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论语》人物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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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春秋诸侯及公室成员(14人)(1)

20.鲁公(伯禽)

《论语·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善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东征时遇到最强劲的对手是归属于商的古奄国,它与徐人联合淮夷和东方其他邦国结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周联盟,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所以周初大封建时,周公亲自受封于此,“因商奄之民”,在“少皞之虚”建立鲁国。《孟子》说:“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见鲁国当时的封地并不大。后周公因武王病逝,成王年少,他要留守宗周辅佐成王,故而未能就封,而是命其长子伯禽前往封地。《诗经》中有明确记载:“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经·鲁颂·宓宫》。)。”

伯禽(?—公元前998年),姬姓,名禽,字伯禽,亦称禽父,周公旦的长子,封地为鲁,爵位为公,故称“鲁公”。周初因“周公之代成王治”,所以他亦“代就封于鲁”,成为西周初年鲁国的开国国君。伯禽就封之前,周公谆谆教导他道:“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史记·鲁周公世家》。)。”孔子这里也记录了周公对伯禽说的另一段话:“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善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这段话主要说的是用人问题。其中“施”字最难解,考“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当解为“弃忘”。周公首先要求伯禽一定重视用人问题。周公以自己为例,他即便在洗澡吃饭的时候,有人来访,他也要“捉发”、“吐哺”,“起以待士”,因为贤人难求。如果得到贤人辅佐,为政就不难了。在任用贤人的同时,还要注意依靠“亲”与“故”,要利用宗法血缘关系来维持统治。对于血缘关系亲近的老臣和故善,不要求全责备,他们也许不能成事,但至少不会坏事。

按照惯例,周公对于受封诸侯,一般都会代表成王发布诰令,康叔受封于卫,周公作《康诰》、《酒诰》、《梓材》,对他加以诫勉;唐叔受封于河东建立晋国,周公“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据《左传》记载,伯禽受封之时,周公也作《伯禽之命》,对他提出许多忠告《左传·定公四年》。)。《伯禽之命》今已佚失,据后人推测,孔子曾见过《伯禽之命》,“周公谓鲁公”这段话也许就出自其中。与《康诰》、《酒诰》相比,周公对伯禽的诰令要温情许多,而且内容也很实在。当然,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格外关切,这也是人之常情。

伯禽就封鲁国时,周公特意把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殷民六族”作为种族奴隶分给他,供他驱使,又专门为他配备了“祝、宗、卜、史”之类的专职人员,帮助他在鲁国推行“周礼”,还分给他大量的“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同上。)”,因此鲁国在诸侯国中一直是保存周朝典章制度最完备的国家。春秋时期,晋国韩宣子在鲁“观书”,吴国公子季札在鲁“观乐”,都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伯禽到鲁国之后,建邦立国,发展经济,用了三年时间来彻底改变殷奄遗民的风俗,不折不扣地推行周朝礼制。而和他同时受封于齐的太公姜尚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一切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建国任务。后来太公听说伯禽三年之后才报政于周公,不禁感叹道:“呜呼,鲁后世其北面而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齐太公世家》。)。”意思是说,以后鲁国将北面称臣于齐国了,因为伯禽过分拘泥于繁复的周礼,未能考虑到东夷地区的实际情况,齐国则简易其政,因势利导,便利百姓,所以归附者日众。孔子也曾对此事发表过评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所谓“道”,即周文王的“王道”。孔子以“王道”为标准,认为“齐”—“鲁”—“道”三者呈渐进梯次,因为齐国急功近利、重刑轻礼的做法只能算作“霸道”,而鲁国崇尚仁义、移风易俗的做法则接近“王道”。

