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之学说
传及其著书
《史记·孟荀列传》曰：“墨翟，宋大夫，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今《墨子·耕柱》篇有墨子与子夏之徒问答之语，则墨子之生年当与七十子略同。汪氏中《墨子序》曰：
（按，《耕柱》《鲁问》二篇，墨子于鲁阳文子多所陈说。）《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韦昭注曰：“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其言实出《世本》。故《贵义》篇：“墨子南游于楚，见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献惠王之为惠王，犹顷襄王之为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景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艺文志》以为在孔子后者，是也。《非攻》中篇言智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句践称霸之后。（《鲁问》篇：越王“请裂吴故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证。）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鲁问》]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欤！
其考墨子之生世，可谓最详核者矣。
《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今所存者五十三篇，其为墨子自撰与否，今不可考，然非一人之作，则甚明也。汪氏中谓“《所染》篇亦见《吕氏春秋》。其言宋康染于唐鞅、田不礼。宋康之灭，在楚惠王卒后一百五十七年。”《亲士》篇末“言吴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所及知也”。（《墨子序》）则《墨子》一书当在战国时为墨子之学者所编纂也。
就墨子之学之所从出，则有二说：一以为出于夏礼，一以为出于史佚。主张第一说者为阳湖孙氏（星衍），其言曰：
墨子与孔异者，其学出于夏礼。司马迁称其善守御，为节用。班固称其贵俭、兼爱、上贤、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长。而皆不知墨学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识过于迁、固。古人不虚作，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韩非著书亦载弃灰之法。墨子有节用，节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吾无间然。”又曰：“礼，与其奢宁俭。”又曰：“道千乘之国，节用。”是孔子未尝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义，《兼爱》是尽力沟洫之义。孟子称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称禹亲自操橐耜而杂天下之山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列子称禹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吕不伟[韦]称禹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皆与《书》《传》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过其门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同。其节葬，亦禹法也。尸子称禹之丧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当为‘月’）。”见《后汉书》注。《淮南子·要略》称禹之时，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又，《齐俗》称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诱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礼。”《韩非子·显学》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而此书《公孟》篇：墨子谓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谓（子）墨子曰：“予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当为‘月’）之丧亦非也”云云，然则三月之丧，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墨子〔注〕后序》）
同时江都汪氏驳之曰：
季仇谓墨子之学出于禹，其论伟矣！非独禽滑厘有是言也，庄周之书则亦道之，曰：“不以自苦为极者，非禹之道”，是皆谓墨之道与禹同耳，非谓其出于禹也。昔在成周，礼器大备，凡古之道术皆设官以掌之。官失其业，九流以兴，于是各执一术以为学。讳其所自[从]出，而托于上古神圣，以为名高，不曰“神农”，则曰“黄帝”。墨子质实，未尝援人以自重。其则古昔，称先王，言“尧舜禹汤文武”者六，言“禹汤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尝专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学之出于禹也。公孟言[谓]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则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属之“言服”，甚明而易晓。然则谓墨子背周而从夏者，非也。惟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倍谲不同，自谓别墨，然后托于禹以自尊其术，而淮南著之书尔。虽然，谓墨子之学出于禹，未害也。谓禹制三月之丧，则尸子之误也……故其《节葬》曰：“圣王制为节葬之法”，又曰：“墨子制为节葬之法”，则谓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丧也（按，此字当衍），以薄为其道。”（按，《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墨[庄]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韩非子·显学》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其言是也。
主张第二说者则为江都汪氏中。其言曰：
周太史尹佚实为文王所访，（《晋语》）克商营洛，祝笑迁鼎，有劳于王室。（《周书·克殷解》、《书·洛诰》）成王听朝，与周、召、太公，同为四辅（《贾谊新书·保傅》篇），数有论谏。（《淮南子·主术训》、《史记·晋世家》）身没而言立。（东迁以后，）鲁季文子、（《春秋传》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晋荀偃、（襄十五[四]年）叔向、（《国语》）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并见引重。遗书十二篇，刘向校书，列诸墨六家之首。《说苑·政理》篇亦载其文。庄子[周]述墨者[家]之学而原其始，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天下》篇）可谓知言矣。古之史官实秉礼经以成国典，其学皆有所受。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吕氏春秋·当染》篇）其渊源所渐，（固）可考而知也。刘向以为出于清庙之哥。夫有事于庙者，非巫则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书至汉具存，而夏之礼在周已不足征，则庄周、禽滑厘傅之禹者，（《庄子·天下》篇、《列子·杨朱》篇）非也。（《墨子序》）
以上孙、汪二说各有所本。然余则以墨子为孔子之徒，特持论稍异耳。《淮南子·要略训》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云云，是墨子虽未必躬受业于孔子，其曾与孔子之徒相讲习，明矣。今比较儒墨二家之说：则孔子说“仁”，墨子说“爱”，其根本主义同；其称述尧舜禹汤文武也同；其游说诸侯思以其道易天下也同。其所不同者，只墨子之较孔子，更近于功利主义耳。决非如老子之说与孔子全相反对者也。善夫江都汪氏之言曰：
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畜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过“枉”矣……至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而[之]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
可谓知言者矣。
形而上学=天与鬼
墨子之学说限于道德政治之范围，与孔子同，然其求道德政治之原理于天之意志，则孔子之所未尝及也。其《法仪》篇云：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刍羊、豢犬猪，絮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耶？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其《天志》三篇亦不外此篇之意，曰：“天为贵，天为知”，是可知其以天为全知全能者也。
墨子于信天之外，又信鬼神。其证鬼神之存在：
（一）主由经验上立论，殊由历史上证明之，曰：
是与天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若是，何以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可[何]谓无乎……若以众之所同见，与众之所同闻，则若昔者杜伯是也……
除杜伯一事外，又杂引郑、燕、宋、齐诸国之史以明之，以断定无鬼论之非。
（二）墨子又以若以众人之耳目为不足信，则请征之于圣王。“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他圣王亦然。“其赏也必于祖，其罚[修]也必于社”，其始建国也，必立宗庙社稷，故古圣人[王]必皆以鬼神为有也。故《诗》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书》曰：“赏于祖而修于社。”由此观之，执无鬼论者，可谓之“反圣王之务”也。
然墨子之“明鬼”非真信鬼神之存在，特自道德政治二方面观之，则以为不信鬼神，其道德政治之说均归于无效也。故曰：
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今执无鬼论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疑天下之众，使天下之众皆疑惑乎鬼神有无之别，是以天下乱。（《明鬼》下）
此墨子之明鬼，全从道德政治之立脚地出者，其尊天之意亦不外此。故“子墨子置立天之（当作‘志’），以为仪法”。（《天志》下）则其天与鬼之说，为政治道德上整理的原理，而非形而上学建设的原理，甚明也。
伦理学=爱与利
墨子既以天之意志在兼爱兼利，故人自不可不法天之兼爱兼利。此不独个人宜然，国家尤甚。其《兼爱》篇上曰：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