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他们一生并没有做过什么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只是坚守道德节操，标榜清高孤傲。如果用历史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根本不值一提，但如果用道德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就成了圣人。所以对于那些流芳百世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被后人的赞誉所蒙蔽，要认真考察他们的行止，关键是搞清楚他们的真实动机——为国？为民？还是为自己？因为我们不需要道德楷模，而需要行动强人。在这里不妨先亮明观点：伯夷、叔齐就是这种于国于民无用的道德楷模。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的两个王子。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孤竹国是殷商北面的一个小方国，其活动区域大致在今河北省滦河和青龙河一带，以农牧为主。孤竹族原本是商部族的一个旁支，商部族迂回南下中原时，他们逐步与部落联盟分离，形成一个独立的氏族部落，以墨胎为姓氏，并一直以商部族为宗主。了解孤竹国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我们了解伯夷、叔齐的政治立场。
关于伯夷、叔齐的事迹，《史记》有传，转述于此：一是让位避世。相传孤竹国国君在世时立叔齐为王位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欲让位于长兄伯夷，伯夷认为父王的遗命不能更改，于是跑到北海之滨隐居去了。叔齐也不愿意继承王位，随后也跑到北海之滨隐居了。国人见大太子和三太子都跑了，只好推举二太子（中子）为国君。孟子说伯夷、叔齐是为了逃避商纣暴政而“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孟子·万章章句下》。）”；二是“叩马而谏”。殷末之际，周人渐兴，西伯（周文王）仁德，伯夷、叔齐听说周文王“善养老者”，便从北海之滨赶到丰邑。此时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武王继位，他正在积极准备东进伐纣，伯夷、叔齐得知后，拦在周武王马前，拉住马的缰辔劝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就伦理而言，文王去世，三年服丧未满，武王就大动干戈，以臣讨君，确实是不孝不仁，故而他们“叩马而谏”，表示反对；三是“不食周粟”。武王克殷，取而代之，天下宗周称臣，伯夷、叔齐则不愿意与不孝不仁之徒为伍，他们跑到首阳山隐居起来，采薇而食，作歌为乐，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上述三件事情，如果从道德层面来评判，伯夷、叔齐身处乱世，却能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确实称得上道德楷模，所以后人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高得出人意料。孔子说他们是“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贤人”。孟子说他们是“圣之清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者，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万章章句下》。）”。韩非子说他们“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屈原说“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九章·橘颂》。）”。司马迁作《史记》，把《伯夷列传》放在人物列传的首篇，并以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方式，说他们是“积仁洁行”的善人。唐代韩愈则专门写了一篇《伯夷颂》……但凡赞誉者，大多是道德判断，不涉政治。
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评判，伯夷、叔齐的进退出处，是具有明确的功利色彩和政治倾向的。
先说兄弟相让之事。上古时期，部落首领或方国君王的生活条件其实是极其简陋、俭朴的，韩非子形容他们住的房屋是“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吃的食物是“粝栥之食，藜藿之羮”，穿的衣服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韩非子·五蠹》。）”，其辛苦程度远远超过那些在大田里劳作的奴隶。孤竹国是一个偏远的小方国，国君能享受到的特权是很有限的，所以不应把伯夷、叔齐避世让位想象得那么高尚、神圣，韩非子一语中的：“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同上。）。”也就是说，当孤竹国国君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遭灾受罪。
还有一个情况也应该结合考虑，殷商时期王位继承既可以长幼为序，也可以嫡庶为序。殷商早中期多以长幼为序，如商汤死后，外丙、仲壬按长幼相继为王；殷商后期则多以嫡庶为序，如微子虽长，但商纣为嫡，所以王位由商纣继承。孤竹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南朝皇侃《论语义疏》：“伯夷大而庶，叔齐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让，不复立也。”如果以长幼为序，就应该由伯夷继位，如果以嫡庶为序，则应该由叔齐继位。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继承王位呢？这里面是隐藏着凶险的，所以伯夷、叔齐不是让位避世，而是让位避险，他们不愿意为了王位而招致杀身之祸。
再说耻食周粟之事。后人多把伯夷、叔齐看作超然物外、淡泊名利、不问世事、抱节守志的清高名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这种行为恰恰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政治态度。孤竹国是从商部族分离出来的，并且一直称臣于商，他们把自己看作商人，他们的进退出处也以商王朝的兴衰存亡为准则。周武王兴兵伐纣，他们站在商王朝的政治立场“叩马以谏”，表示反对。周朝建立后，他们谢绝礼聘，不仕于朝，隐居首阳山，耻食周粟，最后饿死山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清高孤傲或沽名钓誉，而是要表明他们与周人之间势不两立的政治立场。耻食周粟，是因为周人与他们有灭国之恨，弑君之仇！关于这一点，过去很少有人提及。
伯夷、叔齐让位和避世，是殷商亡国之后的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他们没有像微子、箕子那样选择接受周朝的分封，也没有像武庚等人那样选择与周朝公开对抗，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既不利国利民，也不利己利他的避世之路，虽然他们名传千古，至今称颂，但却是百世无用，误导后人！
16.泰伯
