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师从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刘毓璜先生攻读先秦思想史研究生。在做毕业论文时，我最初把论文选题定在《论语》研究方面，当时刘先生听了我的想法后，眉头微微一皱，显然他对我的选题不太满意。刘先生是那种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老派学者，他不希望我们去“捣鼓”那些花里胡哨、不着边际的理论，他经常引用顾炎武“只管开山取铜，不捡废铜烂铁”的名言来要求和勉励我们。一部《论语》，即便是蕴藏丰富的铜矿，经过两千多年的深度开发，现在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收获？这是刘先生所担心的。当然，刘先生还有更深层次的担心，他当时并未明说，这是几十年后我自己体悟到的：《论语》书中的许多思想内容，只有随着人生经历和感悟渐渐丰富起来才能真正理解。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两句话字面上很好理解，但是每一个人的理解和体会都不一样，即便同一个人，三十岁和六十岁的理解和体会也不一样。研读《论语》是需要调动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感悟的，如果尚未经历多少人和事，就夸夸其谈《论语》心得，难免贻笑大方。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
毕业几十年来，我坚持研读《论语》，从未间断，但一直停留在“述而不作”的状态，因为我认为对于《论语》，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必须怀有崇敬之心、敬畏之心。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论语》以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民族灵魂，因此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不能不心怀敬畏，慎言慎举！
在研读《论语》的过程中，我发现孔子在与人作答或与弟子讨论为人处世的道理时，经常会以各种人物为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因此《论语》书中涉及各类人物多达150多人（包括一些佚名人物），有上古帝王、封建诸侯、世卿贵族、贤臣良相、名流逸士以及孔门弟子等。这些历史人物，大多是当时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们对古代历史发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推动或阻碍作用。孔子在臧否人物时，从华夏为正统和周室为正宗的历史观出发，对他们做出正面或负面的评判，对后代影响深远。然而迄今为止，从未有人把《论语》书中的历史人物梳理出来，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论语》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因而致使许多读者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评判仅仅局限于孔子的观点，有的以偏概全，有的以讹传讹。我由此萌发了写作《〈论语〉人物评传》的想法。
《〈论语〉人物评传》第一次把《论语》里的所有历史人物从书中剥离出来，结合《左传》、《国语》、《尚书》、《史记》等史书以及《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等诸子书中的有关记载，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论语》中的“一句话”人物）进行系统研究，每个人物有“传”有“评”。所谓“传”，就是一人一传，有言有行，有始有终，通过客观生动的描述，还原人物的本来面貌和思想倾向。其中许多人物过去从来没有人作专门研究，他们只是出现在正文的注释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谓“评”，就是从历史出发，把这些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和评判，一人一评，或宏观发论，或微观分析。许多人物，如果把他们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人生经历中，就会发现孔子因受其政治倾向和史学观点的影响，在臧否人物时存在着谬误与偏见。比如孔子称卫灵公“无道”，历数藏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以及评价卫国大夫遽伯玉为“君子”，楚国令尹子文为“忠”等等，结合他们的一生行止，这些评价有失公允，都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一定要分清是非曲折，而是希望研读《论语》者能够了解孔子在臧否人物时的政治立场，进而客观全面地认识孔子。书中的“评”是建立在“传”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内容不多，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论语》书中思想博大精深，我没有能力进行解读，因此我在写作之初就把这本书的功能定为从历史研究方面提供相关研读资料的工具书。人物和事件是构成历史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在弄清楚人物和事件的前提下，再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评判，从中得出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历史研究。根据这样的功能定位，我在梳理人物时力求齐全，《论语》中出现的人物一个不少，不论事迹多少，每个人都有交代，可供研读者随时备查。不得不承认，这样做学问是“笨办法”，但踏踏实实解决实际问题的“笨办法”总比陷人于云里雾里的“大智慧”要强！
全书成稿后约有38万字，在修改过程中，我又硬生生地删除了近10万字，被删除的部分都是我个人研读《论语》的心得体会，宛如断腕割肉一般地痛。但是，既然这本书的功能定位是工具书，就应该把那些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东西删除。我没有资格为读者解读《论语》每句话的思想内涵，但我可以帮助读者客观了解每句话所涉及到的人物面貌和事件概况。这就是工具书的功能。
