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加尔文·德克斯特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他和安琪拉正一起躺在床上。他抚摸着她渐渐隆起的肚子，谈论着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富裕的律师，他们会在韦斯切斯特或费厄菲尔德县郊外拥有一座漂亮的别墅。
他们的女儿阿曼达·琼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出生，分娩引起了并发症。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一样。这对夫妻再也不会自然怀孕了，再要孩子只能领养。安琪拉的家庭牧师告诉她，这是天主的旨意，她必须接受主的意愿。
那年夏天，加尔文·德克斯特以班级前五名的成绩毕业，并于秋天开始了他在法学院的三年攻读。生活很艰苦，但马洛齐家庭全家动员起来了；丈母娘负责照顾婴儿阿曼达·琼，这样安琪拉就可以继续去上班。加尔文仍想当一名全日制学生而不是上夜校，因为法律课程的夜校要再多花一年时间。
在法学院的前两年，他仍在暑假期间出卖体力去打工，但到了第三年，他在曼哈顿著名的霍尼曼·弗莱舍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
福德姆大学一直保存着一份校友通讯录，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有三位资深的合伙人，都是福德姆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导师的介绍下，德克斯特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暑期法律助理员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夏天，他父亲去世了。从越南返回后，他们不经常见面，因为父亲永远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不回到建筑工地，与安全帽相伴终生。
但德克斯特与妻子安琪拉曾去看望过他，借用马洛齐先生的汽车，让老德克斯特看了看他唯一的孙女。他死得很突然。突发心脏病把这位建筑工人击倒在一个工地上。儿子孤独地去参加了寒碜的葬礼。儿子曾经指望父亲能够参加他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并能为自己受过教育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父亲没能看到这一天。
那年夏天他毕业了，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之前，他在霍尼曼·弗莱舍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初级的但是全职的工作，这是他从部队退伍后七年来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霍尼曼·弗莱舍崇尚自由，对共和党人士敬而远之。为表明事务所积极的社会意识，特地设立了一个公益部门，免费为穷人和弱者担任法律代理人。
但那些高级合伙人觉得没必要夸大他们的社会理想，这个公益部门一直只配备着几个收入最低的新手。一九七八年秋天，加尔文·德克斯特成了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里一名级别最低的职员。
德克斯特没有抱怨。他需要钱，他珍爱这份工作，而且通过为穷人提供法律帮助，他获得了比单一专业更为丰富的经历。他可以得到出庭的机会：为一些轻微罪行、疏忽渎职和其他有争议的指控进行辩护。
那年冬天，事务所的一位女秘书出现在他那间简陋的小办公室门口，朝他晃着一份卷宗。
“是什么案子？”他问道。
“移民上诉，”她说，“罗杰说他没时间处理。”
公益处负责人罗杰如果碰上有油水的案子就会留给自己，相比之下，移民事务完全没有油水。
德克斯特叹了一口气，开始埋头阅读这份新卷宗的详情。听证会将在第二天举行。
那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九节 难民
当时在纽约有一个慈善机构叫“关注难民”，其工作人员自称为“忧国忧民的公民”；还有一种戏称是“行善者”。
这个机构自定的任务是，睁大眼睛注视那些被海浪冲到美国海滩上的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些人希望美国能够履行刻在自由女神铜像基座上的那些文字，希望美国能收留他们。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难民孤苦凄凉，被抢掠一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求生存的挣扎中花尽了最后的积蓄，而且通常顶多只能说一些只言片语的英文。
他们的直接对手是美国移民与入籍局。该机关的集体意见往往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申请入籍者都是江湖骗子，应该被遣送回原籍，或任何其他地方。
一九七八年初冬的那天，放在加尔文·德克斯特办公桌上的卷宗，是关于从柬埔寨逃出来的一对夫妻——孟鸿先生和夫人的。