《论语·泰伯》：“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在孔子对人物的评价体系中，“至德”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因为这是一个普惠天下的政治概念。其次是“仁”，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范畴。孔子一向口风甚紧，一般不轻易许人以“仁”。接下来是“忠”、“孝”、“智”、“勇”等等，这些都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某一方面，如能勤加修炼，亦不难实现。至于“直”、“清”、“文”、“佞”之类，则多半是他耍滑头，别人问起，他不得不说，应付而已。在《论语》书中，孔子谈及“至德”只有三次，一次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一次是称颂“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还有一次就是评价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
泰伯，亦作“太伯”，姬姓，商朝末年生活在岐山一带周部族首领古公覃父（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并不是名字，而是氏族内部的排行，泰，位重也，指氏族内部地位显赫；伯，长也。
古公覃父对周部族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为了摆脱散居在黄土高原游牧部族的骚扰，率领部众不断南迁，最终在漆、杜之间的岐山之阳定居下来。《诗经·大雅·緜》中记录了周部族的迁徙历程：“古公覃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周人在“周原”这片沃土定居下来以后，耕地面积大规模增加，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同时他们开始兴建城邑、道路、宫室和祭坛，“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柞棫拔矣，行道兑矣”。经过数年的繁衍生息，周部族已经成为商朝西部的一个强大方国，所以古公覃父后来被追尊为周太王：“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宓宫》。）。”
古公覃父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据《韩诗外传》、《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姬昌生有圣瑞，古公覃父贤之，他曾有意无意地说过：“我后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泰伯知道古公覃父想立季历为嗣，继而传位于姬昌，于是就托言去吴地采药，和仲雍一起离开岐下，一去不返。古公覃父临终前对季历说：“我去世后，你去请泰伯、仲雍回来，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你就把王位让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回来，你可以安心继位。”古公覃父死后，季历遵照父亲的遗训，把两位兄长请了回来，并希望他们继承王位，但是部族长老们则希望季历继承王位。泰伯知道古公覃父生前希望季历继位，因此他与仲雍商量，决定让位于季历。当时部族内部首领承袭制度并不完备，既可以按照长幼为序，也可以按照嫡庶为序，还可以论贤愚取舍，没有定制。但是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有可能给人留下口实。为了避免日后部族内部发生纷争，也为了避免日后季历对他们产生猜忌，泰伯和仲雍干脆按照吴地习俗，断发文身，远走他乡。至今想来，这一幕颇为凄凉。他们即将远离故土和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蛮荒之地，不知此生还能不能回来？在古人观念中，归属感是极为重要的，而他们今日别去，今后魂归何处？身葬何处？一切皆茫然！
孔子说泰伯“三以天下让”，关于“三”，后人有多种解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王充《论衡》：“昔泰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大王薨，太伯还，王季避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充：（《论衡·四讳篇》。）。’”其实“三”是一个概数，一再而已；所谓“天下”，更是几十年后的一个预期，故弄玄虚而已。
商朝末年，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散居在这里的“荆蛮”之人尚未开化，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政治上也与商朝离心离德。泰伯和仲雍来到这里后，定居在梅里（今无锡梅村），并将该地命名为“句吴”，这就是“吴”的由来。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农耕技术和先进文化，带领当地族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开发了这片蛮荒之地，“从而归之千余室（《史记·吴太伯世家》。）”。相传泰伯为了“穿浍渎而备旱涝”，开凿了伯渎河，河水流经坊前、梅村、荡口，直至漕湖，全长43公里，据说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
泰伯把中原文明的种子带到吴地，经过数年发展，东吴迅速崛起。春秋时期，吴国一跃成为能与中原诸侯争霸抗衡的强国，因此东吴人把泰伯奉为吴地始祖，尊称他为“吴太伯”。今江苏无锡市东三十里的鸿山还有泰伯墓，享堂门旁的石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广怀万古江南。”这副对联对泰伯一生功绩做出了精确概括。
周武王克商后，曾派人深入江南之地寻访泰伯。此时泰伯已经去世，无子，其弟仲雍继位，武王遂封其后人为伯，列为诸侯。在周初大封建中，东吴是建封最早的诸侯国，也是姬姓诸侯辈分最高的（祖太伯），因此司马迁作《史记》把《吴太伯世家》列为第一。如果以华夏为正统的观念来看，自泰伯开国之初，东吴就已加入周王朝这个大家庭了。由“荆蛮”到正统，泰伯居功至伟，他与宁愿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泰伯至寿梦共传十九世，“夷蛮之吴兴”，始称王。
孔子为什么盛赞泰伯“至德”？这与他的历史观有很大关系。孔子一贯坚持以中原华夏族为尊的正统观念，他竭力贬低周边经济与文化形态相对落后的异族，设立“夷夏之防”，声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在这种正统观念的支配下，他错误地将我国古代历史局限在华夏族的范围内，他的“历史”概念仅仅是夏商周三代的嬗递，而周边各族全是野蛮、落后的“蛮白之邦”，既不懂礼义，也不懂忠信，其有君不如无君，更没有什么历史可谈。他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维护过华夏族正统地位的人物推崇备至。泰伯对于中原华夏文明的贡献不在于“征诛”，而在于“开辟”，他用华夏文明同化了“荆蛮”之邦，使中原文化发扬光大，披泽天下，因此孔子对他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至德”。
17.周文王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诗经·大雅》中有《文王之什》，这是一组歌颂周文王功德的诗篇。这些诗篇，有的回顾了周人祖先的兴业历史，如《緜》、《皇矣》等；有的宣扬了周文王“受命于天”的天命观念，如《文王》、《大明》等；有的歌颂了周文王“厥德不回”的高贵品质，如《大明》、《皇矣》等；还有的则夸耀周文王的伟大功绩，如《灵台》、《文王有声》等。显然，周人在政治思想和文化形态上要比商人高明许多，他们不仅牢牢掌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控制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而且还善于通过艺术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政治观点，美化自己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