写完《〈论语〉人物评传》，任务才算完成了一半，接下来应该是《〈论语〉事件评述》，即把《论语》书中涉及的所有事件梳理出来，一一进行评述，看来还得用“笨办法”。
卞朝宁
2014年10月于南京曲水斋
42.柳下惠（展禽）
《论语·卫灵公》：“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贤而不与立也。’”
《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生卒年不详，姬姓，展氏，名获，字子禽，又字季，惠是他的私谥《烈女传》：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仕于下位。既死，门人将诔之。妻乃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容，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因居家树柳（或曰食邑为柳下），故时人称之柳下惠，春秋时期鲁国公族大夫，鲁僖公时曾出任士师，主掌刑狱。
柳下惠讲求礼节，德行高尚，在当时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所以孟子把他和伯夷、伊尹、孔子并列为“四圣”，称他为“圣之和者（《孟子·万章章句下》。）”。柳下惠仕途颇为坎坷，不为执政国卿臧文仲所用，屡次被黜，孔子因此而忿忿不平，批评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其中“下展禽”和“祀爰居”与柳下惠直接有关（《左传·文公二年》。）。
“下展禽”，即“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被列为臧文仲“不仁”、“不知”之首。如果孤立地来看，“下展禽”确实有压抑人才之嫌，但如果从鲁国当时现实政治的大局来看，柳下惠屡遭弃用（合乎情理的。臧文仲当时为辅政国卿，国家的内政外交、天灾人祸都要他来应付，所以他需要的是能够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柳下惠是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他为人耿直，不事逢迎，有时甚至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孝公率师伐鲁，臧文仲原本打算亲自到国境上以文辞告谢退兵，后因突然生病，所以想改请柳下惠代劳，柳下惠却迂腐地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认为以文辞退兵不合礼，不可行。当时齐国已经大兵压境，情况十分危急，臧文仲没有时间再听他高谈阔论了，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对他说道：“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国语·鲁语》。）？”大敌当前，臧文仲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退兵，情急之中，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根本无暇顾及什么礼俗，而柳下惠仍然迂腐地坚持“处大教小，处小事大”的教条，这也不行，那也不对，处处为难，能不被“三黜”吗？
“祀爰居”之事，是柳下惠与臧文仲之间的另一次冲突，孔子仍然选择支持柳下惠。“爰居”是海上的一种大鸟，较为罕见。有一天，曲阜城东门外栖息了一只爰居，三日不飞，臧文仲觉得怪异，就鼓动国人前去祭祀。柳下惠认为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举行祭祀活动一定要慎重，臧文仲鼓动国人去祭祀爰居之鸟，这是违反先祖之制的。他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说起，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云里雾里，洋洋洒洒，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他最后说道：“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同上。）。”臧文仲后来接受了他的批评，但此事并不能说明柳下惠完全在理。臧文仲是鲁国的当政者，国中有海鸟来栖，引起国人的关注和恐慌，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采取祭祀禳灾的办法，此举无可厚非。而柳下惠不能实实在在地帮助解决问题，反而提出种种责难与非议，这种愚昧迂腐的做法实在不足为取。
柳下惠虽然仕途蹇促，但他坚持以“直道”事君，“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孟子·万章章句下》。）”，故而道德学问名满天下。面对诸侯各国的高官厚禄礼聘，他一一回绝，坚守节操，这些品质都是孔子所赞许的。
关于柳下惠的道德操守，最为人熟知的是“坐怀不乱”，典故出自《荀子》：“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荀子·大略》。）。”“后门者”，是看守后门的贫贱者。这句话的本来意思是柳下惠不以贫贱者为贫贱，愿意与他们共守贫贱。《孟子》中也说他“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孟子·万章章句下》。）？’”可是后来以讹传讹，竟演变成娇媚少女坐于怀中而不乱。
102.公西赤
《论语·公冶长》：“（孟武伯问：）‘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
‘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公西赤，公西为复姓，名赤，字子华，鲁国人，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公西赤擅长言辞应对，熟悉外交礼仪，他与子路、曾皙、冉有等人侍夫子坐时，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愿：“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①。”所以孔子认为他适合束带立于朝，接待宾客，或出使诸侯列国，折冲尊俎。后来他果然担任“行人”之职，代表鲁国出使齐国。当时的交通条件极为简陋，“行人”出使别国，寒冬酷暑，日晒雨淋，旅途劳顿，非常辛苦，孔子却说他“乘肥马，衣轻裘”，不愿意多与之粟。皇侃《论语义疏》中说：子华之母为当定乏？为当定不乏？若实乏，而子华肥轻，则为不孝，孔子不多与，是为不仁；若不乏，而冉求与之，则为不智。“请粟”
一事，竟惹出许多是是非非，让人无所适从。
①《论语·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