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以自己能力甚小，不能进步，或以自己所有已足，不必进步。培根之意，吾人须破除此二谬见，利用诸种帮助，以建立人国。
如欲建立人国，人必须先有权力，如欲有权力，人必须先有知识，因“人的知识与人的权力，此双生子，真常在一处”（Bacon：Works，Novum Organum，53页）。培根说：
所以知识之真正目的，非所以满足好奇心，非所以安定决断心，非所以鼓舞精神，非所以夸耀聪明，非所以使人善于言语，非所以使人能有职业，非所以应名誉尊荣之野心，非所以养经营事业之才干；凡此皆甚卑下，不过其中有彼善于此者耳。知识之真正目的，乃所以恢复（大部分的）人在此世界中所原有之主权及权力（因为世界诸物，人能呼其真名字时，即亦可再使令之）。（Bacon：Works，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34页）
于此可见，培根以为在人类受上帝之罚而“堕落”以前，人之权力，本来甚大；今之目的，在于恢复故物。培根又云：
人因堕落而失其清白境况及其统治世界之权力。但此二损失，即在人之此生中，亦可补偿一部分；人可以宗教及信仰补其所失之清白，以技艺及科学补其所失之权力。（Bacon：Works，Novum Organum，350页）
人苟有权力，不但可以恢复故物，且即可模仿上帝。培根说：
诸发现且可譬为新创造，上帝工作之模仿品；故诗人唱云：“长时以前大雅典，给予种子与弱的人类。由此而有收获，而‘重新创造’我们在下的生活。”（同上，161页）
于此可见耶教中上帝创造世界之观念，对于近代科学之发生，实有影响。如一有人格的个体之上帝，可以创造世界，我们人何以不能有所创造——至少在此地上有所创造；如人能在此地上有所创造，如人能重新创造他在下的生活，他至少亦是此地上之上帝、在下的上帝。
第七节培根求知识之方法
人欲求权力，必先求知识，而求知识又须用正当的方法。笛卡儿的方法之缺点，在其专靠主观的理性。他以为天然的理智，苟用之得当，自有分别真伪之能力。培根虽亦注重天然的理智之能力，而尤注重辅助理智之工具。人之手无工具不能有大工作，人之理智亦然（Bacon：Works，Novum Organum，67页）。理智之工具，即是逻辑。他又以为吾人如欲为天然之主人，须先为天然之仆隶（同上）。吾人如欲统治天然，必先服从天然。故吾人于研究天然之际，必先将心中所有成见所有“偶像”，一律除去，而只忠实地做天然之解释者。吾人只可解释天然，不可预期天然。心中既已空洞，吾人又须使理智依规则按步前进，不可随意妄行（同上，60—61页）。吾人研究之始，必取材料于经验。经验者，一切科学之根据也（同上，133页）。故吾人于研究“天然哲学”之先，须研究“天然历史”。一切材料既集，又须依其性质，分类排列，以考查原因。发现原因，即是人的知识之目的。故哲学之事业如蜂，蜂“自园野中之花上，采集材料，而却以自己的能力，消化而变之”（同上，131页）。
既发现一事物之原因，吾人何由而知此原因是真？培根以为真的原因之所以别于假的者，非以其为清楚的观念，而乃以其为能有用。他说：
知识上之原因即工作上之规则。（同上，68页）
凡在工作上最有用者，在知识上即最真。（同上，171页）
故培根哲学亦现代实用主义之先河也。
第八节培根对于将来之希望
培根以为人对于诸物原因之知识愈大，则其统治诸物即愈确定愈自由。所谓确定者，即吾人不仅一时一地可以统治，而随时随地皆可统治；所谓自由者，即吾人不但可以一方法统治，而可以许多方法统治（同上，170页）。人之知识愈进步，则人愈似上帝。其实若以文明人与野蛮人比，文明人已即是上帝。培根云：
居于欧洲最文明的地方之人之生活，与居于新印度之最荒野的地方之人之生活大异；如有人见此差异，若比此二种人所受之帮助、利益及生活情形，彼将知“人对于人是神”之言为不谬。此二种人之生活之所以有此不同者，非由于土地，非由于气候，非由于种族，而乃由于技艺。（同上，162页）
