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皆有“道”，广播电视亦然。
何为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本原与规律。它的特点是什么？老子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即大、逝、远、反。老子：《道法自然》，载《老子》，第25章。对此王蒙先生的解读是：“大是讲涵盖性，逝是讲变易性，远是讲深刻与恒久性。反则是讲逆向性与循环性”，即“万变不离其宗”王蒙：《老子的帮助》，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换言之，“大”和“远”是讲道对世上万事万物的涵盖与执掌具有绝对的全时空性；“逝”是讲道并非固化的，它会随着时空的转换而适变，但这种变不能乱变，胡变，不能离其宗，背其道，必须守之有恒，即最后必然回归正道，回归本原，这就是“反”。显然，这种“反”不是原地打转，而是在新的时空中的一种螺旋式递进与提升。
依老子之论，广播电视不仅也有其道，即有其学，而且这道或学还应“与时俱化”（老子语），即与时俱进、与时俱变，但这种变既是“恒中有变”，又是“变中有恒”。
可以说，本书的立论和理论归纳正是围绕“适变”与“守恒”这两个关键词展开的。
1990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阎玉同志担任主编、26位专家学者共同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开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创建之先河，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奠定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理论框架和基础。
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二十多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这二十几年中国与世界乃至媒介生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无论变化的速度、深度、广度、力度还是持续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这就要求广播电视及其理论研究必须跟上时代潮流，通过适变来推动中国以及广播电视自身的发展。
与《中国广播电视学》相较，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立足“当代”，即把中国与世界乃至传媒领域的新发展、新变化作为总背景，研究和解析当代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传播领域的发展变化对广播电视提供的新环境、新机遇，提出的新挑战、新命题以及广播电视适应这种变化与要求在信息传播、经营管理、事业建设及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的新探索，形成的新理念、新经验、新突破。以期对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比如随着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信息公开、保证人民的“四权”、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及新的媒体观、新闻观、舆论观的形成，包括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了广电传媒理念一系列变化。本书第四章《中国广播电视传播理念的嬗变》就从传播观念、传播功能、传播环境、传播向度、传播视阈五个方面总结了广电传播“从‘宣传为主’到‘传播为本’”、“从‘教化为主’到‘服务为本’”、“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公开’”、“从‘单向流动’到‘交互传播’”、“从‘以内为主’到‘内外并重’”的历史性转变。
比如随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一党的执政理念的形成，随着“新闻媒体越来越成为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这一新的媒体观的确立和“三善论”即“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提出，本书归纳了当代党和政府同新闻媒体的新型关系，即“变过去的人治、强制为现在的法治、善治；变过去的‘我说你听’的命令式管理为现在的人性化、和谐化、科学化管理；由过去单一的上下级线性关系向既互相信任、相互协调，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新型双向互动关系转变”。具体而言，党和政府“既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又要接受媒体的监督”；“既要通过媒体了解社情民意，又要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既要让媒体为我所用，又要为媒体提供服务”；“既要尊重媒体的新闻自由，又要防止媒体权力的异化”；“既要推动媒体产业发展，又要避免市场带来的低俗倾向”；“既要开放境外媒体采访，又要抢占世界舆论的话语权”。
比如随着中央关于新闻传播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一精神的强调，本书就如何厘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提出，“媒体既有思想宣传功能，又有新闻传播功能；既不能以思想宣传代替新闻传播，也不能以新闻传播取代和否定思想宣传。总的来说，新闻与宣传既有重合点，又有不同点。关于二者之‘同’，因为典型的新闻事实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宣传价值，因此，生动有效的宣传常常与新闻同行。但新闻与宣传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宣传则是某种观念、意志的传播。新闻的价值着眼于‘客方’，即努力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而宣传的价值则着眼于‘我方’，即宣传者的观念意图如何为宣传对象所接受。新闻讲时效，宣传重时宜；新闻讲究客观地叙述事实，遵循的是新闻传播规律，而宣传意在说明观点，遵循的是宣传规律。”
