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姬姓，名昌，周部族首领季历之子，我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周朝的缔造者。商朝末年，居于渭河平原的周部族经过数代经营，已经发展成为西方一个最为强大的诸侯方国（部落联盟），并与商王朝发生冲突，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部族的势力，借故将周部族首领季历杀死。季历死后，子姬昌继位，同时他也继承了商朝封予的西伯爵位，故称西伯昌。据《史记》记载，姬昌在去世前七年才正式称王，故后人称他为周文王，“文”是谥号，按照古代谥法，“经天纬地曰文”。不过孔子这里所说“文不在兹”的“文”似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特指“文武之道”。周文王在位共五十年，基本完成了“翦商”大业，因此历史上一般都认为他是周朝真正的缔造者。
周文王继位之后，面临的最大敌人是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商王朝，此时商朝势力还很强大，他曾试图发兵伐商，但未能取得胜利，因此他听取了身边谋士的建议，“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史记·周本纪》。）”，表面上仍然臣服于商朝，暗中却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利用商王授予西伯拥有征讨西北诸侯部落的特权，发动了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先后率兵征服犬戎、密须（今甘肃灵台西）、阮（今甘肃泾川县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县北）等西北方小邦国，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加强了西北方的防御力量，巩固了周部族的后方。《文王之什》描绘道：“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诗经·大雅·皇矣》。）。”
在稳固西部之后，周文王把力量转向东方，他先在渭泾之间建立毕邑（今陕西咸阳北阪），逐步向渭北平原东部扩张，然后渡过渭水，消灭了崇国（今陕西户县东）。崇国是商朝西部的重要同盟方国，崇侯虎是商王纣的同姓亲信，他一直与周部族为敌，曾在商纣面前挑唆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利于帝。”周文王为此被商纣囚禁在羑里长达七年之久。据史书记载，周部族与崇国的战争异常激烈，战前周文王发布宣言：“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说苑·指武篇》。）。”周文王联合众多诸侯方国组成联军向崇国国都发起猛烈攻击，然而崇侯虎高筑城墙，闭门死守。《文王之什》生动地记录了这场攻城战役的盛况：“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诗经·大雅·皇矣》。）。”周部族联军用临车、冲车等进行冲击，用钩梯、戈刀等攻城，声势浩大，所向披靡，一举歼灭崇国，清除了周部族向东发展的一大障碍。
周文王占领崇国领地后，控制了整个渭河平原全部土地。为了巩固胜利成果，他征调大批在战争中捕获的俘虏，在沣水西岸修建了都城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形成了与商王朝对峙的西部中心。周边的诸侯方国因不堪商纣暴政，纷纷叛离，归附周文王，“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四十余国（《左传·襄公四年》。）”。此后，周文王又沿河东出河南和河内，一度伐邗（今河南泌阳县），攻克太行山区的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南），直接威胁到殷都。
周文王在武力扩张的同时，非常注意“积善累德”，所以许多诸侯方国都主动归附于他。关于周文王以德化民、笼络人心的传说，流传最广的是“断虞、芮之讼”。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和芮（山西芮城县西）是河东地区的两个小国，两国因土地划界发生纠纷，他们听说周文王仁德公正，便去找他裁决。他们到达周境后，发现这里的人们都彬彬有礼，途中相遇主动让道，凡事先谦让老者。受此感化，他们幡然悔悟道：“我们所争执的，恰恰是周人所耻辱的。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见周文王了，否则就是自取其辱。”回来后，两国各自让出地界，从此礼让相处。天下诸侯听说此事后都说：“西伯盖受命之君（《史记·周本纪》。）。”于是纷纷归附周文王，周部族日益强大，三分天下有其二，在与商王朝对抗中逐渐占据优势。《文王之什》中赞颂道：“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后，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诗经·大雅·緜》。）。”
二
随着周部族规模不断扩大，部族内部管理事务也越来越繁杂，为此周文王在内政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维护了部族内部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周部族在发展历史中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周人先祖弃在夏禹时代曾担任过掌管农业生产的职官“后稷”。周文王继位后，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经常亲自督促农耕。《尚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惶暇食，用咸和万民。”他经常和农夫们在大田里一起劳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为了鼓励发展农业，促进货物流通，周文王还实行了“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等措施（《孟子·梁惠王上》。）。所谓“耕者九一”，就是对农民实行九分抽一的税率，这样可以有效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所谓“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就是对于流通货物，在经过关口或市场交易时只稽查，不征税，鼓励进行商品交易。不禁止渔猎，也不加征税赋。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因而受到广大部族民众的欢迎。孟子曾对周文王“治岐”的农耕社会做出这样描述：“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章句上》。）”。
为了维护周部族联盟内部的统治秩序，保证奴隶主贵族对奴隶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周文王还颁布了“有亡荒阅”、“罪人不孥”等相关法令（《左传·昭公七年》等。）。“有亡荒阅”，就是要对逃亡的奴隶进行大搜索，任何人不得私自收留和藏匿。显然，奴隶主贵族是这条法令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更加拥戴周文王。“罪人不孥”，就是不把罪人家属籍没为奴。这条法令体现了周文王一贯倡导的“慎刑”、“明德”思想，实施刑罚只是维持统治秩序的手段，真正目的在于威服人、感召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万民归附。
