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广播电视的精英文化则是一种高雅文化。由于文化精英是社会所普遍需要的各类文化知识的传播、应用和生产者，所以精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承担着教化大众、提升社会价值的功能，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
第三，广播电视通俗文化是在打破原有一元格局后发展得最快的文化形式，直接面对大众群体，以娱乐、消遣为主要价值取向。广播电视通俗文化以不可或缺的文化态势起着娱乐大众、播撒文化的作用，它具有合乎大众审美需要的内容和形式，同时把过去为少数人享用的文化变成为数众多的人所享有的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讲，通俗广播电视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文化产业理念十分盛行，整个社会文化场域中都弥漫着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全球化、个性化、多元化逐渐成为现代文化的身份标签。所谓“和而不同”，即越是全球化就越是多元化，全球化的愿望越是强烈，个性化和多样化也才越发得以彰显，越是全球化就越显得民族化的重要。正因如此，广播电视应当担负起为文化建设服务的重任，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深入民族传统的内核层面，在广播电视作品中开掘出国人之魂、展现出中华之志、释放出民族之情，最终提升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认同感。而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广播电视还应当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发扬民族伟大精神，表现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民族身份。同其他精神产品一样，广播电视传播中越具有民族性的作品，其越具有世界性和独特性。
毋庸置疑，社会文化多元性和受众需求多元性决定了传媒的多元化发展，而广播电视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文化传承和建构的主体，广播电视通过多种方式作用并影响着整个文化系统，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广播电视的普及为整个文化系统营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氛围，它使得电影、戏剧、戏曲等在广播电视文化的压力下去探寻与受众接近的新形式、新方法和新内容。如国外纪实性电影的发展就受到电视纪实特性的影响，我国近些年来通俗文学、迪斯科、通俗音乐、通俗电视剧、电影电视等的崛起，也同电视播放的相关节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至于广播电视对人们的服饰、发型、生活方式的影响就更是不胜枚举了。中国大众文化飞速发展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媒体深刻转型历史。广播电视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是广播电视传播的重要内容，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与共生的关系。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广播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他任何文化形态，已经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
三、传播和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党的十六大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形成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并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而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和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提升自身文化素质也是大众的急切愿望和着意选择，更是对他们文化权益的尊重和保障。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
所谓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明。习近平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好文化引领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之所以久经磨难后仍能延绵不绝，就在于这种文化的维系和支撑。正是各个时代优秀、先进文化的逐步积累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生存智慧，最终演化为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力量。对于“中国梦”的最终实现，不仅需要经济的持续发展，更需要文化的全面复兴。具体到中国的广播电视传播活动中，即是指弘扬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宣扬社会主义思想，提倡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与精神；提倡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提倡诚实守信，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通过对先进文化的弘扬，来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维护改革开放的成果，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反对“三俗”，增强“三力”，提升文化品格
近年来，中央高层明确强调抵制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的“三俗”之风，要求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作为文化领域的主力军，广播电视媒体如何保持自身的健康发展，已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
广播电视节目中存在的某些低俗现象已经影响到广播电视的公信力和广播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下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追根究底是一些广播电视媒体背弃了社会赋予的责任。胡锦涛在2009年10月的世界媒体峰会上指出，当今社会对各类媒体来说，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引领先进文化，弘扬优秀文化品格，为文化建设服务始终是广播电视媒体的根本职责，是任何时候都坚决不容动摇的。因此，要保证广播电视媒体认真履行好党和政府赋予的神圣职责，必须要通过强制性的力量进行制约，同时要从内部管理着手，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行业自律意识，通过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促进广播电视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第四节广播电视与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当前党和政府特别强调和突出的发展内容。其以和谐为追求目标，讲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体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方面内容，而这也对广播电视为社会建设服务指出了具体方向。
一、和谐社会与“善治”视野下的广播电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议。这是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的理念与目标上的一个历史性文献，同时也对广电传播提出了时代要求。
“和谐”一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隶属于哲学的概念范畴，它反映和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和谐社会”则是“和谐”这一哲学概念运用于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一种人类始终在不断追求的社会理想。郑保卫等著：《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利益交织交错，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成了当代社会建设一个必解的政治性课题。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进入21世纪后，广播电视成为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这是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之后对媒体提出的新要求，标志着新闻传播和舆情研究工作已成为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环。
广播电视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是社会上下之间、左右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具有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及公众行为，整合公众舆论，使之更加平衡、更加有序、更加和谐的功能。广播电视发展史表明，广播电视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逐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媒介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与其他子系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特别是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广播电视通过对社会环境的监测、信息的选择、舆论的引导，对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协调，从而形成相对统一的认知理念和价值认同，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施拉姆在《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中指出，“对任何社会来说，不论发展程度如何，传播总是处于生存的中心位置。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加以报道，有决定需要作出，有知识需要加以扩散，或变革迫在眉睫——信息就开始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需要特别迫切和普遍。在那里，分配给传播媒介的任务比发展前要广泛得多。如果信息流动和传播渠道不适应于这些任务，就必须加强建设，使之达到所需要的水平。”转引自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这段话精辟地总结了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社会系统中重要的组织部分，广播电视媒体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中，已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传声筒”或“减压阀”，而是应能敏锐地感知环境的变化，积极主动地促进社会各领域、要素之间平衡发展的“推进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广播电视的积极推动，同时，和谐的社会环境也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保障。
应该说，广播电视的和谐发展与传播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部分。广播电视信息传播的使命应是促进社会系统的整合与化解矛盾、协同发展、维护稳定。践行这一使命，不仅广播电视的社会生态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广电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而违背这一使命，则会使社会及媒体自身的发展都受到伤害。总之，广播电视和谐传播的理念与实践不仅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促进自我完善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