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派之哲学，以为在此世界之上，吾人可不费事而即能得到快乐。此种见解，未免太为乐观，其所以以悲观终，正因其以乐观始。功利派之哲学，虽亦以快乐为人生所应求，而但谓吾人应牺牲目前享受，以图将来快乐。此派注重在求最大多数之最大快乐，及所以求之之道。
墨家之哲学，即为极端的功利主义。他以功利主义为根据，对于社会、国家、道德、宗教皆有具体的计划。功利主义之长处，他既发挥甚多；功利主义之短处，他亦暴露无余。所以本书以墨家之哲学，为功利主义之代表。
在西洋哲学史中，与墨家哲学最相近者，为边沁（Jeremy Bentham）及霍布士（Thomas Hobbes）。今于本章中随时比较论之。
第一节普通原理
边沁云：
“天然”使人类为二种最上威权所统治；此二威权，即是快乐与苦痛。只此二威权，能指出人应做什么，决定人将做什么。功利哲学，即承认人类服从此二威权之事实，而以之为哲学之基础。此哲学之目的，在以理性法律，维持幸福。（边沁《道德立法原理导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页）
墨家哲学正是如此主张。边沁所谓快乐苦痛，墨家谓之利害，即可以致快乐苦痛者。《墨子·经上》云：
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
边沁所谓理性，墨家谓之智。欲是盲目的，必须智之指导，方可趋将来之利而避将来之害。《墨子·经说上》云：
为，欲□（斫也，本作拏，依孙诒让校改）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之（本作文，依孙校改）也，无遗于其害也，而犹欲□之，则罹之。是犹食脯也，骚之利害（孙云，疑言臭之善恶），未可知也；欲而骚，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墙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趋之而得刀（本作力，依孙校改），则弗趋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智之功用，在于逆睹现在行为之结果。结果既已逆睹，智可引导吾人，以趋利避害，以舍目前之小利而避将来之大害，或以受目前之小害而趋将来之大利。此即所谓“权”。《大取》篇云：
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亦（本作非，依孙校改）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于此可见快乐派与功利派之不同。依功利派，吾人所应取者，乃大利而非目前之利；所应避者，乃大害而非目前之害。
第二节客观的标准
依快乐派，主观的感觉即判别好不好之标准；无有客观的标准，亦无须有客观的标准。但依功利派，吾人所为之标准，必须是客观的，否则即不成其为标准。边沁云：
吾人所期望于一原理者，在其能指出些客观的标准，以为主观的赞否之情之指导与保证；若一原理即仅只以此情之一为其自身之标准，则未免为不负吾人之期望矣。（《道德立法原理导言》，16页）
《墨子·非命上》云：
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此三表诚可谓客观的矣。“古者圣王之事”所以可为一表，以其代表吾人过去之经验，正如第二表代表现在之经验，第三表代表将来之经验也。“古者圣王之事”之可以为法，非因其古，乃因其“当而不可易”也。《墨子·公孟》篇云：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可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墨家之所称述，皆因其“当而不可易”；其返求于过去，正因观古可以知来。墨子云：
古者有语：“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非攻中》）
第三节实验主义的方法
上三表中，最重要者，乃其第三。“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家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凡事物必有所用，言论必可以行，然后有价值。《公孟》篇云：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本作曰问于儒者，依苏校改）：“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耕柱》篇云：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
又云：
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什么是乐”及“什么是乐之用处”此二问题，自墨家视之，直即是一。儒家说乐以为乐，墨家不承认为乐可算一种用处，盖为乐乃求目前快乐，非为将来计也。不可行及不告人以行之之道之言论，不过为一种“理知的操练”（intellectual exercise），虽可与吾人以目前快乐，而对于将来，亦为无用，所以亦无有价值也。
第四节何为人民之大利
凡事物必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者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此估定。《节用上》云：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恣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为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
于此节亦可见功利派之“算账主义”。快乐派最反对算账，而功利派则最注重算账。墨家既以人民之富庶为国家百姓人民之大利，故凡对之无直接用处或对之有害者，皆其所反对。所以墨家崇尚节俭，反对奢侈。《节用中》云：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乂之衣，轻且暖；夏服绤之衣，轻且清，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日带剑，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此剑之利也。甲为衣则轻且利，动则兵且从，此甲之利也。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制（本作利，依王念孙校改）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曰：“冬可避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曰：“其旁可以圉寒风，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墨家又主张节葬短丧。《节葬下》云：
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计厚葬，为多埋赋财（本作多埋赋之财，依孙校改）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已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忍寒，夏不忍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
墨家又反对音乐，《非乐》云：
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民衣食之财，将安可得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贼，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以为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乐既为无用而可废，则他诸美术，亦当然在被摈斥之列。墨家主以理智反天然，于此可见。音乐美术，皆系情感之产物，亦只能动情感，由理智观之，则不唯无用，而且无意义。儒家所说居丧之道，颜色之戚，哭泣之哀，由理智观之，亦同一无意义。《公孟》篇云：
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本作学吾之幕父母，依俞樾校改）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
依墨家之意，理智不但应统治欲望，且应统治情感。此又功利派与快乐派之大不同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