲之满足。欲益满足，则人生益为可乐。
第三节杨朱之人生术
《列子·杨朱》篇云：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蹙蹙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杨朱所认为求幸福之道如此。求满足诸欲，有一困难，即诸欲常相冲突。一切欲皆得满足，乃此世界中不可能之事。故求满足诸欲，第一须先选择，一切欲中，究竟何欲，应须满足。以上杨朱所说，似无选择，而其实已有。依上所说，则吾人只应求肥甘，而不求常久健康；肥甘固吾人之所欲，而常久健康，亦吾人之所欲也。依上所说，吾人只应任情放言，而不顾社会之毁誉；任情放言，固吾人之所欲，而社会之赞誉，亦吾人之所欲也。杨朱所选择，而所视为应行满足者，盖皆目下即能满足之欲，甚易满足之欲；至于须俟甚长时间，经过繁难预备，方能满足者，他一概不顾。杨朱甚重肉体快乐，其所以如此，或者即由在一切快乐中，肉体快乐最易得到。选取最近快乐，正所以避免苦痛。
第四节不顾社会制裁
希腊施勒尼学派之哲学家谓：所谓公直、尊贵、耻辱等，俱非天然本然而有，乃系法律习惯所定。而法律习惯，依提奥多拉斯（Theodorus）说，乃因愚人之同意而存在（狄奥泽尼《著名哲学家传记》［Diogenes Laertius：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英译本，91页）。法律习惯亦或有用，然所谓有用，乃对将来的利而言，非目下所可享受者。若不顾将来，只计目下，则各种法律及诸制度，诚只足“阏”诸欲而已。杨朱似亦反对法律制度，彼云：
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偊偊尔顺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列子·杨朱》篇）
又云：
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邮，以放饿死。展季非亡情，矜贞之邮，以放寡宗。清贞之误善若此。（同上）
所谓善当即是目前之快乐矣。
美名固亦吾人之所欲，此亦杨朱之所不必否认。故《列子·杨朱》篇云：
鬻子曰：“去名者无忧。”老子曰：“名者实之宾。”而悠悠者趋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宾邪？今有名则尊荣，亡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斯实之所系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宾？但恶夫守名而累实；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