孟鸿先生已经代表他们夫妻俩做了一份长长的声明笔录。这位受过法语教育的柬埔寨人是用法语陈述的，经翻译后，他的故事呈现在律师面前。
自一九七五年起，柬埔寨的统治者是波尔布特，此人是一个疯子、弑杀成性的暴君，他手下有一支狂热的军队——红色高棉。这在美国广为人知，后来因电影《杀戮的田野》而更加为世人所知。
波尔布特有一些浮躁的梦想，想让他的国家回归到某种农耕石器时代。他的幻想充满了对城里人和任何受过教育的人的刻骨仇恨。这些人应该被处决。
孟鸿先生声称，他原是柬埔寨首都金边一所高级中学的校长。他的妻子是一家私人诊所的护士。显然，两人都属于红色高棉要处决的人。
当形势越来越严峻时，他们躲藏起来，在朋友和同事的房子东躲西藏，经常转移住所，直到最后，朋友和同事们也全都遭到逮捕。
孟鸿先生在声明中说，他们不可能潜逃到越南或泰国边境，因为在乡村，到处布满了为红色高棉通风报信的人，而他根本不像一个农民。然而他设法买通了一个卡车司机，这人同意把他们偷运出金边，穿越乡间抵达磅逊港。他用最后剩余的积蓄，说服一艘韩国货轮的船长带他们离开形同地狱的祖国。
他不在意、也不知道“仁川之星”这艘船舶驶往何处。结果它载着柚木去了美国纽约港。抵达美国后，他没去回避当局，而是直接报告并申请获准居留。
在听证会的前夜，德克斯特坐在厨房桌子边整夜没合眼，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睡在相距几米的隔壁房间里。这个听证会是他第一次上诉辩护，他要为这个难民尽他最大的努力。读完当事人陈述之后，他去翻阅移民局的答复。官方的回复口气相当强硬。
在每个美国城市，最高官员是地区行政长官。第一道障碍就是这个地区行政长官办公室。负责这个案例的行政办公室官员，以奇怪的理由拒绝了这项避难要求，他说按照美国传统，孟鸿夫妻应该去柬埔寨当地的美国使馆或领馆提出申请，并排队等候。
德克斯特觉得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几年前当红色高棉冲进金边时，所有的美国外交人员已经撤离了柬埔寨首都。
在第一道关卡遭拒绝，就把孟鸿夫妻推到了办理驱逐手续的程序之中。就在此时，“关注难民”组织听到了这个消息并尽力为他们辩解。
根据程序，申请入境人在地区行政长官办公室的听证会上遭拒绝后，可以请求举行一个更高层次的听证会，即有避难听证官在场的行政听证会。
德克斯特注意到在第一次听证会上，移民局的第二个拒绝理由是，孟鸿夫妇不符合遭受迫害的五条基本理由：人种、国籍、宗教、政治信仰和社会阶级。他觉得他可以指出，作为狂热的反共人士（他会去叮嘱孟鸿先生）和校长，当事人至少符合最后两条。
在明天的听证会上，他的任务是请求避难听证官，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第243（H）条，实施“暂缓驱逐”的宽限。
在其中一张资料的下面，“关注难民”的某个工作人员用小号字打印了一条注释，注明避难听证官名叫诺尔曼·罗斯。这个信息很有意义。
德克斯特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联邦广场二十六号的移民与入籍局大楼，去会见他的当事人。他本人并不高大，但孟鸿夫妇更矮小，孟鸿夫人就像一个娇小的娃娃。她透过啤酒瓶底般的眼镜观察着这个世界。律师手头上的卷宗告诉他，这对当事人的年龄分别为四十八岁和四十五岁。
孟鸿先生似乎很平静，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因为加尔文·德克斯特不会说法语，“关注难民”组织派来了一名女译员。
德克斯特把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用在了回顾那份原陈述上面，但发现没有什么可添加或要删除的。
这种案子的听证不是在真正的法庭上进行，而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听证之前五分钟，他们被引了进来。
如同律师所猜测的那样，地区行政长官的那位代表，仍坚持在首次听证会上做出过的拒绝避难申请的论证。没有什么可以增加或删减的。罗斯先生坐在办公桌后面，阅读着记载在卷宗里的、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的那番争论，然后朝着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派来的这位新手扬了扬眉毛。
加尔文·德克斯特听到在他的身后，孟鸿先生正在对他的妻子说话：“我们必须指望这年轻人能成功，要不然我们会被送回去受死。”但他是用他的本国语言说的。
德克斯特先去反驳地区行政长官的第一条论据：自从红色高棉的杀戮开始之后，在金边已经没有美国的外交或领事机构了。最近的也要到泰国的曼谷，这是孟鸿夫妇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地方。他注意到罗斯先生的嘴角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而来自移民局的那个人已经脸色涨红了。
律师的主要任务是表明，面对红色高棉致命的狂热，任何像他的当事人那样明显的反共人士，都注定会被抓起来受刑、处死。即便不是反共人士，这位具有大学文凭的校长无疑也会因为受过教育而遭处决。
头天晚上德克斯特获悉，诺尔曼·罗斯先生并不是一直姓罗斯。他的父亲塞缪尔·罗森在世纪之交抵达美国，来自现在的波兰某地区，为的是逃离俄国沙皇的迫害，这种迫害那时是由哥萨克骑兵实施的。
