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制度崩溃后，列国诸侯、卿大夫开始自铸青铜器，原先用于祭神、祀祖的彝器已失神圣感。由于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金文宗周传统破裂，渐而形成了各自的地域性风格，金文呈现出多元化审美格局。郭沫若认为：“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注：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12页。）关于包括金文在内的先秦即秦代文字的风格划分起自王国维。王国维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一文中将先秦即秦代文字分为东土和西土两个体系。
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同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卷第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朱志荣、李三达认可了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关于金文的南北二系的分类，对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一文中所提出的东土、中土、北土、西土、南土的五系说也表示赞同，但对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中的五分说提出质疑。朱志荣、李三达认为：“综合诸家之说将战国文字划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楚国题铭’和‘秦国题铭’五个部分，由此逐渐形成了五系说。”（注：朱志荣、李三达：《东周金文书法的审美特征》，《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第53页。）朱志荣、李三达认为燕国题铭的文字特色不够鲜明。刘绍刚则认为：“燕系能作为东周文字中独立的一个体系，主要是因为燕国的兵器、玺印等古文字资料非常丰富。”（注：刘绍刚：《东周金文书法艺术简述》，引自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页。）
权力的分化使得东周金文逐渐失去了崇周传统，从而更多地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地域风范，这种特色鲜明的金文书风进一步凸显出地域政治格局的重要性，打破了西周金文所具有的制度意义、等级符号和权威意象的象征意义。综合上述各家对东周金文的见解，可将东周金文的审美格调分为三种具有明确地域审美特性的形态。
其一，齐鲁系。包括齐国、鲁国这样的大国，也包含戴、郑、卫、蔡、虞、虢、陈、邾、杞、薛、滕等小国。这些国家的金文风格虽有差异，但尚有共同特性，线条径直挺拔，结体纵逸多变，体现出很强的地区特色和独立的审美特性。齐、鲁、戴、郑、卫等国虽然保持了些许西周金文敦厚、规训的传统，但已失西周金文整饬、雍和的风范。
其二，楚吴系。包括楚、吴、越、徐、许等国，以线条纤秾曲柔婉为特点。处于徐楚吴越文化圈的金文体系属于南方文化脉系，很早就独具美学风貌。原因是楚、吴、越诸国长期并非传统的儒教文化中心地域，且与周王室长期处于政治、文化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和隔膜甚至一直延续到后世，形成了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雏形。而楚国和中原君主之间的对立关系另有原因。《左传·昭公十二年》曾记载楚国与周王室的恩怨事。
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注：[春秋]左丘明：《春秋左传新注·宣公三年》，下册，赵生群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9～810页。）
西周初年实行分封制，楚国有功却未得周王室册封，这便构成周王室和楚国不睦的起因。沃兴华在《插图本中国书法史》中认为：“西周时，北方君主视楚国为蛮夷，而楚也自认，与彼对抗。据西周铜器《禽簋》、《矢令簋》、《过伯簋》、《簋》等铭文和《诗经》某些篇章的记载，周、楚之间曾发生过许多次战争，甚至‘昭王南征而不复’。楚与周长期不睦，文化隔阂较深，这使得楚文化土生土长，地域特色非常浓厚。”（注：沃兴华：《中国书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3页。）由此可见，楚国和西周王室的对立并非根本性和全方位的，而仅仅局限于对分封的意见，而楚国对中原文化也有所吸纳，只是在吸纳方式和程度上有所节制，且加上了地域性主体意识。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曾说：“南方既是山川相缪之区，又是夷夏交接之域，在楚国强盛起来以后，从典章制度到风土人情，无不参差斑驳。蒙昧与文明，自由与专制，乃至神与人，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社会色彩比北方丰富，生活节奏比北方欢快，思想作风比北方开放，加上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就形成了活泼奔放的风格，而活泼奔放的极点便是怪诞以至虚无。”（注：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楚人历来崇信鬼魂说，喜尚巫术，爱好占卜，保留有氏族时代后期的原始宗教观念，因此，楚国文化与中原礼乐文化的高度理性的精神有所不同。楚文化这种以巫文化为特征的文化类别虽然说在整体上落后于中原文化，却独具审美风范，并为楚文化注入了一种浪漫诡谲的元素，从而影响到楚国的书法风格，并造就出楚国及周边国度金文诡幻流美的格调。