完成“翦商”大业，必须集聚各方人才。周文王礼贤下士，四处网罗人才，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贤达名流，《文王之什》中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大雅·文王》。）”。当时孤竹国的两个太子伯夷、叔齐隐居在北海之滨，他们都是有名望的“天下之大老”，听说周文王礼贤下士，善养老者，便投奔了周文王。“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孟子·离娄章句上》。）”。太公望吕尚是济世奇才，却遭商纣弃用，隐居东海之滨多年，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齿堕”的老者，每天只能在河边钓鱼打发时间。周文王得知后亲自去寻访他，请他辅佐自己治理天下。“夫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非于是子（吕尚）莫足以举之，故举是子而用之（《荀子·君道》。）”。“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荀子·解蔽》。）”。在周文王的感召下，当时的贤士达人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人闻风而动，纷纷投奔到他的麾下（《史记·周本纪》。）。这些人才帮助周文王处理各种内政和外交事务，随他一起出征四方，在兴周灭商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文王在位期间还大力实施“仁政”，努力缓和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矛盾，改善民生，多予少取，慈惠爱人，“怀保小民”。他常常告诫奴隶主贵族要学会“让”与“不争”，这样才能维持良好的统治秩序，缓和矛盾对立，达到“子子孙孙永保民”的政治目的（《尚书·梓材》。）。“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左传·襄公十三年》。）”。对于鳏寡孤独者，他倍加关爱，尽量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饱。不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孟子·尽心章句上》。）”。虽然孟子的话里有夸大和美化的成分，但仍然能让人感觉到周文王这种仁慈亲善的人文关怀精神。
周文王在内政方面推行的种种改革措施，虽然是从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立场出发的，但在客观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善了社会关系，因此他在位五十年间，周部族势力不断壮大，为“翦商”大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
周文王在对外不断扩张、对内实施“仁政”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周人擅长利用舆论工具来美化自己，抹黑别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关史料，大多已经被周人刻意粉饰过了，所以使用史料时不得不多一个心眼，否则就会“隔空”上当。比如周文王讨伐崇侯虎，原本这只是部落方国之间的一场兼并战争，但是经周人粉饰之后，却变成了一场道义之战。“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伐崇是因为崇侯虎“德乱”，文王是代表正义对他实施惩罚的。崇国都城久攻不下，是因为文王“修教（德）”不够，“修教（德）”完成后再来攻城，崇人便乖乖投降了。如此过度粉饰，难免露出马脚，反而让人起了疑心。当然，抢占意识形态领域的制高点和话语权，在政权更迭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商朝末年，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意识仍然是原始宗教性质的“君权神授”天命观。周文王要从商纣王手中夺取政权，就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取“天命”权。周文王继位之后，虽然在行动上表示臣服商纣王，私底下却大肆宣扬“受命作周”的天命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王之什》中深切地感受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丕）显，帝命不（丕）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尽管《文王之什》是后人追叙文王功德的诗篇，但从中可以看出“文王受命”、“受命作周”的天命观念在当时已经普遍流行，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周人大张旗鼓地宣扬“文王受命”、“受命作周”的天命观念，其目的就是为伐纣灭商进行思想准备、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占据道德和道义的制高点，这与商纣“弗敬上天”、“慢于鬼神”形成了鲜明对比。
“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可以令人敬畏，但却缺乏理性说服力，而且善恶不辨，对人的行为也缺乏约束力。商纣暴虐，没有受到上天惩罚，文王仁慈，也没有受到上天青睐；文王说自己是“受命作周”，商纣也说自己“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史记·周本纪》。”！周人和商人各有各的天命，究竟应该相信谁呢？显然，这种原始的天命观在理论上存在着天然缺陷，为此周文王对传统的天命论进行了改造，进一步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明德”思想，即“天命”并不是麻木不仁、不辨善恶的，而是根据人间善恶来实施赏罚、决定兴亡成败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因此统治者要“务修德音以享神人（《左传·昭公四年》。）”。在原始的天命观念中引入“德”这个政治伦理观念，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进步。周文王是“明德”思想的政治实践者，而周公则是“明德”思想的理论集成者。
周文王在与商王纣的政治对决中，决定性的优势在于他能“积善累德”。后人对他的称颂也主要集中在他善于“明德”、“修德”等方面，孟子说他是一个“以德行仁者（《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文王之什》中说他“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诗经·大雅·大明》。）”，“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诗经·大雅·皇矣》。）”。《左传》载：“《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刑，务去之之谓也（《左传·成公二年》。）。”
关于“明德”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概括为“度”、“莫”、“明”、“类”、“长”、“君”、“顺”、“比”、“文”等九个方面，统称为“九德”，既有对于个人修养的内在要求，也有对于仪刑四方的外化要求。周文王的“明德”思想，在令人敬畏的天命观念中加入了一丝人文关怀的温情，因而赢得了众多诸侯方国和黎民百姓的拥戴和支持，这也是成周灭商的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