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郷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汤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革命者。《周易·革卦·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夏朝统治，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权，更在于其“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性质。在鬼神和天命观念为主导的时代，敢于革命，这确实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
一
汤，姓子，名履，又名天乙，庙号太祖，史称商汤、成汤、汤武、成唐等，殷墟甲骨文中称成、唐、大乙。他出生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后迁居亳。夏朝末年，汤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以商为氏的氏族部落首领，称臣于夏。夏桀在位期间，“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天下诸侯方国众叛亲离，商汤趁机发动革命，用武力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他为商朝的第一个王。
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为上古太皞时九夷的一支。传说商的始祖是契，契是帝喾的后裔，帝喾的妻子简狄在海边洗澡时吞食了玄鸟卵而怀孕生契。这个传说反映了商族是以燕子为氏族图腾的，也反映了商族在契以前还未脱离母系氏族社会。从契开始，商族才正式进入父子相承的父系氏族社会。尧、舜时期，契作为东方氏族部落的代表进入华夏部落联盟的议事决策机构，后来他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民俗教化事务，并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由于契为商族的发展开创了局面，打下了基础，因此商人把他奉为始兴之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诗经·商颂·玄鸟》。）。”
由契到汤，共传了十四代，正好与夏王朝相始终。商族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夏朝末年，已经成为东方一个势力强大的方国。当时，以夏桀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骄奢淫逸，残暴无道，不仅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也引起所属部落方国的不满和怨恨。在这样的形势下，商汤表面上臣服于夏，暗地里已经开始进行灭夏准备。他先在商丘旧邑的基础上兴建亳邑（今河南商丘北），作为新都。然后他以亳邑为中心，囤积粮草，扩充人马，训练军队。当济泗一带的许多方国纷纷叛离夏桀时，他主动与他们结成同盟，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还利用夏王朝授予“得专征伐”的特权（《史记·殷本纪》。），通过武力征服周边的小国。商族部落的发展与壮大，引起了夏桀的警觉，他为了压制反叛的东方诸多方国，专门在有仍举行了一次诸侯盟会，结果激起有缗氏族（今山东金乡县东北）的反叛。夏桀发兵攻打有缗氏，虽然有缗氏战败，但夏王朝也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商汤趁机发展自己的力量，与夏王朝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商汤深知，要战胜强大的夏桀，必须得到诸侯方国和天下民众的支持。因此他布德施惠，轻赋薄敛，笼络人心。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商汤外出巡游，走到山林之中，看见一个农夫正在布网捕捉飞鸟，网张四面，密不透风。他立即让人把网撤除三面，只留一面，跪在地上祷告道：“天上飞的和地下跑的鸟儿啊，你们想往左飞就往左飞，想往右飞就往右飞，不听话的就往网里飞吧。”这件事情很快就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开了，部落首领们一致认为商汤是一个仁慈之君，于是纷纷叛离夏桀，归附于他（《史记·殷本纪》。）。这个故事虽然有演绎的成分，但至少说明商汤在与夏桀的斗争中是非常关切民生的。
商汤还非常重视任用贤人。孟子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离娄章句下》。）。”这里的“方”是“常”的意思，《焦循正义》解作“惟贤则立，而无常法”。商汤重用的两位贤臣，一个是左相仲虺，一个是右相伊尹，他们两人的出生截然不同：仲虺是夏朝贵族出生，其祖先奚仲曾当过夏朝的车正；伊尹则出生卑微，“天下之贱人”，曾“耕于有莘之野”，后来又给人当过割肉切菜的厨子，但是他“乐尧舜之道”，自诩为“先知先觉（《孟子·万章章句上》。）”。商汤求贤若渴，曾多次拜访他，请他出仕为官，辅佐自己。《墨子》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商汤要去拜访伊尹，让彭氏之子驾车，半道上彭氏之子问道：“您要到哪儿去呢？”商汤答道：“我要去拜访伊尹。”彭氏之子听说去见伊尹，便轻蔑地说：“伊尹只不过是一个地位卑贱的下人，您如果要见他，何必亲自前往？只需下令召见，他就觉得万分荣幸了！”商汤听后非常生气，他说：“你目光短浅，能懂什么？比方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能使人耳聪目明，我当然要想方设法得到这种药。伊尹对于我们商国来说，就是这种良医善药，而你却不让我去拜访伊尹，这是不想让我好啊！”说完，他让彭氏之子下车，不要他驾车了（《墨子·贵义》。）。
商汤在用人问题上不拘一格，唯贤是举，特别是他对于出身卑微的伊尹，敢于突破世俗的偏见，大胆启用，显示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开阔的用人视野。在以后灭夏的斗争中，伊尹帮助他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商汤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同盟越聚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他认为主动向夏桀发起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便开始正式实施灭夏行动。按照伊尹的谋划，商汤采取的是逐个翦除夏桀羽翼，逐步削弱夏朝势力，最终取而代之的策略。