“先生，把这些两手空空地来到这里、只是为了寻求生存机会的人拒之门外是很容易的。说声不行就走开是很容易的。告诉这两个人，说这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应该回去遭逮捕、受刑、处决，是不用花费成本的。”
“可我问您，假定我们的先辈是这样回绝的，我们先辈的先辈是这样回绝的，那么，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回到已成为屠宰场的祖国时，有多少人会说：‘我去了自由之地，但他们关上大门把我送回来受死。’有多少人，罗斯先生？一百万？接近一千万。我请求您，不是从法律的角度，不是从一位聪明的律师获得一次成功的意义上，而是从莎士比亚称之为仁慈的本质这个角度，我请求您宣布，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我们可以为已经失去了除生命之外的一切、仅仅寻求一次求生机会的一对夫妻，提供容身之地。”
诺尔曼·罗斯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看了好几分钟时间。然后他把铅笔当作木槌在办公桌上敲了一下，并宣布：“暂缓驱逐。下一个案例。”
来自“关注难民”的那位女士，激动地用法语把结果告诉了孟鸿夫妇。其后的手续会由她和她的组织去办理。会有一些行政程序，但不需要辩护了。孟鸿夫妇现在可在政府的保护下留在美国，最后还能获准工作、避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可以入籍。
德克斯特朝她微笑着说她可以走了，然后他转向孟鸿先生说：“我们去那边的自助餐厅，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的是孟鸿先生的本国语言——越南语。
在那家地下餐厅角落里的一张餐桌边，德克斯特检查了柬埔寨人的护照和身份证。
“这些证件已经由西方几位最优秀的专家检验过了，是真实的。你是怎么弄到它们的？”
这位难民看着他娇小的妻子。
“是她制作的。她是义族人。”
越南有一个叫义的宗族，几个世纪以来，顺化地区的学者大都是出自这个宗族。他们有一项历代相传的书法专长，曾为皇帝撰写宫廷文书。
到了现代，尤其是一九四五年开始抗法战争后，他们绝对耐心、细致和令人惊异的制图术，让世界上最高明的伪造证件者相形见绌。
这位戴着瓶底眼镜的小个子妇女因长期的战争而损失了视力，她曾俯伏在一个地下工作室里制作通行证和身份证。这些证件是如此完美，越共特工可以拿着它们随意地进出南越的每一座城市，从来没被抓住过。
加尔文·德克斯特把护照和身份证递了回去。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来这里？”
妻子开始轻声哭泣，她的丈夫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名字叫阮文镇，”他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是逃出来的。至少这部分是真实的。我在越南的一个集中营里被关了三年。”
“那为什么要假装是柬埔寨人？美国已经接受了在那场战争中曾与我们一起战斗的许多南越人。”
“因为我曾经是越共的一名少校。”
德克斯特缓慢地点点头。
“这也许会是一个问题，”他承认道，“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生于一九三〇年，在最南方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所以我懂一点高棉语。我的家庭并不信仰共产主义，我父亲是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他用这种思想教育和抚养我长大。”
“这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转向共产党了？”
“那是我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进了集中营的原因。其实我不是共产党，我假装是。”
“说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是在法国人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尽管我渴望在长大后要为独立而奋斗。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来了，把法国人赶了出去，虽然维希政府的法国实际上也是与法西斯站在一边的。于是我们转而抗击日本人。”
“领导抵抗运动的是以胡志明为首的人。他们比那些民族主义者更高效、更老练、更残酷无情。这时许多人改变了立场，但我父亲没有。一九四五年日本人败走后，胡志明成了民族英雄。当时我十五岁，已经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法国人回来了。”
“然后就是九年的战争。胡志明的‘明越’抵抗运动吸纳了所有的其他抵抗力量。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清除掉了。我也参加了那场战争。一九五四年，法国人在奠边府被打败时，我也是搬运大炮上山的人海中的一员。然后是《日内瓦协定》，一个新的灾难。我的祖国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个部分。”
“你重新参战了？”