伯禽建鲁,定都于曲阜,围绕都城划定“郊”(城外近处曰郊)、“遂”(城外远处曰遂)区域,并按照宗法血缘关系实行分封,逐步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鲁国初创时期,占据东郊费邑附近的徐戎、淮夷残余势力经常发起挑衅,伯禽不得不发兵讨伐。在一次规模较大的征伐中,伯禽动用“三郊三遂”的全部兵力,并作《费誓》进行战前动员。《书序》中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册中认为,《费誓》是鲁僖公讨伐淮夷时所作。)。”他在《费誓》中要求“三郊三遂”所有参战人员必须穿戴好盔甲,准备好戈矛和弓箭,在甲戌日这一天随他一起讨伐那些叛乱的徐戎、淮夷。大家都要奋勇当先,勇敢杀敌,否则将会受到军法处罚《尚书·费誓》。)。鲁军在这场战争中攻克了东郊重镇费邑,基本消灭了徐、夷残余势力。伯禽后来将费邑分封给与公室血缘关系最近的季氏家族镇守。至此环绕曲阜四周的“郊”与“遂”全部连通。

平定徐、夷叛乱后,伯禽开始把精力转向国家治理方面,他遵照周公的教导,寻访天下贤士,推行周朝礼制,教化国内百姓,提倡忠孝仁义,从而使鲁国成为闻名的“礼仪之邦”。在为政措施上,他划定四“郊”四“遂”,按照宗法关系实行分封,组建军队,发展生产,鲁国国力逐渐增强,周边许多小邦国纷纷归属鲁国,鲁国的控制区域也越来越大,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藩卫周王朝的一个强盛大国。

伯禽在位共四十六年,周康王十六年卒,死后归葬于周。他在位期间积极贯彻周公的“礼制”思想,为鲁国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周朝思想文化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21.齐桓公

《论语·宪问》:“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问:‘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关于“王霸”问题,先秦时期各家各派均有所论及,观点不一。《管子·兵法》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大概是因为《管子》书的真伪问题,很多人都忽略了这段话。我认为这段话的价值在于作者通过总结历史、考察现实,归纳出来一个由高级到低级的政治理想序列:“皇”、“帝”、“王”、“霸”。其中,“皇”与“帝”在政治上已经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些都是远古时期的传说,不具有现实意义。“王”与“霸”则是低于“皇”与“帝”的政治形态,这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而实现的理想境界。从理论上说,“王道”是实行礼治的必然结果,而“霸道”则是推行法治的必然结果;“王道”是通过施仁布德来征服人心的,即所谓“通德者王”,而“霸道”则是通过武力威慑来逼迫就范的,即所谓“谋得兵者霸”。因此先秦时期,儒家学派言“王道”而黜“霸道”,而法家学派则言“霸道”而黜“王道”。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他依靠武力实现了春秋首霸,“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齐太公世家》。)”。儒法两家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对齐桓公的霸业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齐国游学时,齐宣王特意召见他,向他请教治国方略。齐宣王向他请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齐宣王是齐桓公的后代,齐桓公的霸业在当时被传为美谈,齐宣王当然希望听到孟子的赞誉之辞,同时也明确表达了他强兵富国的执政理念。然而孟子并不买账,他回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这一点倒是事实,《孟子》书中对‘桓文之事’几乎绝口不提)。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在孟子看来,齐桓公依靠武力所成就的霸业与儒家学派所倡导的以德服人的“王道”相比,实在不值一提!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又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章句下》。)。”意思是说,崇尚武力的“霸道”相对于崇尚仁德的“王道”而言,是一种背叛和犯罪;法家学派的政治立场与儒家学派不同,他们从齐桓公的争霸实践中总结出许多成功经验,进而形成了具有综合倾向的法治主义思想体系,即主要保存在《管子》书中的齐法家思想。齐法家对齐桓公的霸业推崇备至,并把锐意推行法治改革的管仲视为法家学派的先驱之一。韩非子是战国时期三晋法家学派集大成者,他对齐桓公的评价也很高,多次称颂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霸)长”的功绩《韩非子·十过》等。)。

