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在位期间的最大功绩是融合了周边的许多部落，大大扩大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部落联盟的规模；惩处了少数为非作乱的氏族部落，维护了部落联盟的内部稳定。当初唐尧在取得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首领地位后，声名远播，周边的许多部落都想加盟，其中“八恺”、“八元”十六族人才济济，世济其美，但是唐尧缺乏远见，拒绝他们加入联盟。舜继位后，立即吸纳“八恺”、“八元”十六族加入部落联盟，（《左传》、《史记》中都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可见此事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舜吸纳“八恺”、“八元”加盟后，委派“八恺”掌管土地事务，他们度九土之宜，按时序开发，地平天成；委派“八元”掌管民俗教化事宜，他们布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于四方，内平外成。对于那些毁信废忠，崇饰恶言，行凶作乱，不可教化的氏族部落，舜则坚决予以打击，当时帝鸿氏的“浑沌”、少皞氏的“穷奇”、颛顼氏的“梼杌”和缙云氏的“饕餮”四个部落被天下之民称为“四凶”，他们作恶多端，扰乱太平，天下之民深恶痛绝，舜将他们通通流放到距王城四千里之外的“四裔之地”，部落联盟内部才得以安宁。后人对于舜重用“八恺”、“八元”和流放“四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左传·文公十八年》。）。”这里引用《虞书》里的句子均见《尚书·舜典》。
由于部落联盟的规模不断扩大，联盟内部的事务也日益增多，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舜在位期间对原来比较松散的联盟议事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扩大了议事组织的成员，设置了许多掌管具体事务的职官，并根据各人特长委派相应的职务：禹担任司空，主管治理水患事务；弃担任后稷，主管农业生产事务；皋陶担任士（大理），主管狱讼事务；垂担任共工（工师），主管百工事务；益担任朕虞，主管开辟山泽事务；伯夷担任秩宗，主管祭祀典礼事务；夔担任典乐，主管音乐教化事务；龙担任纳言，负责传达舜的指令和收集民情。舜还规定，每三年对所有职官进行一次考核，政绩显著者提拔重用，不称职者予以撤换。设官分职，加强考核，所有职官职责分明，人人勤勉，部落联盟的各项事业迅速兴旺发达起来。
选贤任能是舜的为政特点，孔子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荀子说他“尚得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荀子·成相》。）”。得天下贤能而任之，舜就可以“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荀子也说：“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荀子·解蔽》。）。”
舜在政治制度方面所进行的改革是富有创造性的，部落联盟内部职官设置齐全，已经初步具备了国家机器的架构。职官任用以德行和能力为标准，并以“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史记·五帝本纪》。”来加强管理，这些举措为夏朝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虞之际，水患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唐尧在位期间错误地任用了鲧，结果未能解决水患问题。虞舜继位后，大胆启用经验丰富、勤勉务实的禹。禹身为表率，率领众人“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史记·五帝本纪》。）”，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天下黎民才得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此外，随着部落联盟的疆域不断拓展，下辖的“十二牧”、“九州”领土面积已达方圆五千余里。为了对域内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统治，舜任命伯益掌管火政，伯益率领部落民众进入未经开垦的深山大泽，用烈火焚烧枯枝杂草，把野兽驱赶到深山里去，然后开辟道路，沟通联系（《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他自己也经常巡狩各地，祭祀名山大川，会见部落首领，考察风土民情，甚至最后死于南方巡狩的途中。
三
在先秦诸子书中，有许多关于舜“让天下”的记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从情理来说，舜让位于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实在太辛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绝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风光无限，快活无边！有趣的是各家各派都借题发挥，以此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儒家学派在政治上主张实施“仁政”，按照“仁”的要求，有德之君应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即不以天下为私有，如果遇到比自己贤能的人，就应该主动让贤，以利天下，这是孔子的观点。孟子则进一步发挥道：“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舜的父亲）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离娄章句上》。）。”又说：“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章句上》。）。”孟子认为，孝悌是“仁”之本，如果能让自己的父亲高兴满意，那么天下就可以实现大治了，所以为了“事亲之道”，即便“天下悦而归己”，犹视若草芥，可以让位于贤。
道家崇尚自然，追求人性返璞归真，因此他们宁愿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也不愿意为天下所累。《庄子·让王篇》载，舜曾数度让王于子州支伯、善卷、石户之农等人，这几个人都是当时不满时政的隐居高士，不愿与世俗为伍。善卷对舜说：“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俙。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只求自给自足，悠闲自得，何必为天下俗事操劳烦心呢！舜没有办法，又想让位于友人北人无择，北人无择对他说：“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于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见之。”他说完这话后，竟投清泠之渊自尽。在道家看来，世界本源的“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因此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无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老子：（《道德经》。）”