商汤的第一个征伐对象是紧邻的葛邦（今河南宁陵县北）。葛邦是夏王朝所属的一个小邦国，位于亳邑西面，是东方通往夏都的必经之路。为了打开进攻夏都的通道，商汤对葛邦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希望葛人能归顺自己。葛邦首领是一个放浪无礼的人，平时也不祭祀鬼神，经常派人掳掠商人的财物，还残忍地杀死了给田间劳作的人们送饭菜的孩童。对于葛人残暴无耻的行为，商汤实在忍无可忍，如果连自己子民的生命财产都不能保护，怎么可能征服天下呢？于是他决定立即出兵讨伐葛邦，很快用武力征服了第一个夏属邦国《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灭葛初战告捷后，商汤又联合东方四十多个诸侯方国对韦、顾和昆吾这三个藩卫夏都的重要方国发起大规模进攻。韦即豕韦（今河南滑县东），滨于大河东岸；顾的领地在大野泽北面的济水沿岸（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的领地在帝丘（今河南濮阳县南），位于兖豫平原的中心地带。这三个方国分据兖豫大平原，与夏朝联系密切，是夏朝统治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号称“夏伯”的昆吾，不仅地广人众，而且势力强大，是商汤最大的劲敌。（《诗经》中对商汤伐夏进行了生动地描绘：“武王载斾《史记·殷本纪》：“于是汤曰‘吾甚武’，号为武王。）”，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经·商颂·长发》。）。”诗中从正面渲染了商汤起兵伐夏“如火烈烈”的气势，同时又把韦、顾、昆吾三个方国比喻为夏朝这棵老树根上长出的三枝新芽，它们终将连同老树一起被商汤砍伐消灭。在争夺中原的战争中，商汤的军队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很快就征服了韦、顾和昆吾等部落，“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后来在总结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原因时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在力量对比上，商汤此时确实弱于夏桀，但是夏桀实行残暴无道的统治，致使众叛亲离，天怒人怨，这才是导致他在战场上一再失利的根本原因。
韦、顾和昆吾三国被剿灭后，夏王朝失去了东部的重要屏障，完全处于正面受敌的境地。商汤的统治领地则大大扩大，归附他的诸侯方国也越来越多，但是他及时听取了伊尹的建议，暂时避免与夏王朝正面交锋，而是采取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办法。他先停止向夏朝纳贡，以观察夏桀的反应。夏桀果然大怒，下令“起九夷之师”征伐商汤。商汤见九夷部落仍然听命于夏桀，自己可能腹背受敌，于是又假意臣服，恢复纳贡。为了迷惑夏桀，商汤专门到夏都去向夏桀请罪（《史记》中说是夏桀在夏都召见他，而后将其囚禁），被夏桀囚禁在夏台（钧台）。后来他又派伊尹到夏桀身边供职，以便准确掌握夏桀的动向。孟子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伊尹频繁往来于商汤与夏桀之间，必定带有某种目的，因此后人推论这是商汤实施的“谍战”。第二年，商汤又停止向夏朝纳贡，夏桀再次会盟诸侯方国，征调力量讨伐商汤，但此时大多数诸侯方国已经归附商汤，不再听从他的命令了。商汤见天下诸侯纷纷叛夏归己，夏桀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于是便打出顺从天意、为民除暴的旗号，正式兴兵讨伐夏桀。
三
夏、商之间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距夏都不远的鸣条之野（今河南封丘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750—1700年间，史称“鸣条之战”。商汤和仲虺、伊尹率领由众多诸侯方国组成的联盟军队浩浩荡荡地向夏都进发，由七十辆战车和六千步卒组成的精锐部队冲在战阵最前面，夏桀则调集了夏王朝全部主力军队在王都郊外集结，两军对垒于鸣条之野。
会战之前，商汤为了鼓舞商军和诸侯各部士气，在誓师大会上发布了战争动员令，这份动员令被命名为《汤誓》，收录在《尚书》中。从《汤誓》内容和文法来看，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孟子》书中曾引用文中的句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直接说商汤“以告令师，作《汤誓》（《史记·殷本纪》。）”，可见其内容基本是真实可信的。商汤首先向众人说明伐桀灭夏的原因——“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然后历数夏桀“不恤我众”、“舍我穑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等种种暴政罪行，同时也表达了民众反叛夏桀的强烈呼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最后他打出“天命”和“上帝”的旗号，表明起兵讨伐夏桀是奉行上天指令，“致天之罚”，所以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血战到底！
商汤的军队经过动员后，群情激奋，士气大振，而夏桀的军队则士气低落，心怀怨恨。两军交战的那一天，正好遇到了雷雨天气，商军在狂风暴雨中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夏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夏军很快就败下阵来，溃不成军，夏桀带领五百残军仓皇逃亡到三嵏（今山东定陶北）。商汤率军追至三嵏，杀死三嵏的首领，再败夏军。夏桀只得继续向南逃奔至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商汤追至南巢，将其捕获，此时夏桀后悔至极，他对人说：“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史记·夏本纪》。）。”后来商汤将夏桀囚禁在亭山，平定天下后将其杀死。至此汤武革命成功，持续近四百年统治的夏王朝被彻底推翻。
“鸣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战役。从作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来看，商汤并不占有优势。但是从战略谋划与战术运用来看，商汤做得非常成功。首先，他在战略上重视这场战争，把战争的性质上升到“致天之罚”的高度，以此来打消顾虑，动员军队；其次，战前准备工作非常细致完善，尤其是对于敌方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做到准确无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再次，战术运用得当，他指挥军队向西迂回，避实就虚，选择夏军的薄弱环节发起进攻，从而取得一招制胜的奇效。
商汤灭夏以后，回师亳邑，召开了“万方”大会（“亳之会”），他在会上发布《汤诰》，告诫所有归顺于商朝的诸侯方国不要非法无度，放纵享乐，各自要遵守常法，以承受上天赐予的福命。天下诸侯纷纷表示臣服商朝，共同推举商汤为天下之王，于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王朝正式建立。
商朝建立后，商汤时刻警醒自己要以夏为鉴，修德宽政，施惠于民。春秋时期鲁国的贤大夫臧文仲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蔡国声子也说：“《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大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可见，后人对商汤推行德政、以刑罚劝赏诸侯、以仁慈体恤下民的做法是充分认可的。
四
《易大传》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连带了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个是天命，一个是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