不同的学术派别,不同的政治主张,会对历史作出完全不同的评判。因此我们在使用史料时,首先必须分析材料的来源以及作者的政治立场,否则就难以保证客观公正。

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姜姓,吕氏,名小白,太公吕尚的第十二代孙,齐僖公的庶子,春秋时期齐国第十五任国君,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初年,周室衰微,大国崛起,诸侯各国之间必须凭实力说话。齐国自太公姜尚立国以来,经过十几代君主的苦心经营,逐渐发展成为黄河下游地区的诸侯强国。第十三任国君齐僖公在位时期励精图治,齐国疆域又有所拓展,国力也有所增强,在东部地区已具备争霸的实力。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公子诸儿,是嫡出,次子公子纠和少子公子小白都是庶出,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人。齐僖公去世后,嫡长子公子诸儿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昏庸无能,为政无常,在位期间做了许多荒唐事情。当时辅佐公子小白的太傅鲍叔牙说:“国君怠慢百姓,民怨日积月累,齐国不久将发生叛乱。”因此他辅佐公子小白跑到卫国的附属国莒国避难去了。公子纠也在管仲、召忽的辅佐下跑到鲁国避难去了。

鲁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齐国国内发生叛乱,叛乱的起因是被派往葵丘戍卫的大夫连称、管至父因戍期已过,齐襄公仍不派人去接替他们,他们心中怨恨,于是与襄公之弟公孙无知等人勾结,发动叛乱,杀死了齐襄公,公孙无知自立为齐君。第二年,齐大夫雍廪又杀死公孙无知,齐国一时竟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

齐襄公和公孙无知相继被杀后,此时具有继承君位资格的只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他们二人都是庶出,血缘亲疏关系相等,但当时他们都在国外避难,这就意味着谁先返回齐国,谁就可以抢先继位。齐国国人比较憎恶公子纠的母亲,而同情年少丧母的公子小白,齐国贵族国、高二氏派人赶往莒国给公子小白报信,让他赶紧回国继位。同时鲁国也派出军队护送公子纠赶回齐国。为了阻拦公子小白回国,公子纠派管仲率人到莒国通往齐国的路边伏击。管仲等人赶到莒国边境时,正好遇见公子小白一行人,他便拿出弓箭,对准公子小白射了一箭,这一箭恰好射中小白腰间的带钩,没有伤及身体。公子小白假装中箭,大叫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被射死,立即派人给公子纠送信。公子纠得知公子小白已被射杀,觉得再也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了,于是行进速度慢了下来,行程足足延缓了六天。而公子小白诈死骗过管仲后,一行人日夜兼程,抢先赶回齐国国都临淄。齐国贵族国、高二氏立即拥立小白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打算委任太傅鲍叔牙为太宰,主掌国政,但是鲍叔牙推说自己才能平庸,难当大任,他竭力向齐桓公举荐管仲。齐桓公说:“管仲射我一箭,若不是腰间的带钩帮忙,我早就没命了!他与我有一箭之仇,我怎么能重用想杀我的仇人呢?”鲍叔牙说:“其实管仲本人对国君并没有仇恨,因为他是公子纠的太傅,所以不得不尽忠尽责。如果国君尽释前嫌,委以重任,他对您也会尽忠尽责的。”齐桓公是一个志向远大的君主,此前他对管仲也有所了解,知道他是“天下之才”,如果能得到管仲辅佐,必将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因此他用武力逼迫鲁庄公杀死公子纠,召忽自刎以殉,管仲则被关在囚车里押解回齐国。

管仲回到齐国后,齐桓公“三爨”、“三浴”,亲自到郊外迎接,拜他为相国,委以治国重任。管仲受拜国相后,担心自己人微言轻,政令难以推行,于是有意向齐桓公提出三个难题:“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制亲”。齐桓公使他“立于高、国之上”以显贵,“有三归之家”以富足,“立为仲父”以亲近(《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这件事情充分表现了齐桓公的雄才伟略,他与管仲此前虽有过节,但是为了成就霸业,能够尽释前嫌,用人不疑,充分授权,为管仲施展治国才能创造一切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