，这样就可以得“道”了。而世人倡导的仁爱礼义是“有为”的，以仁爱礼义治理天下更是与“道”背道而驰的，天下“有为”越多，背离“道”的“无为”就越远，离人生的真谛就越远，所以他们唯恐避天下于不及，怎么可能接受舜的“让天下”呢？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认为，尧舜等古代帝王“让天下”根本就是儒家编造出来的虚伪谎言，他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栥之食，藜藿之羮；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韩非子·五蠹》。）。”古代帝王住的是简陋的茅屋，吃的是粗劣的食物，穿的是土布或兽皮制成的衣服，他们的生活待遇比不上看门的人，辛苦程度却远远超过那些在大田里劳作的奴隶，所以“让天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不值得大肆称赞。他又接着说：“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同上。（《韩非子·五蠹》。）。”古代帝王动不动就要“让天下”，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尚，而是治理天下实在太辛苦，而且待遇又低；现在人们争相出仕做官，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品德低下，而是当官有权有势，可以捞取很多实惠，当一个县令，子孙后代都能享受荣华富贵。既然人人都想做官，那么“圣人”就不能实行脉脉温情的仁义礼让，而应该重赏罚，严法度，推行法治。
3.禹
《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宪问》：“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一
历史在漫长的渐进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方便人们叙述或记取。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间节点是夏朝的建立，夏朝的建立者是禹。
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或禹）。夏后氏原本是我国上古时期的一个部落，《诗经·商颂·长发》中说“禹敷下土方”，这里的“土方”是指西部河套一带。上古时期，夏后氏沿黄河南下，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步与中原部落融合。禹是夏后氏的杰出人物，年轻时就崭露头角，唐、虞之际，他已经是中原地区部落联盟议事机构中的一位重要成员。《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这样的记载显然有误（尧距黄帝五世，舜距黄帝九世）。其父为鲧，因治水无功而被舜所杀（一说流放）。舜去世后，经部落联盟内部一致推举，禹继位为以华夏氏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首领，后来他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国君，史称大禹、帝禹或夏禹。
夏禹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以华夏氏族为主体的中原部落联盟在连年征战中，不断与周边的氏族部落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一百多个部落组合而成的大联盟，这些人统称“百姓”。同时，他们凭借武力征服了“九黎”、“三苗”等氏族部落，这些人统称“黎民”、“苗民”。当然，“百姓”与“黎民”、“苗民”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他们是奴役与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有压迫就有反抗，虽然今天我们查阅不到有关记载，但“黎民”、“苗民”的反抗是必然的，于是就形成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了“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节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继续维持对被奴役者的剥削与压迫，以禹为代表的夏朝统治者不断强化国家机构，他们在尧舜时期职官设置的基础上，又新设了“牧正”、“庖正”、“车正”等职官，国家机构的分工越来越精细，职责越来越明确；他们还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军队，制定了刑律，建造了监狱。《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就是夏朝统治者对被奴役者实施专政的法律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原始宗教也由“百姓”垄断，庶民是不得参与祭祀活动的。夏禹对国家制度作出根本改变的是废除了原始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王位“禅让”制度，实行了“天下为家，各亲其亲”的王位世袭制度（《礼记·礼运篇》。）。
围绕建立国家，禹实施了一系列的配套举措。一是定九州。据《史记》记载，禹把全国分为九州：冀州（河北、山西、辽宁）、兖州（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青州（山东、辽宁一部分）、徐州（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扬州（淮河以南，东南至海）、荆州（湖北南部、贵州、广西）、豫州（河南、湖北北部）、梁州（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北部）、雍州（陕西、甘肃、新疆、青海），“九州攸同，四奥既居（《史记·夏本纪》。）”。禹还根据各州物产不同，规定征收不同的贡品。二是筑都城。传说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造都城的帝王，他确立王权以后，在嵩山之阳建立了阳城（河南登封县告成镇），作为夏朝的都城，后又迁往阳翟（河南禹县）。阳城和阳翟都在颍水上游，西面是伊洛一带的河南地区，东北是兖豫大平原，东南则为淮上，地理位置处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便于结合东南地区的众多邦国和部落。近年在颍水北岸五渡河泮王城岗发现东西相连的两座城市遗址，有人认为这就是“夏墟”。三是召开涂山大会。夏国建立后，禹在阳城东南的涂山召开了规模空前的诸侯大会。《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次大会被认为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禹在大会上训诫各地诸侯要克服矜伐，相互劝勉。四是铸造九鼎。涂山大会后，禹用各方诸侯的贡金（青铜）铸造了九尊大鼎，九鼎与九州一一相对，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奇异兽。九鼎集中安置在都城阳城，以此来显示夏禹是御统九州的至高无上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