比如由于新媒体的迅猛崛起，带来了传媒领域的一系列结构性改变。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不仅已经自立于传媒之林，而且日渐主流化。由此催生了另一个信息渠道和舆论场，形成了另一个话语体系，此外还分割了受众市场，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受众。如何防止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受众占有上被新媒体边缘化？本书提出，“四个打通”是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所有传统媒体必须解决的一个共同的时代课题。即打通新老两种媒体、打通两个信息渠道及舆论场、打通两个话语体系、打通青少年和中老年两个受众群体。
比如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及对外开放，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广播电视都必须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观念上加以调整。就以对内广播电视而言，本书提出，“随着卫星、网络等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广电传播已经打破了国与国的物理疆界。”在内宣“外宣化”的当代，“在全世界面前，地方的传播、地方的事态都是整个国家形象的一个‘细部’，都是世界把脉中国的依据，在这种新情势下，即便是对内广播电视，也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种背景和两种语境，使自己的报道在两种语境下都做到得体表达。”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提高中国广播电视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为此本书提出，既要追求“走出去”，更要追求“走进去”，即不仅要追求在境外更广的“技术性落地”，更要追求真正入心、入脑的“效益性落地”。广播电视对外传播既要重硬件（如覆盖、渠道、平台、语种、站点等），更要重软件（如内容、形式、观念、语态等），既要重规模，更要重质量。在传播观念、内容选择和方式方法上要坚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讲究“中餐西做”，用外国人易于接受的国际化表达讲述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梦。
当然，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广播电视不仅在传播观念、传播方式上求新、求变，同样在广电体制、经营管理、法制建设、受众工作及队伍建设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本书均有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述。
如果说本书的一个重点是力求对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广播电视的适变进行全方位的理论总结，那么另一个重点则是坚持“守恒”。这不仅体现在第一章《中国广播电视的基本属性》中对中国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特色、基本功能和指导思想的重申与强调，而且在第二章《中国广播电视与时代环境》中对广播电视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与全球化传播中的责任、使命、地位、作用进行了基本论述。除此之外，本书还力求在事业发展、效益追求、传播取位等一系列问题上倡导一种规律性思维、科学思维、和谐思维、平衡思维，防止倚轻倚重、片面极端，从而贻害广电事业乃至社会。比如，在事业的谋篇布局与着力点上，既要重硬件，更要重软件；既要讲规模，更要讲效益。在事业的内涵与外延上，传统广播电视重在内涵式提升，新媒体则谋外延式发展。比如要合理区分和科学发展广播电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不要从过去一谈广电产业就是异端邪说这一极端，跑到一谈产业就将整个广电“产业化”的另一极端。比如对于广电体制改革，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既要善于通过调整广播电视生产关系促进其生产力的发展；更要呵护广播电视生产力，真正使广播电视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成为调整广播电视生产关系的根本动因，防止主观的决策与盲动。比如广电传播既要追求形式创新，更要追求内容创新；既要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又要抑制泛娱乐化倾向；既讲收视率、收听率，又要防止唯收视率、收听率；既要追求经济效益，但首先要追求社会效益，坚守媒体责任和职业道德。比如在新闻传播中，既要强调党性原则，又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既要体现党的主张，又要反映人民心声；既要坚持舆论导向，又要通达社情民意；既要坚持正面报道，又要强化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如此等等。正如古人云，“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韩非子：《韩非子·饰邪·第十九》。上述种种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协调统一都属于规律的规定性、“道”的规定性，都属于必守之“恒”、必由之“道”。偏之废之，违之逆之，都将行之不远，乃至受到规律性惩罚。只有恪而守之，执而行之；遵而循之，张而扬之，才会促进中国广播电视新的健康发展。
总之，一方面，“不守道循常，即为妄矣”前蜀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七。另一方面，“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东晋葛洪：《抱朴子·黄白》。广播电视及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体系会永远在时代大潮中围绕守恒与适变不断前行，本书呈现的只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而已。
本书虽力求立足“当代”，对广播电视理论创新进行一次科学总结和系统梳理，但囿于学识和理论功力，时有浅陋之感，不当之处，诚望指正。
张振华
201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