培根又说，在其时有三大发明：印刷，火药，指南针。
此三发明已改变世界中诸事物之面貌与情状。我们于此可分别人类野心之三种，或三阶级。有人欲扩张本人势力于其本国，此种野心，鄙俗卑下。有人求扩张其本国势力及其在人中之领域，此种野心，实较尊严，但仍为贪鄙。但如一人努力于建设及扩张人类自身对于宇宙之控制，则其野心（假使此亦可名为野心）比之于他二种，实为较健全较尊贵无疑。（同上）
现在人既已有许多发明，而其较尊贵的野心，又渐发达；本此前进，将来之希望实属甚大。于其所作New Atlantis中，培根说其理想国家之组织，在此国中，最尊贵的是科学家。国家特设研究所，以为科学家研究学问之地。此研究所之目的乃是求“诸物之原因及其秘密的运动，以扩充人国之边界，而作一切可能的事”（Works，New Atlantis，398页）。此是培根之希望，亦即进步派之根本信仰。
第九节费希特所主张之道德进步
培根之希望亦即费希特之希望。费希特说：
科学起源于人之受“必要”之压迫，此后将静密地考究天然之不变的法律，广观其能力，而学习计算其可能的诸表现……所以天然，即其最深秘密，亦渐成可知的、透明的；人的权力，为人的发明所启发及辅助，将统治天然，毫无困难；而此对于天然之战胜，一经得到，即可平安地保持无失。此人对于天然之控制，渐次扩充；至最后，机械的劳动，除发育人身及保持其健康所必须者外，人将皆不必作；然此等发育身体保持健康之工作，亦非复一种讨厌的负担；理性的生物，固非所以负此负担者也。（The Vocation of Man，Popular Works，331—332页）
此正培根之所希望者也。近代“工业革命”已可少满此希望。然自“工业革命”以后，人国固已渐扩大，而人生之问题，仍多未解决。科学为强者少者所利用，以压服弱者众者。培根所说人之卑下贪鄙的野心，并不因人之尊贵的野心增加而减少。所以即人有权力之后，人类之危机，亦并未减轻。若仅有知识权力而无道德，人且将用其知识权力，以自相残害；现代战争之惨，费希特亦先见之。他说：
文化已将野蛮的流动的民众，结合于社会的约束之下，而他们又以法律及组织功能所给予之权力，国与国互相攻击。不顾困苦与隔绝，他们的军队，穿过和平的原林；他们相遇，见其同类，即动杀机。利用人智之大发明，互相仇视的舰队，海上航行，冲风破浪，以遇其同类于寂寞的无情的海中；他们相遇，不顾风涛之恶，以亲相杀戮。（同上，332页）
此费希特对于将来之预测，而此预测，亦复不虚。不过费希特又以为此诸国间之战争状态，亦不能永远存在。在过去时代，野蛮民族既已联合而为国家；在将来时代，现在诸国亦将联合而成为一大国。于其时所有人类合而为一，再加以道德的教育，培根所说之二种较卑鄙的野心，将不复能影响人之行为。于其时“人将不以私意互分界限，而人之权力亦不消耗于自相攻击之中”，“他们只有用其合力以攻击一尚未降服之公共仇敌——顽抗的、尚未被修理的天然”（同上，339页）。于是“此文明的、自由的、有普遍和平的大国，将渐积而包括全世界”（同上，338页）。
在哲学史中，哲学家不少梦想，以为无论如何，在将来时代，总有一日，于其时一切个人将自动地求“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于其时人非如此不能自觉快乐。孔德谓在将来人将有“自然的道德”（Spontaneous morality）（Comte，A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第一册，321页）。斯宾塞谓在进化程序中，人之性质将有大变；现在最好的人所有之特点，将来可望其变为一切人所共有（Spencer：Principles of Ethics，257页）。凡此诸人，对于进步，俱有信仰；而费希特之信仰，尤为坚定。他以为人生之最高境界，必可得到；“此是可得到的，因有我在”（The Vocation of Man，Popular Works，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