楚国金文的宗周倾向仅在早期维持过较为短暂的一段时间，随后便掺入了花体杂篆成分，以《楚公钟》、《楚公逆镈》为代表。《楚公钟》和《楚公逆镈》上的虽然保留有西周金文的面貌，但在书体的构成、线条的形态及书法运动节奏上已自成格调。《楚公钟》是公元前876年至公元前842年楚国熊挚红时的器物。沃兴华认为《楚公钟》“虽仅两行，但章法绝妙，每个字大小错落，中心线改变垂直相连的宗周特色，左右腾挪，俯仰取势，从上而下如高山激流，中阻顽石，宛转逶迤，曲尽风姿。”（注：沃兴华：《金文书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而《楚公逆镈》为公元前799年至公元前790年楚国熊鄂时期的器物。“此器宋代出土，后来遗失，现在所见到的铭文摹本是宋人著录的刻本。风格奇诎古拙。”（注：沃兴华：《金文书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沃兴华从文字的造型美学的角度判定：“以上两器都作于西周，可以说明楚金文从一开始就与宗周的风格不同，有‘荆南霸气’与‘荆楚雄风’的地域特色。”（注：沃兴华：《金文书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花体杂篆是楚金文独具地域风范的标志性要素，且在大篆隶变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花体杂篆作为南系书风的主流形态，在吴、越、徐、蔡等地域皆有影响。究其渊源，花体杂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楚人对龙、凤图腾的崇拜。楚人将对龙凤图腾的崇拜心理融化到花体杂篆的创制过程造中，从而在书法领域再现了楚人独特的想象力。
后期的楚金文逐渐朝中原的美学观靠拢，终于摒弃了花体杂篆过度的装饰意趣，在文化上回归到大一统的精神世界。这一时期，楚金文吸纳了中原地区金文书体的特点，并与花体杂篆相融合，创造出一种结体趋于扁方、线条流美、圆笔钝笔交错使用的书体，展示出一种锦绣横陈、珠玑罗列的风范，进而推动了楚金文走向成熟，这种草篆的意趣已然透露出诸多金文隶变的信息。
其三，秦晋系。包括秦国和晋国。朱志荣、李三达认为：“三晋金文除线条外，其余部分的特征也不明显，不宜独立成系。”（注：朱志荣、李三达：《东周金文书法的审美特征》，《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第53页。）晋国金文虽无以自成体系，而由于与秦国毗邻，两国金文风格有其相近之处。相对于中原齐鲁诸国，秦、晋两国毗邻西周故地，文化受周王朝影响较重，秦晋系书风皆有浓重的宗周传统。秦晋金文书系，以秦国为核心。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一文对此有过明确论述。
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刬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件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卷第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1~152页。）
秦晋与西戎部族杂居，民风强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共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注：[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3263页。）《赵国史稿》一书也认为：“战国后期，赵几乎成为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也主要是靠它的军事力量。赵国军事人才辈出，前有廉颇、赵奢，后有庞煖、李牧，甚至齐国的田单及燕将乐毅也一度到赵国为赵所用。以是，赵国军队屡次击破秦人。直到赵最后败亡前夕，还连败秦军于团刁之下。”（注：沈长云、魏建震、白国红：《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页。）三晋及秦地之民多尚武之气，此民风也波及其金文书风，并催化与培植出秦晋两地偏少温柔之旨的书风。秦国金文书以《秦公簋》为代表，线条以丰腴厚重为特点。秦晋地区质朴、刚直的书风一直延续于今。朱志荣、李三达将东周金文分为齐、秦、楚三系，并对三地金文书风作出了评述。
秦系金文则继承西周遗风逐渐发展成为厚重沉稳的字体，给人端正、务实之感，但其线条的丰腴又呈现出西土粗犷豪放的风情，一派阳刚之美。秦系金文的布局从一开始就体现出规范端正的趋向。秦国商鞅变法之后，法家思想盛行，以务实为尚，故在金文字体的演变中也崇尚平整端正，不过度美化的实用型风格。地域化风格在东周金文中仍表现出一定的规律，东北部的齐系、南部的楚系、西部的秦系——都是处于以西周王畿为中心区域的外围上，也就是说其风格的形成具有放射性的特点。而居于中央的三晋风格则是在三种独立风格的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杂糅形态。而这样的三种风格与国家的实力和文化差异相联系又恰恰构成一种交织作用的结构模式。楚地民俗祝发文身，蛮夷自居，在青铜器铭文上却更加注重形式的整体美感，在艺术上的追求要远远超过内陆保守的秦系金文，并且表现出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风貌，对青铜器铭文的发展贡献最大。（注：朱志荣、李三达：《东周金文书法的审美特征》，《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第56页。）
总体而论，东周的金文已摆脱了宗教仪式的文化负担，具备了较为独立的审美因素，东周金文最为显著的进步便是催生出一种线条蜿蜒、体势修长的金文大篆。东周金文在追求唯美倾向的同时，其书体也朝简率、随意以及草化方向发展。东周金文中楚吴系率先呈现出不同于齐鲁系、秦晋系金文的独特文化内涵，较早摆脱了西周的较为严苛的政教思想的束缚，而其尊崇巫教传统的结果则是意外地获得了更为纯粹的艺术化的理念。楚金文所呈现的花体杂篆也在艺术化的层面促进了金文的整体性成熟，并为金文的隶变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